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妙善故事在中国的演绎

　　佛经中的所谓本生故事是指记叙佛、菩萨修成正果之前的事情。观音菩萨是佛教文化中一个十分生动的菩萨形象，但佛经只对观音成道后的救世神力进行了较多的记述，而很少涉及观音成佛前的修行过程。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流布，人们开始创造观音在本宇宙世界出生的种种说法，形成了多种观音本生故事。在我国众多的观音本生故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妙善公主修炼成道的故事。妙善故事，详尽地记叙了观音成道前修行的艰苦历程，这是其他观音本生故事所不可比拟的。妙善故事不是佛经中原来就记载的，而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有着很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因此，它的产生在整个印度佛教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意义十分特殊，它标志着观音信仰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在它之前是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在它以后则是中国化的观音信仰。然而，学界对于这一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的形成过程，却很少予以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妙善故事现存最早的碑文<香山传》的分析，来对故事最初的形成作出合理的阐释，并深入探讨妙善故事得以形成的背景。

　　一、妙善故事形成的最初情况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妙善故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北宋元符年间蒋之奇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简称《香山传》)，此传详细地叙述了庄王的小女儿妙善修身成道化为观音的故事。传曰：

　　昔道宣律师居终南山灵感寺行道，梵行感致天神，给侍左右，师一曰问天神曰：“我闻观音大士与此土有缘，不审灵踪。显发何地最胜?”天神曰：“观音显示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最为胜妙，”师曰：“香山今在何处?”天神曰：“嵩岳之南二百里，三山并列，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山东北乃往，过去有国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德，王以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惟有三女，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三女之中二女已嫁，惟第三女妙善，始孕之期，夫人梦吞月，及诞之夕，大地震动，异香满室，光照内外，国人骇异，谓宫中有火，是夕降生，不洗而净。梵相端严，五色祥云，覆盖其上，国人皆曰：我国殆有圣人出世乎?王父奇之，名曰妙善。……”

　　这个叫妙善的三公主长大后，“容仪超然拔俗，常服垢衣不华饰，曰止一食，不茹荤辛，非时不言，言必劝戒，多谈因果无常幻妄，宫中号为佛心。从其训者皆获迁善，斋洁修行，靡有退志。”后其父母逼其婚嫁，妙善坚决不从，不但不从，还毅然要求出家修行，庄王非常恼怒，设法阻止不成，最后竟“驱五百军，尽斩尼众，悉焚舍宇”。妙善在山神保护下继续在香山修行。后来“不重三宝”的庄王染上了一种怪病，“竭国妙医，不能救疗”，经僧人指点，只有用无嗔人手眼配成药方方可治愈，妙善为了救父王，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病愈后的庄王率妻女宫族前往香山致谢，已无手眼的妙善霎时便变成了观音菩萨，“忽失妙善所在，尔时天地震动，光明照耀，祥云周复，天鼓发响，乃见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身相端严光明晃耀岿岿堂堂如星中月。”

　　以上是《香山传》的大概内容，根据传文的内容，我们可以对妙善故事形成的最初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一)在《香山传》之前，妙善故事已流传于“讲经”说唱和民间传说中

　　在《香山传》的结尾，蒋之奇一再强调他撰写该传是有所本的，在传文后，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撰写《香山传》的过程：

　　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而香山实在境内，主持沙门怀昼遣侍僧，命予至山。安于正寝，备蔬膳，礼貌严谨。乘闲从容而曰：“此月之吉，有比丘入山，风貌甚古，三衣褴褛，问之，云居长安终南山、闻香山有大悲菩萨，故来瞻礼，乃延馆之。是夕，僧绕塔行道达旦已，乃造方丈，谓昼曰：‘贫道昔在南山灵感寺古屋经堆中，得一卷书，题曰《香山大悲菩萨传》，乃唐南山道宣律师问天神所传灵应神妙之语，叙菩萨应化之迹，藏之积年，晚闻京西汝州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故跋涉而来，冀获瞻礼，果有灵迹在焉。’遂出传示昼。昼自念主持于此久矣，欲求其传而未之得，今是僧实携以来，岂非缘契?遂录传之，翌日，既而。欲命僧话，卒无得处?乃曰：‘曰已夕矣，彼僧何诣?’命追之，莫知所止。昼亦不知其凡耶?圣耶?”因以其传为示予。读之，本末甚详，但其语或俚俗。岂义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语耶?然至菩萨之言，皆卓然奇特，入理之极谈。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记此者，偶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著乎?遂为纶次，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著于篇。噫!天神所谓“后三百年重兴”者，岂在是哉! 岂在是哉!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发现蒋氏撰写碑文叫是有原本作依据的，并可知原本的以下信息：①原本产生于唐代；②原本是律师道宣与天神对话而成；③原本是经过了道宣、义常、比丘、怀昼等人的间接传递最后到了蒋之奇的手中；④原本的语言有些俚俗，而菩萨的言语却是卓然奇特的；⑤原本预言“后三百年有重兴者”，即蒋之奇的创作是符合神意的。由这些点滴信息可以看出，在蒋之奇撰写《香山传》之前几百年的唐代，就有了妙善的故事传说，中间经过了几代人的辗转传布。

