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
　　杨联芬
　　[西安]陕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2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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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联芬(1963-)，女，四川荥经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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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苏曼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开风气之先者。他对拜伦、雪莱的翻译，他的文学 创作，以及他自由不羁、多情放诞的单纯气质，都成为五四浪漫作家的精神资源。他为 现代文学贡献的艺术形象——叛逆、孤独而感伤的飘零者——也成为五四浪漫小说的经 典形象。探讨五四浪漫派与苏曼殊的关系，是理解现代中国浪漫主义产生与沉寂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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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3-0022-06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苏曼殊是又一位介于“新”与“旧”之间的作家。他写有不少 哀情小说，一向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鼻祖。而他又最早翻译拜伦，其译作《拜伦诗选 》(注：Byron，苏曼殊译作“拜轮”。今按后来通行的译名，将曼殊的“拜轮”一律作 “拜伦”。)和创作的那些极富浪漫情调的爱情诗，都极大地滋润和影响过五四那一代 浪漫派。然而鸳鸯蝴蝶派和五四浪漫主义，通常被文学史家分别归为不相容的“旧文学 ”和“新文学”两极。将苏曼殊归于鸳鸯蝴蝶派，就其小说而言，正如周作人所说，并 不算过分。只不过曼殊“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1](P128)。就是 说，即便同是“鸳鸯蝴蝶”，苏曼殊也与后来一窝蜂陈词滥调的鸳鸯蝴蝶不同，他到底 是“第一个”。其实，苏曼殊身上的浪漫因子，本来就兼有传统清流才子的多情放诞和 西方浪漫主义的个性自由，前者被鸳鸯蝴蝶派作家承袭并模式化，后者则成为五四浪漫 派作家的精神资源。
　　创造社的陶晶孙认为，“曼殊的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曼主义运动 ”[2](P81)。冯至说：“曼殊的几十篇绝句，几十条杂记，几封给朋友的信札，永远在 我的怀里!”[3](264-265)比起同盟会、南社那些曼殊的同辈朋友来，五四新文学作家 更愿意谈苏曼殊与他们的内在精神牵联，“五四运动之前，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 曼主义文艺者，就是曼殊”[2](P81)。
　　那么，为什么苏曼殊以老的形式，会成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呢?这是探 讨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衰的关键问题。但以往，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派之间影响与传 承的关系和细节，往往被我们作为熟识的史实碎片，而在不经意中忽略了。
　　一
　　20年代初，一位与郁达夫风格极为接近的青年作家王以仁，创作了小说《神游病者》( 注：《神游病者》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这篇小说主观抒情的 叙事形式，感伤的情调，主人公敏感忧郁的气质，都体现出五四浪漫小说的一般特征。 主人公自始至终手执苏曼殊诗文集《燕子龛残稿》(注：《燕子龛残稿》是苏曼殊去世 后周瘦鹃为他所编的著作之一，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8月印行，收苏曼殊生前所作诗及 杂文，包括散见在《民国杂志》、《生活日报》副刊《生活艺府》上的《燕子龛随笔》 。)，在小说里是一个惹人注意的细节。