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的灵堂，高挽黑纱。由绿叶、黄白色菊花组成的“心”型簇拥着任老的遗像，照片中的任老满头华发，侧面凝眸，仿佛正在倾听，又仿佛正在思考。

　　“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年近八旬的北大教授白化文出口成章，“我的老师大都不在了，现在连任老也走了”。

　　“任老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宗教界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说，任继愈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与任继愈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表示，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五年后，任老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

　　“他提携后学，关爱年轻学者”，张立文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初自己一部五十万字手稿的作品请任老作序，“当时可没有电脑，任老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仅写了序言，还帮我指出许多不当之处”，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表示，他一直谨记任老的一句话：“年轻人应该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会有学术成就。”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继愈曾四次译注老子，因为他认为“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有差距的”，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认识也加深一层，甚至修改前面的谬误。

　　低调、平和，几乎是所有人对任继愈的评价。

　　熟悉任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有“四不”：不过生日、不赴宴、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

　　前三项尚好做到，而不当挂名主编，则意味着对种种事务的亲历亲为。任老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其中“敦煌遗书”已经出了八十多册，但尚未出完整，不能不引为遗憾。

　　“老人在病重昏迷期间的呓语都是关于开会、改稿的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回忆。

　　作为一位潜心学问的学者，任继愈也并非只埋头书斋。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时间里，他发现民国时期的出版物酸脆化严重，有消失之虞，遂提议启动了民国期刊报刊的缩微抢救工作，这项工程至今仍在进行中；而当他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家图书馆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敏感地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遂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任老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力说。

　　“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此刻再回首这副由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亲撰的对联，可谓恰如其分概况了任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