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它那“为形象以教人”的作用，便不遗余力地借助绘画直观具体的感人形象，以作为它有力的宣传手段。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普渡众生、佛法无边广大。通过图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佛教教义，以期最终达到有如南朝宋文帝所说的“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的目的。

西魏 狩猎图莫高窟第249窟

弥勒佛像

金刚佛坐像

刘保生造像

观音立像龛

陆探微(生卒年岁不详)，吴(今江苏苏州)人，活动时期是在刘宋文帝至明帝期间（公元四二四—四七一年），与云冈开窟时间（公元四六○年以後）约略相当。他对中国佛教绘画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在更大程度上完成了由其师顾恺之开创的清癯秀朗佛教人物造型的风格化。张彦远说他笔下的人物“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这其实是那个时代审美理想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以长脸细颈、清瘦体型为特征，爽利的清癯身躯闪烁着聪慧智巧之光，体现出对婉雅俊逸超脱洒落的心理追求。陆作佛画，移书法的用笔于画法，笔迹劲利如锥刀。行笔紧细，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被称为“一笔画”。曾作《维摩图》、甘露寺壁画《菩萨》等。

张僧繇(生卒年岁不详)，南朝梁时吴(今江苏苏州)人。武帝天监(502-519)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张僧繇是梁武帝时（公元五○二—五四九年）最活跃的画家。这时正是龙门石窟开凿，佛教美术在北魏盛行的时期。梁武帝爱好绘画、提倡佛教。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一乘寺用“天竺遗法”在寺门“遍画凹凸花”，“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该寺人称“凹凸寺”。(《建康实录》卷十七)似为一种注重光影、透视和立体感的画法。一生以佛教绘画创作为主，“善画塔庙，超越群工”，造型、画法融合中外。为中国画家中参用西法创作佛画第一人。天保初尝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并孔子十哲，明帝异之，到北周武帝灭佛时，因有孔子像乃得保存。张氏笔法“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历代名画记》卷七引张怀瓘语)，被称为“疏体”。

张僧繇有较高的写实能力。他曾爲梁武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子画像，据说“对之如面”。他画古今中外各种人物的相貌和服装，都很真实。他在金陵安乐寺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但有两条龙，当他在衆人的质问与请求下点了眼睛之後，须臾雷电交加，二龙破壁而去。他曾画过两个天竺（印度）僧人，後来经侯景之乱被拆散爲二卷。唐朝时候分散在两家收藏。收藏者竟然梦见天竺僧人来请求设法和他的失散的同伴合在一处。收藏者照著作了，自己患的疾病也痊愈了。润州兴国寺有鸠鸽栖息梁上，秽污了佛像，便由张僧繇在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都是侧首向檐外看，自此以後鸠鸽就不敢再来。

张僧繇作画很勤，被形容爲“手不释笔，俾昼作夜，未曾倦怠，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儿子善果、儒童也都善画，南北朝後期的画家多受他的影响。他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刻中的“张家样”。

北齐曹仲达在诸画家中有特殊的地位。他以画“梵像”著名，他的画风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在佛教雕塑和绘画中，都有“曹家样”之称，而爲唐朝四种最流行的样式之一。

南朝宋有陆绥(作《立释迦像》)，顾宝光(作《天竺僧像》)，谢灵运(在甘露寺天王堂外作《菩萨》壁画六幅)，袁倩(作《维摩诘变》)

南北朝时期大量附丽在寺塔上的著名壁画，如张僧繇在江陵天皇寺所画卢舍那佛像和孔子十弟子像等，其画迹早已随同建筑物荡然无存。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较为僻远之地的石窟壁画，如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4～6世纪壁画、库车库木吐拉石窟5～6世纪壁画、甘肃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壁画、永靖炳灵寺石窟东晋十六国时西秦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北魏壁画等。其中属于这一时期的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壁画，其风格具有龟兹文化特色和中亚佛教美术影响。属于这一时期的莫高窟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顶、塔柱各处，除掉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人、药叉等的形象。情节性构图的画幅中,艺术性最高的如第254窟《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鹿王本生》、第290窟《佛传故事》等,构思构图都极具艺术匠心。莫高窟早期佛教壁画，在中国汉代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较为明显的印度、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而所画狩猎场景等，则又全然呈现出汉画趣味。在笔致、色调的运用上，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

西魏供养菩萨 莫高窟285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