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一样，这篇小说 的主人公也是一位神经纤敏，孤独内向，只身飘零在上海的穷困潦倒的青年。他渴望着 女性的爱，却又因贫困、赢弱而自卑。最终，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绝望中跳水自杀了。 他的自杀，缘于一个偶然的刺激：他拿着《燕子龛残稿》出外散心，在电车上，坐在对 面的女人令他心醉神迷。为掩饰尴尬，他“便从袋中取出那本《燕子龛残稿》在喃喃的 读着。刚读了两句‘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下面便再也念不下去了。心 中很着急的想看书，双眼总不由得他要去偷看那女人。”女人对他不屑一顾，却注视着 一位“西装少年”——这位西装少年双膝上正摊开几张打印好的英文稿子在翻阅。西装 少年从容优雅的风度与那位女人崇拜的眼光刺痛了主人公，“使他心中又起了一阵不平 之感。‘啊啊!我为什么不去买一套西装的衣服来穿!我为什么不去读点英文可以在社会 上出出风头啊!我一定要去学一点时髦，才有女人能和我接近!’……”最后，在明月高 悬的夜晚，他走上板桥，把《燕子龛残稿》一页一页撕下丢在水中，口中慢声吟着黄仲 则的“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诗句，喃喃说着“薄命的诗人!神经质的诗 人!”便一头栽下冰冷的河水。这篇作品表现的，正是典型的20年代初浪漫小说的情调 。
　　与郁达夫、郭沫若的小说相仿，王以仁的小说也是自叙性的。但比郁达夫、郭沫若等 更纯粹的是，郁、郭并不真的随主人公去自杀，而王以仁却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蹈海自 尽了(注：王以仁在《神游病者》发表两年以后，1926年只身出走便永远地失踪了。他 的友人许杰等曾在报上登广告寻他。据许杰推测，他可能是在海门开往上海的船上跳海 自杀的。参见许杰《王以仁小传》，载《王以仁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 305页。)。主人公临终时所念叨的“诗人”，从小说的叙述看，不见得就只是苏曼殊一 位，也包括黄仲则、李白等浪漫诗人，这些跨越时空的诗人都具有天才、真率、怀才不 遇的共同特点。可是，“薄命的”、“神经质的”，则无疑黄仲则、苏曼殊更突出。最 有意思的是，五四浪漫派大都喜欢黄仲则，郁达夫还曾经写过一篇以其为主人公的历史 小说《采石矶》。而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也曾对黄仲则诗句着意关注——“如 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苏曼殊批注道：“是想少情多人语”[4](P389)。 可见，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情绪——清高、孤独、病态、感伤——使黄仲则、苏曼殊和 五四浪漫派，成了精神上的一脉。苏曼殊的《燕子龛残稿》，贯穿了王以仁这篇小说的 情节，伴随主人公走到生命的尽头，它像随葬品一样，飘散在冰冷的河水中，与主人公 同赴黄泉。这个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设置，即便不是作者刻意对自己命运的暗示，也决 不是信手随意的涂鸦。它不但显示了当时青年对苏曼殊的偏爱，也喻示了五四浪漫作家 与苏曼殊的特殊关系。
　　五四落潮以后，尤其是大革命失败，知识青年普遍感到“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从当 时的社会氛围看，中国社会将变未变，现实极其黑暗。与清末民初相近，五四青年处于 一种与民初的苏曼殊极其相似的精神困境中。“曼殊的文学，是青年的，儿女的。他的 想象，难免有点蹈空；他的精神，又好似有点变态”[5](P391)——这大约就是五四浪 漫派与苏曼殊亲和的原因。
　　苏曼殊一生作品不算多，还有不少散佚。现存诗作不到一百首(注：参见柳亚子《曼殊 遗诗辨伪》，《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6页；马以君笺注 苏曼殊诗《燕子龛诗笺注·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小说也不过六七篇 。但他的诗作与小说《断鸿零雁记》，大都与他自己经钵飘零的身世、孤独悲凉的体验 有密切关系。他的人生有“难言之恫”(注：苏曼殊托名“飞锡”所撰《<潮音>跋》中 自述“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他的性格单纯真挚，他多情而浪漫的气质，嫉恶如 仇的品格，对革命的热衷，都使得其作品既具有热烈的情怀、天才的想象，又总是渗透 着缅邈的忧伤和无处寄托的孤独。苏曼殊的作品及他本人的品格、性情和行为，为20世 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形象——热情的、叛逆的、孤独的、忧郁的飘零者形象。 