　　于是，我们想追问的是，妙善故事最初的形态又是怎样的?其传布过程如何?由于目前关于故事原本的记载或相关资料几乎没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从理论上作出一种推测。笔者以为妙善故事应该最早出现在自六朝慢慢兴起的“讲经”说唱中，是“讲经”说唱的一种重要题材之一，隋唐以前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在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下，蒋之奇的《香山传》在对传说“遂为纶次，刊灭俚辞”的基础上最后把它以碑文的形式记载下来。提出此点的依据如下：

　　首先，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佛教中的讲经很早就有了俗化的趋势。如六朝出现的“俗讲”就是这种俗化江经活动的专称，俗讲活动到唐形成繁盛之势，不仅讲经文，还可以说故事，据张涌泉等的《敦煌变文校注》收录的现存敦煌变文来看，佛(菩萨)的本生故事是俗讲经文中的主要题祠之一。如关于佛祖的本生故事中就有《太子成道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太子成道吟词》《太子成道变文》等多个不同的俗讲版本，还有关于难陀出家的本生故事《难陀出家缘起》等，这些变文的故事性很强，完全可以当做志怪小说欣赏。

　　俗讲中关于观音菩萨信仰的变文，留下的有《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三》和《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两篇。

　　其内容都是关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的，但其中说到观音的三十二变相吋，形容说“菩萨神通妙力强，现身变作法中王，胸前万字伊伊现，足下千轮隐隐彰，顶上便分青纯髮，眉间也放白毫光。菩萨为甚现此相?缘观音菩萨久远劫来成曾佛，号曰正法明如来”，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体现的都是大悲观音信仰的内容，与《香山传》中最后描绘的观音圣像也相同。可见在关于观音菩萨经文的俗讲中，大悲观音的形象以及内容有晌会夹杂在其他的相关经文的讲解中，成为讲经中的主要内容，并由此慢慢传布到民间，

　　其次，史料表明，在隋唐以前，民间就有了关于观音本生的妙善故事传说。在隋唐历史上有多位皇家女子或尼姑被称为妙善菩萨或名为观音，比如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被称为妙善菩萨：

　　仁寿中，文献皇后崩。邵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 以天花妓了乐来迎之，如菩萨明星出入之涅槃，伏惟大行皇后盛德仁慈，福寿祯符，备属秘记， 皆云是妙善菩萨。”……

　　《北史》中亦有同样的记载。文献皇后并不叫妙善，也不曾修行出家，为何“皆云是妙善菩萨”呢?这说明妙善故事可能在当时就已布民间广为流传。据《隋书，后妃传》记载，文献皇后是一位体恤下民、孝顺父母、讲究妇德的贤妃，于是人们便把这位贤惠的高贵女性比喻成传说中的妙善菩萨。另据清代国学大师俞正燮考证，隋朝前后还有名为观音的皇家女性，如“陈后主沈皇后，为尼于毗陵天静寺，名观音：唐太宗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另外，唐代长安有一个叫慈和的尼姑，也被“时人称之为观音菩萨”。还有唐朝出家尼法澄在宫殿内说法，亦被大臣王志谏以为是“菩萨化女身美之”。……这些都无不表明，在隋唐以前就已经有妙善故事流传了，只是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或者虽有文字记录，今天无从查考。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其《柯山集》中有文《书(香山传)后》可为进一步的例证，文曰：

　　佛法自东汉明帝时始入中国，因此传天人所称庄王者，以为楚王，则时未有佛。所谓观世音者，比丘之号，无从而有，与史载不合，然未可废也，予尝读《宣律师传》，其载天人语甚多，有一天人说穆王时佛至中国，与《列子》所载西极化人说略同。不知子寓言也，抑实事也?

