希尔伯列克：史念原始佛法 17 汉明帝

　　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因此派遣秦景等人出使西域求取佛经。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事实上，以公元纪元前丝路的贸易繁荣情况推论，佛教早已传入民间，只是还未受到王室的重视才没有记载而已。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给予博士弟子景庐，即是一例。若非民间信仰早已交流，怎会知道「金人」象徵「佛陀」？又怎麽知道要前往「西域」取经？

　　帝王因为「夜梦金人」而启发佛教信仰，这就说明信仰的动机是在「梦兆瑞应」，而不是因为「知法见法」的感动而信佛。帝王如此，民间更是如此。后汉书记载─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公元65年，他为了救赎死刑犯，更乐捐黄缣白纨30匹。明帝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二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伊蒲塞」就是「优波塞」，男居士的意思。「桑门」似即「沙门」，「桑门之盛馔」应是供养沙门的意思。当时的佛教依附于黄老祠祀之下，没有纯粹独立的地位，一开始就把佛陀当做神明来祀奉。这就说明了高度文化的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文化思想下来接受适合自己需要的佛教，而不是以纯淨的信仰来学习佛教。这种心态严重地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开展。

　　中国自秦始皇时代神仙思想就已出现，求「长生不老」尚且不及，那能接受「无常、苦、无我」的佛教信仰。到了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年间，窦皇后好黄老之学，黄老思想日趋隆盛；公元前125年，淮南王刘安召集黄老之徒，撰述「淮南子」内书21篇，外书33篇，中书8篇，使得黄老之术逐渐展开。到了公元纪元前后，黄老的「清淨无为」与神仙的「虚无神祕」结合了「谶纬图术」，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祠祀形态，而这时的印度大乘运动方兴未艾，塔寺崇拜的风气伴随着般若思想与阿弥陀淨土思想，正旺盛地推动着大乘思想的开展，也已经不再强调「无常、苦、无我」的教义了。于是，「塔寺」与「祠祀」，「般若空义」与「清淨无为」，「淨土」与「仙境」，渐渐有了相容之处，再加上丝路的交易频繁，中国就慢慢地提供了一个同步于大乘法发展的空间。公元60年，邻近西域的西北印，已经归属贵霜王朝的领域，犍陀罗美术与摩偷罗美术也已开始萌芽。汉明帝于公元64年夜梦的「金人」，可能就是贵霜王朝塑绘的本生菩萨像。当时大乘思想的佛身观，不论是般若思想的「定中见佛」，或淨土的「无量光佛」，乃至修行人的「梦中见佛」，均已在印度发展出来；由西南印度的卡尔达马喀王朝，经过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转到西域，开始传入中国。这样的人文时空因缘，自然会有助于大乘法在中国的开展。证诸于公元75年，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佛寺，绘以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并绘释迦佛像，设置于清凉台。同年洛阳白马寺创建。这些活动都深具大乘人的热诚及西北印的风格。反观公元71年竺法兰尊者所译的「十住断结经」，以及公元151年后，安世高尊者所译的「七处三观经」、「普法义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却一直被视为小乘经典，未予重视、实践；一直到公元166年，后汉桓帝还是在「祭黄老、浮屠于濯龙宫」。公元179年，支缕迦谶译「般若道品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等，大乘思想的具体内涵才开始传入。公元180年，后汉灵帝的信仰仍止于「设斋于洛阳佛塔寺，并悬绘、烧香、散花、燃灯。」毕竟这些信仰仪式的表达，要比修持法义容易多了。延宕到公元255年，竹林七贤开启魏晋清谈之风后，般若思想才藉着老庄思想蓬勃地在中国思想界展开来。

　　千里取经，百年译经，丰富的文字经法，若无正直的僧伽来住持、教导，还是只能随着文化流俗的变迁来推动，随着人心好恶的趋向来捡择而已。千古以来，大乘法就是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流传着，中国人也努力地依照着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教义，开展教法；淨土如此，般若如此，禅宗如此，天台如此，华严也是如此。公元1990年的时代裡，深愿有志的学人都能不畏艰难，运用心智的能力，跨越千年时空的轨迹，认真探索正法的原貌。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后汉书

　　3.佛典汉译之研究（王文颜，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4.佛教史年表（慈怡，佛光出版社，1987）

　　5.当代学人谈佛教（杨惠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

　　6.图说世界的历史（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