这个形象，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背离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和道德选择，甚至与家庭决 裂(注：1903年苏曼殊由日本回国，在船上假拟一封遗书给家人，说自己蹈海自尽。后 来，曼殊在上海，父亲临终前带信叫他回去，被他拒绝。)。苏曼殊人生成长过程中的 孤苦无依、寄人篱下(注：他6岁从日本回广东，被视为“杂种”。12岁大病一场，被过 路苦行僧带走、收留，又因偷吃鸽子被逐。被姑母送到上海找到父亲，嫡母虐待，不久 父亲嫡母回广东，曼殊寄住姑母家，学费由父亲朋友代付。15岁随表兄到日本读书，所 有费用是表兄每月资助的10元钱，以至于夜晚无钱买油点灯。1903年曼殊参加革命党活 动，被表兄中止供给，被迫回国。)，是他后来与家庭断绝关系的基本原因；而他在上 海教会学校和日本接受的异质文化熏陶，则不但促使其成为中国传统道德和现实政治的 反叛者，而且赋予了他浪漫主义的艺术灵感与话语方式。
　　“青年的”、“儿女的”、“有点变态”，既是苏曼殊其人、其诗、其文的特质，也 可以之概括自五四初期郁达夫、郭沫若，到五四后期倪贻德、陈翔鹤、白采、王以仁等 人浪漫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郁达夫对苏曼殊的作品评价不甚高，认为曼殊“是一位才 子，是一位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曼殊的作品“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6](P1 14-115)。他没有承认过自己受到苏曼殊的影响，但我们不难从郁达夫自己的作品中找 到与苏曼殊非常一致的东西。
　　苏曼殊最具代表性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完全可以说是五四浪漫小说的开先 河者。它彻底颠覆了传统中国小说情节中心的全知叙事，采用的是卢梭《忏悔录》式的 主观抒情叙事：第一人称的独白式自叙，与读者(听者)面对面倾诉的语气，夹叙夹议、 情景交融的文字，感伤的情调，感情激越时直抒胸臆的宣泄……这些，后来都被五四浪 漫小说普遍采用。从《断鸿零雁记》开始，中国小说出现了一种飘零者形象。他们已不 像从前小说中落难的读书人，在一度被抛出社会主流、经历了一些人生磨难与挫折之后 ，最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功名和艳福一样不缺地大团圆。《断鸿零雁记》 中的三郎，与五四浪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是主动从俗世社会中自我放逐的，他们既不 可能有飞黄腾达的前景，也不会为社会所容忍。经济上的潦倒，使他们不得自由；性的 苦闷，导致他们“有点变态”。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诗歌创作上因为有郭沫若、 闻一多而出现了“雄伟气”，但浪漫小说，则总是以感伤、悲情的面貌出现。五四浪漫 小说不是以个别作品的杰出，而是以整体青春情绪的真率表现，推动了现代中国浪漫主 义思潮的涌起。苏曼殊的存在，无论是诗还是小说，都因其鲜明的浪漫抒情和感伤倾向 而与五四浪漫文学贯通。
　　二
　　早有人指出，近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在龚自珍的诗中就已存在[7](P69)。但是，苏曼 殊因其知识和教育的“化外”背景，“将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与西方鲜活而鼓舞人心的 浪漫主义进行了完美的融合”[8](P78)。换言之，即使五四浪漫文学没有直接师承苏曼 殊，但他们共同崇尚的偶像——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也将曼殊与五四 浪漫派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23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上张定璜的一篇文章，特别强调苏曼殊《文学因缘 》对他的影响：
　　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是几岁，我只记得第一次我所受的感动，当时读“汉英文学因缘” 我所受的感动。……是他介绍了那位“留别雅典女郎”的诗人Byron给我们，是他开初 引导了我们去进一个另外的新鲜生命的世界。[9]