　　张耒虽在蒋之奇之后，但其所看到的《香山传》肯定不是蒋氏所写的传文，极可能是妙善故事的民间流行本，也可能是蒋之奇所说的语言“俚俗”的原本。因为张氏所见的《香山传》在内容上与蒋氏传文有明显不同：张末明确指出了妙善公主是楚庄王的女儿，把一个佛教菩萨的出身附会到中国历史上某个真实的国王身上了，这只能是民间的思维。

　　有趣的是，香山寺所在地汝州的地方志中亦明确记载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万历《汝州志》就多次提起有关妙善的故事：

　　卷一宝丰县香山寺：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父城堡大龙山，小龙山之中，上有玉峰塔。世传大悲菩萨乃楚庄王之长女修炼成佛之所，灵骨至今葬于塔下，二月十五成佛，每年此日大会。

　　卷三“仙释”《大悲菩萨说》：楚庄王季女名妙善，母大人方娠之夕，梦吞明月，及将诞，六种震动异香满宫，光照内外，是夕降生，不洗而净，五色祥云覆其宅。国人皆曰：我国有圣人出世。及长，容仪超然，不事华饰，日止一食，不茹荤，宫人号为佛心，后入香山寺草衣木食，人莫知之，三年成道，即今香山塔，大悲菩萨涅槃之席，有肉身在其塔，口盖宛然有生气焉。

　　这里记述的故事和张宋所见的《香山传》中都说到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而楚庄王时期，佛教还没有传入我国，这样的附会也只能说是民间传说的特点。

　　关键的问题是，在汝州还真有一座与楚庄王有关联的白雀寺。据明万历《汝州志》载：“白雀寺在父城保，世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之瑞，异槐一株。”白雀寺在汝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寺，始建于后秦姚苌白雀年间(384～385年)。相传白雀年间白雀群集于父城故址——古槐之上，人们以为是祥瑞而建起寺庙并称白雀寺，白雀寺所在的父城故址在春秋时代称城父，城父是楚平王的儿子太子建的封邑，太子建是楚庄王的曾孙。太子建守城父期间曾设庄王祠，四时祭祀，所以后人就将城父楚庄王祠视做楚庄王故宅。由此，人们将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和自己所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联系起来，创造了观音在白雀寺修行的故事，妙善也因此敷衍成了楚庄王的女儿。

　　由此可知，在蒋氏《香山传》之前，随着佛教传播日益俗化的趋势，特别是“俗讲”的盛行，妙善故事应该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蒋氏说；“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记此者，偶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著乎?”也就指出，观音显化香山寺的故事早已经有了，而且还有流传于民间的“传文”，只是在香山寺中还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蒋氏是在民间“传文”的基础上“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著于篇”，形成了此篇传文，用以提高汝州香山寺在当时寺庙中的地位。

　　(二)《香山传》早期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妙善故事的形成与完善

　　与蒋氏基本同时的朱牟，在《曲洧旧闻》中有关于传文的最早记载；

　　蒋颖叔守汝日，应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仪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经》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失，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鞸瑟胝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后世，岂未之思耶?

　　在此，朱氏冷静地思考了这则观音成道的故事，并引用佛经典籍进行反驳，说蒋之奇有“未之思”的趋佛粉饰之嫌，毕竟妙善故事没有直接的经典依据，《茶香室续钞》就称说妙善故事“要是俗说，非其实也”。

　　但是，人们对蒋文的态度却是热情的，宋元符二年(1099年)冬天，蒋之奇的传文写成之后，第二年(1100年)九月就在宝丰香山寺篆刻出来，由当时另一名高官蔡京手书。由于风雨的原因，原碑文已不存，在元至大元年(1308年)，香山寺的主持沙门等又重新刊刻了原碑文，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就是此次刊刻的。

　　不仅如此，随着蒋之奇工作的调动，《香山传》在宋崇宁三年(1104年)又流传到了杭州，并由天竺寺的道育禅师主持刻下来，题为《香山大悲成道传》，杭州碑文后一部分被收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碑文中的妙善故事与汝州香山寺的完全相同，应该是出于同一本。

