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羡林先生一个多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九十八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九十八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七月底或八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7月14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北大人文教室举办季羡林先生追思会。龙泉之声　摄影）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三十年前，我那时从外地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才逐渐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从1979到1982年，三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还是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和工作上讲，三十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关怀、指导和扶助，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三十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常常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几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也许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最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我想起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他在北大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希望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这些，大概是像先生这样九十多年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个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位大学的教授，一位学术上的大师，必然能够想到的。我的印象，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经常想到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心中悲伤。不过，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作者简介：王邦维，季羡林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大教授。此文经作者同意受权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