　　张定璜的感受，就苏曼殊对五四浪漫一代的影响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曼殊本人固 有的浪漫情怀、自由精神和天才感悟，使他对拜伦的翻译，尽管采用的是古诗体，却能 够曲尽其旨而传神，以至于给人造成这样的感觉：苏曼殊不是在“翻译”拜伦，而是参 与拜伦的精神活动，是在用另一种语言丰富和“创造”拜伦(注：张定璜说苏曼殊翻译 拜伦，“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翻译别的一个艺术家，反是一个艺术家那瞬间和别的一个 艺术家过同一个生活，用别一种形式，在那儿创造。”见张宝璜：Shelley，《创造季 刊》1923年第4期。)。
　　苏曼殊是中国最早翻译拜伦、雪莱(注：雪莱(Shelley)，曼殊译为师梨。)的人，也是 中国最早介绍欧洲浪漫派的人之一(注：1903年他翻译雨果的小说《惨世界》。但他任 意改写情节，且只译了开头部分，不妨看作是讽刺现实的游戏之作。)。他所翻译、介 绍的拜伦、雪莱、彭斯，结集成书的有《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汉 英三昧集》等。1925年，鲁迅在谈到拜伦的诗时说，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译文古奥得 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10](P220)。 鲁迅在日本时，已经直接了解到拜伦，并在《摩罗诗力说》中以数千字篇幅详尽介绍过 这位“愤世嫉俗”、“刚毅雄大”的“恶魔”诗人。对鲁迅、周作人这种直接“别求新 声于异邦”的人来说，苏曼殊的译诗实在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国内那些正在成长的少 年，苏曼殊为他们展示的拜伦，则成为他们文学的启蒙之师。苏曼殊对中国现代文学浪 漫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将欧洲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鲁迅1907 年前后在《河南》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是从理论上对欧洲个性主 义和浪漫文学进行介绍与推崇。苏曼殊的翻译，则可以视为对鲁迅“力说”理论的作品 补充。事实上，周氏兄弟晚清时期的文学实绩，如《域外小说集》、发表在《河南》上 的系列论文等，在当时都未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因而也难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五四 浪漫派对拜伦的接受，不是从鲁迅那里，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这首题为《题拜伦集》的诗，是1909年秋，苏曼殊在由日本经新加坡去爪哇的船上， 接受友人赠送英文版拜伦诗集后写下的。诗是中国固有的绝句形式，然而宏阔的意境， 慷慨的情怀，热烈而悲壮的情绪，实在是出自他本人与拜伦精神上的深刻理解与契合。 这种高度的理解与契合，也使曼殊对拜伦生命的短促、乃至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一种伤 怀之情。他曾有诗云：“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注：苏曼殊《本事诗》 之三，见马以君《燕子龛诗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丹顿，即但丁 。)，简直有点谶语般的预示。
　　苏曼殊在《文学因缘》的序里，将拜伦在西方的地位类比为李白之于中国[11](P295) 。他还在《潮音》的自序中，详细阐述过对拜伦的理解，说“拜伦的诗像是一种使人兴 奋的酒……他的诗里到处充满了魅力、美感和真诚……他的整个生命、经历和作品，都 是用爱情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而雪莱，他认为“虽然是一个热衷于爱情的人， 但却是审慎的、沉思的。他对爱情的热忱，从来不用强烈的爆发性的词句来表达。他是 一个‘哲学家式的恋人’……他的诗，像是温柔、美丽而又梦幻般恬静的月光，在寂然 、沉默的水面上映射着”[12](P95-96)(注：《<潮音>自序》，英文原序见于《苏曼殊 文集》上册，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06页。译文采用柳无忌《苏曼殊传》，引 文中的所有省略号均为引者加。)。苏曼殊这一段用英文写的文字，流畅漂亮，本身就 是一个天才的充满灵气的表述。他对拜伦、雪莱准确传神的描述，源自心灵的默契。