　　妙善故事产生以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南宋初张守着《余旧供观音比德蒋颖叔所传香山成道因缘叹仰灵异因为赞于后》，就有妙善故事的记载，云：

　　大哉观世音，愿力不思议!化身千百亿，于一剎那顷，香山大因缘，愍念苦海众，慈悲示修证，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转，是乃忍辱仙，抉眼断两手，不啻弃涕唾，欲然千手眼，照用无边际，至人见与执，不在千手眼。我也仰灵踪，欢喜发弘愿，今生未来世，誓愿永皈依，更与见闻者，同登无上法。

　　南宋隆兴府和尚祖琇，在公元1164年写的有关佛教的纪年典籍《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中，记叙公元667年道宣律师的生平事迹时，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妙善故事。祖琇对妙善故事的叙述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突显了道宣律师的“能通天人语”的神通，语言比较简洁，基本上保持了《香山传》的原型，他是在重述这个故事时，并没有自己的创作。同时，在其他书中也提及到妙善的故事，如南宋僧人行秀于1223年作《从容庵录》时，在其书卷四五十四则“云严大悲”条提到了妙善传说，云：“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人为宣律师所说。然三十二应，百亿化身，亦随见不同，各据其说也”；而《新编醉翁谈录》(金盈之撰，成书具体年代无考，约十三世纪初期)卷六“禅林丛录”的“雕佛余钱渡僧话”记载有“稽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证果香山现身南海大慈悲而渡众生之厄化手眼而救(当为报)父王之恩”之句。这些对妙善故事的记载，是佛教徒们对于妙善故事态度的反映，僧侣们以自己的认知心理重复着这样一个全不见于内典的观音本生故事，接受了妙善故事并积极地传播它。

　　但妙善故事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体现出从一个有明确地理位置与崇拜意义的显身故事，过渡到一个以孝道价值为吸引力的传说过程叫，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不再是为了强调某一地方的观音信仰，如蒋之奇那样突出汝州香山寺的大悲观音，而出现了以当时流行的南海观音为最后妙善修成的结果，这就说明了妙善故事在流传时，是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既体现了随着政治格局的变迁，文化格局也不断变迁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妙善故事也逐步褪去宗教的色彩，承载了更多的世俗观念，以至发展成为一个以孝道价值为吸引力的道德教化传说。

　　二、妙善故事形成的背景

　　(一)自古以来孝能感天的理念是妙善故事形成的文化根基

　　妙善故事宣扬的是中国传统的孝感理念。孝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指孝行感动天地，其中包含了“行孝”与“感天”两个基本要素。孝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时期。孝的最初含义是尊敬祖宗，生育儿女。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从孔子开始，孝才开始向“善事父母”的现实家庭伦理层次转变，后来孟子的仁与孝、荀子的礼与孝等思想，都以“善事父母”作为孝道的核心内容。曾子将“孝”含义的全面泛化，在他那里，孝简直成了社会的最高准则，对上层社会与民间观念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汉代由于阴阳五行与谶纬思想的盛行，尤其是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孝道观念逐渐出现了神秘化色彩。如董仲舒说：“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故号为孝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要求人们对于“天”，也要像对待“父”一样，讲究孝道，这种天人感应论对孝观念的干预，使“事人”的孝行有机会与“感天”的结局形成观念上的因果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以孝感天”的种种传说，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妙善故事就很好地融合了“孝感”这一厚重的文化传统。《香山传》中的妙善看透了生死轮回、人生无常，坚持要出家，但她的父亲庄王却坚决反对，想出种种磨难来阻止她修行，以致最后将她处死。而妙善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却并无怨言，在她修成正果之后，为了给父亲治病，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正是因为她的这种孝行最终得以感动天神，才被封为观音菩萨。其实，印度本土佛教是并不讲究孝顺父母的，佛教讲的是众生平等，佛经中舍己为人的行为是不分亲友远近的，佛教中的观音菩萨也是绝对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在早期宣传观音菩萨灵验的故事中，观音对任何只要念诵其名号的信徒都是一律给予救济除难，即使是逆臣贼子，只要虔心念诵，都可以得到观音的救助，并不见有特别青睐于孝敬父母的信徒。但是中国在接受佛教的过程中，把传统的儒家伦理融入到了佛学里，特别强调孝道。比如早期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中，佛就说‘父母于子，有大增益，乳哺长养，随时将育，四大得成，右肩负父，左肩负母，继历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若父母无信教令信，获安隐处”，也就是说能够报答父母的养育恩，使父母能信佛而修行的，将是最大的功德了，因此恪守孝道的目连因为救母的行为而成了佛的大弟子。妙善故事中妙善为了给父王治病，毫无怨言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无疑就把佛教大慈大悲的神性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孝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二)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为妙善故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土后，到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僧俗朝野形成了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崇拜观音菩萨最为突出。“不只是信仰《华法经》观世音，还信仰净土教的观世音，……相对于对前代的释伽、弥勒此土佛、菩萨的信仰，对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彼土佛、菩萨的信仰成为新势力而勃兴，以致形成了压倒之势。”且不说僧人们不断翻译和持诵有关观音的经典，就世俗方面，从朝野到民间都十分崇拜观音。如秦王李世民，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后，一次在夜雨朦胧中见“东南云际，光焰四射”，“观音菩萨，金身毕露”，他“顿首拜瞻”，唐高祖即下诏在此建寺。又如武则天，在神功元年(697年)，朝廷和契丹发生军事冲突，武则天诏令法藏依经教阻遏契丹内侵，而法藏是沐浴更衣，建立十一面道场，立观音像于其中，结果是契丹军队看见周武军队无数神王之众，观音也浮空而至，因而战胜。武则天在下诏表彰时说“贼众睹观音之像”，“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与这种狂热的观音崇拜相对应的是，这时出现了大量的观音石像、绣像。从《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留下的大量造像记可以看出当时造像的盛行：上至帝王、官吏，下至一般平民百姓，都以造像来表达自己对观音的企求。如唐睿宗的儿子李隆业所造的观音石像，其铭文为：

