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带走的却是那偏远冷僻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一如他曾穿越世纪的学术寂寞，以及当今学术精神的普遍凋零与湮没一般——人们更多愿意追随世俗的大流称其为“国学大师”，却俨然忘了其穷毕生之力所钻研的东方学之专业贡献。

诚如学界所言，称季老为“国学大师”更多是种误读。由于治学之专业的偏僻，人们所了解的季羡林，也许更多是写就《风风雨雨一百年》等散文随笔的文化老人，这或可看作人们谓之为“国学大师”的名号由来，从中却更可窥见日益逐利化的世俗之下，人们将一个在冷门学术上颇有成就的老人，硬要供上热门国学神坛的自我需求。对此，季老也许深感不适。正如其在《病榻杂记》中所说，要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泰斗”、辞“国宝”，“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请辞“国学大师”的季老并非简单的自谦。一如不少仰慕季老的人们所言，在当下浮躁的学术之风以及学界知识分子人格道德颇受诟病的文化场域，季老更似“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这个每天坐于千山万壑的书堆中用功，从凌晨四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孤独行走于冷门学术“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的老人，这个笃信“宁静致远”的老人，他多年专注于梵文等专业学术修行的宁静淡泊，都注定了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因此，在国学之风盛行的当下，人们应利益之需为他戴上的这顶 “国学大师”的高帽，带给他的只能是发自内心的不适。

诚然，作为一个专注于东方学这一古老学说的研究者，面对“国学”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土壤，同样悠久古老的东方文化，很自然会有一些关联性的思索，就像季老晚年对国学的思考和关注一样。但这种思索却仅限于一个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追求精进的思考，与利益无关，更无关潮流。

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毕生的学术修行及至学术风骨也许都是寂寞的。当年其师从陈寅恪产生了对梵文的兴趣，随后留德十年，又对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偏僻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几十年又专注于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其所钻习之专业，皆近乎古代之“小学”，难登堂入室，更难觅到赏识、追随的人。也因此，“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从中可见其研习专业人才之凋零，更可窥见其治学之孤单。而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研习的孤单专业，塑造出了季老不同于常人的学术风骨——不随流、不从众、不媚俗。

然而，叩问当今众多高呼仰慕乃至炒作其国学名头的世人，又有多少人读过他有关印度史诗的译作，又有多少人认真看过他的散文随笔？那些在学术浮躁、逐利的潮流中，不绝于耳的学术抄袭之争，以及“大师”之帽下丑态频出的治学、人品道德争论之后，又有多少所谓学者甘于孤单淡泊的专业研习，不随波不媚俗地进行独立严谨的治学呢？

“国人自此以后再无大师”，这或可看作当今学术道德普遍沦丧，以及世人逐利主义日益风行之下，人们对一位从治学到品行均超然物外的老人所表达的深切缅怀之意。从中也愈可窥见一代大师的寂寞，无论是其治学专业还是其学术风骨，世人概莫传承，徒留“大师”之名栖息于人们逐利的手中。如不出意外，季老逝去之后，以其“国学大师”之名标榜的文化著作势必风行。只是，一如季老所钟爱的荷花一般，它的风骨注定不同于这片逐利的学术淤泥之地。真正的学术是寂寞的，可如今的岁月，谁又堪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