　　郁达夫在评价苏曼殊的作品时，认为“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 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6](P115)。这大抵代表了当时很多同人的一种感受。曼殊 的诗，形式是古典的，还常用典故，然而，他却能自创新意境，表达极其独特的情感体 验，风格清新自然。那真实强烈的生命气韵，诗人纯真的性情，扑面而来。曼殊“以老 的形式”，将传统文学的精髓与西方浪漫主义内在精神，天然地融成一体。
　　郁达夫曾经说苏曼殊缺乏“雄伟气”。的确，他的大部分诗都更接近雪莱，是幽情弥 漫、感伤多悲的，但也有一些诗篇却颇有点雄浑豪迈气概，这些诗往往使人想起曼殊翻 译过的拜伦的《哀希腊》、《赞大海》和《去国行》等。如他题为《以诗并画留别汤国 顿》的两首：“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这是 写于1903年的苏曼殊最早的诗作。当时在日本读书的曼殊，由于参加留日学生的排满“ 恐怖”活动，被表兄断绝了经济资助而被迫辍学回国。这两首诗，写在回国的船上，他 以古代壮士自譬，充满英雄赴难的悲壮气概。
　　苏曼殊的外号之一是“革命僧”，但他之于革命、政治的理念并不太强，“对于革命 在民族主义和思想方面的真正性质，缺乏持久的信念和了解”[12](P157)。他的革命激 情，来自于他对正义的追求、对自由的信仰、对黑暗的反抗。这使他的诗呈显出一种崇 高单纯的境界，这也是他与拜伦、雪莱一拍即合的地方。苏曼殊的人生追求，与拜伦和 雪莱都有极相似的地方，他的诗，一如他的人，坦荡单纯，表达着对自由与爱情的真诚 。
　　上述“蹈海鲁连”、“披发长歌”式英雄主义的诗篇，表现出苏曼殊对自由义无返顾 的追求。在格调上，明显与拜伦相通。但是，正如柳无忌所说：“他对于拜伦和雪莱这 两个人，虽然偏爱拜伦，但他本人却更像雪莱——一个展翅欲飞但却徒劳无功的天使” [12](P157)。因此，苏曼殊更多的诗，也是流传最广、对五四浪漫派影响最大的，却是 那些在气质上与小说《断鸿零雁记》一样，充满无奈悲情与人生感伤的诗作。
　　三
　　苏曼殊曾经在《潮音》的跋中描述自己“惟好啸傲山林”，曾经在积雪的月夜泛舟， “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11](P311)。这是一个典型的感伤的浪漫 主义者形象。《过若松汀有感示仲兄》其二云：“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洒脱与豪放之中的孤独、忧郁，活画出曼殊迷人 的魅力来。曼殊的诗，尤其是那些抒写离愁别恨、感慨飘零人生、记载缠绵爱情的篇什 ，“其哀在心，其艳在骨”[13](P234)，雪莱式的浪漫风韵，最令五四青年倾倒。他的 爱情诗，在表达情爱的真率、大胆和热烈上，大有拜伦之风；而其情绪的低回、感伤， 意象的幽美轻灵，又颇似雪莱——是晚唐诗风与雪莱的结合。
　　曼殊所译拜伦《答美人所赠束发 带诗》中有“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句(注： 见《曼殊全集》第1册，标题作《译拜轮答美人赠束发 带诗》，北新书局1932年版， 第85页。)，其创作的诗中便有“偷尝天女唇中露”句，这种大胆、真诚而毫无道德重 负的诗句，来自作者单纯热烈的浪漫情怀，对五四初期的读者来说，具有非常大的震撼 力。但如果仅仅是爱的大胆表白，苏曼殊的诗可能就会流于古典风流才子的艳情诗一类 。然而，他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穷困潦倒的流浪生涯，削发受戒的僧人身份，使他往 往在歆享或幻想美好爱情的时候，常常因为爱情的不自由而黯然神伤。于是就有了“几 度临风拭泪痕”的悲情跃然纸上，使常规的爱情诗升华成为表现人生悲剧感受与悲剧情 怀的孤诣之作。这首被王以仁在《神游病者》中引用的诗，原诗题作《水户观梅有寄》 ，是苏曼殊写给一位叫百助枫子的日本艺伎的(注：原诗为：“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 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更黄昏。”)。他的爱情诗，差不多都是这种 因飘零的身世、无奈的现实而充满悲剧情愫，使原本惯用“胭脂”一类意象因而具有某 种古典“艳情”特征的爱情诗，演绎成表达现代孤独者爱情的绝唱。
　　苏曼殊一生与许多青楼女子有过交往，他的真率和单纯，使双方往往产生纯洁的爱情 ，这些经验成为他感情生活中最丰富的内容，也成就了他的爱情诗。曼殊的爱情诗，最 动人的是记录他与歌伎百助枫子缠绵感伤爱情的诗篇。1909年，曼殊在日本期间结识了 百助枫子，为她作过画(《静女调筝图》)，并写下许多以“调筝人”为题的佳句。如《 题<静女调筝图>》：“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尖鸣。我已袈裟全湿透，那堪重听 割鸡筝。”多情而又不能尽情享受爱情的痛苦，在苏曼殊夹杂着典故与禅心的诗句中， 清丽婉转，自成标格，动人心魄。这些诗中有10首《本事诗》流传最广。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这些诗，最体现苏曼殊浪漫主义的自由风度与奇异不羁的想象力。