　　弟子中山郡王隆业，奉为四哥娘六亲眷敬造观世音石像一铺。勤诚雕刻，月面光舒，净虑庄严，金容相满……

　　节度使曹元忠家眷也为家中产妇做功德而绘有观音石像。还有许多一般民众或为求平安、或为保佑身体健康、或为己亡人早升天界而造了许多观音石像。今天在敦煌的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造像中还存有大量的唐造观音石像。同时，许多妇女还用手绣观音像，以表明自己对观音的虔诚。她们在发愿绣观音时，往往寄托了强烈的情感，有的竟然会“泪逐声尽”。由此可见，当时的观音信仰已经深入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宋代的观音信仰在三教合一的大环境中，进一步狂热化和世俗化。因为“称菩萨名号，皆得解脱，凡诸所求，亦复如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庄严妙相”，因此，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仁宗皇帝也是“顶玉冠观音像，以朝百官”。全国各地普遍建有观音寺院，很多寺院还附会相关的观音传说。在宋代观音信仰中大悲观音信仰最为突出，这得缘于宋代佛教中天台宗对大悲咒和以诵大悲咒为主的忏仪的大力提倡，密教经典《请观音经》很受天台宗法师们的喜爱，天台大师智顫独重视此经，并且依据它提出了四种三昧行仪的最后一种＿非行非坐三昧，而宋代天台大师知礼更是写了一部《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简称《大悲忏》)，以配合对大悲咒的诵念。在这部忏法中，观音菩萨被称为“大悲”，且被视为“救世者”，为了救苦救难而来，“在五道中轮回”。知礼的忏法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佛祖统记》中记载了许多修习《大悲忏》的传说，如僧“法宗，依雷峰广慈学教，用止观行法修大悲忏九载，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净土忏，久之梦佛菩萨宋迎，后三日合掌西望而逝。”后来在《敕修百仗清规》中提到；在禅院方丈示寂曰与纪念开山历代祖师的法会上，在为帝王祈福的仪式中，在祈雨的仪式及所有比丘与住持的丧礼中，都会持诵大悲咒。《清规》还劝告居士们集体念诵此咒，表明使用大悲咒的人并不限于僧人。随着大悲咒的流行，宋代的大悲观音信仰非常盛行。

　　家家弥勒佛，户户观世音。唐宋这种对观音信仰的狂热，为创造中国式的观音本生故事造足了势，为妙善故事的形成创造了深厚的信仰基础。

　　(三)宋代对神祗的认知方式为妙善故事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从宋代笔记小说大量的关于神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宋人对神祗的认知方式呈现出了真人化、历史化、吐俗化、在地化、功能化的特点。当以历史溯源的方式去认识神祗，交代神祗的身世时，神与人的距离拉近了。

