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到西方的禅文学

　　华人作家高行健荣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位华文作家获此殊荣，尤其根据国内外媒体报导指出，他的作品充满东方禅学气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禅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在西方人眼中，禅是什麽？为什麽他们会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禅味？禅宗语录影响文风其实禅宗和文学的关系深远，例如「作家」一词就是禅宗常用语，其原意虽指善作诗文的人，但因禅者也常以诗文举扬禅旨，所以为师的人如果能体得真实义，而能善巧度众也被称为作家。也许有人会认为，佛教所说的诸法实相是绝对的真理，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名相来表现，所谓「言语道断，心行灭处」，禅宗尤其主张把嘴巴挂在墙上。但既然否定了语言文字，那又为什麽创造三藏十二部经出来？佛、菩萨又为什麽那麽热心地说法传道？禅宗语录又何以是各宗派中数量最多的？《金刚经》说∶「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意思是说已形成言说的就不是般若，然而般若之名却只能用语言来确定。所以，它是不可言说又不得不说的。换言之，文字相是一种虚玄的假相，但这个假相却可利用以表示实相。语言虽然不能等同於实相，而只是表达手段而已，但作为表达手段是很重要的。由此可知，为什麽佛经语录占了那麽大的部头，因为禅宗主张「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但又承认需要假文言以明其旨。《宋高僧传》作者赞宁说过∶「不立文字者，经云∶『不著文字，不离文字』，非无文字。能如是修，不见修相也。」由佛典中佛陀的说法方式，和在固有语录体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唐宋禅僧语录，因内容或机智、含蓄、或嘻笑怒骂、奇突不凡，不仅影响到当时文人的文风，且影响其思想和生活方式。情景交融的文学意境
　　而将禅带入文学，不但可以使文学富有禅趣，还可进入轻安娱悦、闲淡自然的意境中。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指出∶经中说，宇宙的山河大地、花草树木等万事万物，都是这颗本性光明清净的如来藏心所幻生的。例如∶深受南禅影响唐代诗人王维的自然山水诗，就表现出解脱尘扰的怡悦安适心境，而且往往不用说理的语言，而是在生动的意境中自然地流露。他的〈送别〉诗∶「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诗中透露出对现实人事不得志，所以向往超离世事的隐逸生活，但王维在结句中以舒卷自由的白云，来表现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徵（禅家有云水之语），也是禅心的流露。大陆学者孙昌武指出，禅宗的顿悟境界有几个特徵，既然一机一境都是法身的具体体现，认识它也就是认识法身整体，因此一切境界必然是完整浑成的；禅表现在生活之中，体现禅趣的境界是生机勃勃的，不是僵死枯寂的；外境本空，人们观照外境不能执著，必须除去一切尘劳妄念，达到自净自定。这些特徵表现在文学的境界上，往往是浑然一体、生动活泼、情景交融的，所以汉诗中常见略掉主词，也可视为忘我境界的表现。例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因为诗中句子没有主词，曾造成外国人学习的困扰，於是诗人余光中为外国人讲解时改成∶「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俳句表达直观的禅意
　　南宗禅自诩「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心法，讲「单刀直入」地识心见性，主张顿悟可以成佛，表现在文学上就特别强调直觉、暗示、感应、联想在体悟中的作用。这种看法，传入东瀛後也给日本文学界很大的影响。铃木大拙在其名著《禅与日本文化》中指出，深受禅学影响的日本艺术家，都会尽量用最少的词句和笔触去表现自己的感情，因为如果把感情全部表现出来，那麽暗示的馀地就会化为乌有，而暗示力可以说是日本文学的奥秘。
　　禅所重视的「悟」，被视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最高境界，其实这种看法在古代中国已有，例如《沧浪诗话》已指出「妙悟」、「悟第一义」为鉴赏标准。铃木大拙也认为，悟是直接洞察我们自身的存在，求助於直觉的理解方法，悟性原则就是到达事物的真理而不依靠概念，也就是应该用直觉而不是概念去把握生命及事物的终极真理。深受禅宗影响的日本俳句本身并不表达任何思想，它只用表现去反映直觉，而且这种表现，也不是诗人头脑中用修辞的手法构筑而成的，而是最初直观的直接反映、直观的本身。
　　芭蕉是日本俳句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代表性俳句∶「古老一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由这首俳句可以知道芭蕉的世界是一个宁静的世界，他站在古老的池塘边，感觉他和古池融合为一体。俳句的意图，是在创造出最适当的表象去唤醒他人心中本来的直觉，而芭蕉的这篇俳句就是如此，不懂俳句的人，看到的只是古池、入水之蛙、水等人人皆知的事象排列，或者是几个感叹词和动词，却不能领略这俳句中，还表现出了极深的直觉真理。欧美披头禅的冲击
　　一般说来，西方人的心理是秩序的、逻辑的，东方人的心理则是直觉的。直觉式的心理当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它在处理生活的根本大事诸如宗教、艺术、形而上学等相关事情的时候，就显示出其优越性，禅宗的这种思想传入欧美，给了欧美不小的冲击。
　　由於铃木大拙的介绍，影响了50年代末期出现的披头族的许多作家、画家、音乐家，形成披头禅（Beat Zen）之狂潮。「披头」（Beat）这个字原先是克路亚格（Jack Kerouac）所取的名词，有「被打垮」的意思，指战後默默被祝福的男女青年，又穷又落魄又懒惰，到处游荡。克路亚格写的畅销书The DharmaBums（《达摩游荡者》），描写两位美国青年僧组出家团体Dharma Bums，游化四方，以唤醒美国的自由真精神，影响披头时期的男女青年、诗人。
　　陈元音在《禅与美国文学》中指出，当时有一批年轻文人走上自由之路，前往加州北海岸广大山区，在无边的西部天空下享受以佛教为基础的美国品牌山中神秘主义。他们被来自东方的禅吸引住，因为禅主张接近自然、一切随缘，被认为是应时的苦口良药，可化解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感，并松懈二元对立的紧张、改变他们念头。
　　尤其三祖僧璨的《信心铭》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是直接否定了善恶二元论的警语，特别引起披头族的认同，因为《信心铭》大受西方人士的欢迎，所以圣严法师的英文著作也有Faith in Mind（《信心铭》讲录），以接引大众。
　　尽管披头禅被人笑称是进口的二手货，不是正统禅，但由於披头禅者的热忱与疯狂，始有後来在美国各地禅中心如雨後春笋般的林立。1965年开始美国更有嬉皮禅（Hippis Zen），崇拜唐朝诗人寒山诗中的自然风光。和披头禅约莫同一时期，欧洲流行的是存在主义，铃木大拙曾在他的著作《禅与生活》中提到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与禅的关系，和当代的思潮相应和，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存在主义发生背景也和美国披头禅相似，所以梅拉（NormanMailer）称披头禅是「美国存在主义者」，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
　　存在主义还影响了後来的荒谬剧，而荒谬剧的表现方式常被人认为很有禅意。佛化文学尚待耕耘了解了禅在西方的发展之後，就可以知道高行健的作品，为何会被西方认为很具有禅味，也可以是给我们检验《灵山》这部小说一个很好的线索。看到高行健的得奖，对於佛法昌盛的台湾，也许可以是个鼓励，因为我们应该有很好的环境可以写出佛教文学的作品，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丁敏就指出，我们虽然有很好的环境，但从事佛化文学的人还很少，是一个尚待耕耘的领域。提到最近的佛化文学作品，她特别推崇梁寒衣的《迦陵之音》中的〈杀死和尚〉；而最新的中篇小说《慧心莲》则是文坛老将陈若曦的佛化文学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