正如拜伦和雪莱， 爱情与自由，就是苏曼殊全部精神的实质。它们滋养了曼殊独特的气质，也注定了他悲 剧的人生体验。他的诗在意象的古典性上，营造出别具色彩的鲜明优美的意境；而感伤 凄绝的优美，又往往得雪莱诗的真味，贯穿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多情、忧郁而又真挚缠 绵，呼之欲出。“僧”的身份，为苏曼殊抒发悲剧体验创造了独特的条件。于是，苏曼 殊诗这种孤独飘零、感伤怀旧的情调，恰好切合了五四落潮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浪漫青 年孤苦彷徨、归依无所的心灵。“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这些意象、色 彩，可谓香艳；然而苏曼殊的诗决不同于古典的香艳诗，它不事雕琢，自然率真，写出 了赤裸裸的人性。从意象、用典看，苏曼殊是古典的；但从表现的真诚、大胆，感情的 细腻纯洁看，苏曼殊的诗是现代的，既不乏拜伦式激越的浪漫情怀，更具有雪莱式幽远 的独特感伤。
　　我们强调苏曼殊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要将他抬高到“鼻祖” 、“泰斗”的地位。苏曼殊的文学活动，与他从事革命、研究佛经一样，出诸感情，而 非“信仰”，既有行云流水的连贯，又有闲云野鹤的飘忽。与晚清的其他文学家如林纾 、曾朴等不同，苏曼殊并没有笃志于文学翻译。他的翻译与他的诗、小说创作一样，都 是偶然为之，没有理论，也没有目标。由于精通英文，又由于身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良 好环境(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他常在日本或香港，数次游历南亚数国，友人赠送拜伦诗 集等)，苏曼殊天然地亲近了拜伦、雪莱，于是有了《拜伦诗选》、《潮音》等几部译 著。他写诗，写《断鸿零雁记》，都没有脱离自我抒怀的范围，因而基本上都取材于“ 身边”。与同时代的其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相比，苏曼殊的文学活动最接近自然和“非 功利”，这与晚清以来的主流启蒙文学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在 启蒙派作家那里，始终不会有太高的评价(注：胡适在与钱玄同通信时，认为苏曼殊的 小说没有价值，他1923年著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没有提苏曼殊。鲁迅、周作人 是曼殊的老朋友，周作人还在《语丝》上有一些纪念、考证曼殊的文章，但他们对曼殊 的作品评价也不甚高。)——除了少数朋友陈独秀、章士钊等；但他的浪漫主义风格及 其内在精神，却赢得了多情善感的年轻浪漫派作家的普遍认同。
　　正如郁达夫所说，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而不完全代 表文学上的成就。苏曼殊“在文学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绩，是指他的浪漫气质，继承拜伦 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气质而言，并非指他的哪一首诗，或哪一篇小说”[6](P115)。事实 上，苏曼殊自己也不曾有过领衔中国浪漫主义的野心，甚至，他本来就没有文学上的远 大抱负。他的诗，都是“缘情”而发，随写随散，因而遗失的不少。他之与五四浪漫派 “接上”，应当说是一种源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历史因缘。
　　谈及五四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文学，我们自然联想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它的催 生与影响。我们在惊讶与感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伟大的作家群体宏富不朽的作品，持久 的影响力时，不禁对五四浪漫文学感到遗憾。历史传统与社会政治现实所提供的、允许 它自然生长的土壤，的确是太贫乏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太过狭窄的生存空间，使其 不是在现实的重扼下窒息，就是在现实的诱惑下分化。拙文本止于史料的爬梳与甄析， 但是，苏曼殊敏感、忧郁而短暂的人生，以及他流星一样倏忽即来、飘然而逝的创作生 命，在历史的语境中，是否恰好预演了五四浪漫派绚丽而脆弱的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