　　一方面，许多源自中国古代的抽象信仰，到宋代纷纷被拟人化，具体为某一个实相人物。如古时为星宿方位的真武神，被宋人塑造成了“披发黑衣，仗剑捣龟蛇”的样子，甚至传说狄青就是真武帝，真武帝成仙的地方也被传说就是武当山。宋太祖在平定湖南后，就曾下诏各地官员赶制五岳神祗的崭新用品，为他们换置新装，包括衣、冠、剑、履等日常用品。宋真宗也为五岳神制定了专门的冕服制度和崇饰的礼仪。甚至还把天上卤薄二十八星宿都绘成人形叫。这样，抽象的信仰被物像化了，有些神祇还被传说会刻意现身，要求绘工绘出自己，作为信徒祭祀时的挂像，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就记载了鱼篮观音自现画像为贺氏画家作模特的事情。

　　另一方面，许多有名的历史人物也纷纷被神化。在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闰六月十七日，太常博士王古请求“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在这种如火如荼的封神运动中，许多历史人物都被神化了，人们也开始了对自己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身世的创造。

　　(四)香山寺浓厚的观音信仰环境为妙善故事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宝丰县的香山寺在县东南20多里一座名为龙山(或者叫火珠山)的小山上。宝丰香山寺历史悠久，据考证创始于东汉，至今已1800余年了，在唐代，香山寺在佛寺界具有很高的声望，各地禅师都宋该寺游学，很多在此修成了大德高僧。据资料记载，寺中僧人常诵《妙法莲华经》，《续传灯录》记载了一个禅师游学的经过：

　　明州天童宏智禅师，十一得度干净明本宗，十四时具戒，十八游方，诀其祖曰：“若不发明大事，誓不归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见深所器重。一日闻僧诵《莲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诣丈室陈所悟，山指台上香huachengnz.com华程网合曰：“里面是甚么物?”师曰：“是甚么心行。”山曰：汝悟处又作么生?”师以手画一圆相呈之，复拋向后，山曰：“弄泥团汉有甚么限?”师曰：“错。”……

　　这段文字就记述了宏智禅师游历各地求法，最后到达汝州香山寺，在此寺听了僧人诵念《妙法莲华经》，而得以通悟，并修成了大德高僧的过程，可见，香山寺在当时佛教信徒中占很高的地位。同时从寺中僧人所诵的经文来看，此寺中信仰内容一定有观音菩萨，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中，观音是一个主要的菩萨。宋代以来，香山寺就以其大悲塔和大悲塑像成为信徒膜拜的对象。对于此塑像最初塑成的一些情况，目前发现的史料还没有明确的记载。小林太一郎推测说，如果从大悲观音菩萨信仰在中国流传的大体情况来看，这塑像可能建于唐中后期。后来，这个寺庙得到了多次的修建，如在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曾敕建香山大悲观音大士塔，塔身3]米，为九级八角楼阁式密檐砖塔，底层中央供千手千眼佛一尊，第二层供玉佛一尊，第三、四层有壁龛数百，其余各层均为素面青砖平砌而成，每层高度递减，呈八棱锥体，造型朴实大方，雄伟壮观。熙宁四年(1071年)有施主吴姓夫妇“独修第五级大悲塔”。至明被红巾军焚毁，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敕修重建，其规模和盛况在庙宇中罕见。据《修造记》碑载：“山以寺而益显，每岁仲春之望，香火天开，四方游者先期云集……人之至止，数以万计，悉仰山灵而起敬，投钱供佛以去，如期乃已。”从此可知每年香会期间，来此拜佛观光者之众，香火之盛。

　　司见香山寺一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佛教寺院，尤其是在北宋前期，寺中的大悲塑像和大悲塔成为了当时僧人和民众膜拜的对象，正是在这种信仰基础下，才有汝州香山寺的关于妙善故事传文的出现。

　　要之，我们认为，妙善故事这一最有代表性的中土观音本生故事，是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其最初形成于民间，经由《香山传》记载以后，获得了文士僧侣们的普遍认同，随着观音信仰的广泛流布，而最终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化的观音本生故事，反过来，它又极大地促进了观音信仰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