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山梵呗与早期梵呗传承的几个问题
　　徐文明
　　自古以来，公认中国梵呗由陈思王曹植(192—232)始创于鱼山。
　　据《三国志补注》卷三引刘宋刘敬叔《异苑》：“陈思王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这是现存的关于曹植创制梵呗的最早记载。
　　齐梁名僧僧祜(445—518)《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其《法苑杂缘原始集》卷六目录：帝释乐人般遮瑟歌呗第一(出《中本起经》)佛赞比丘呗利益记第二(出《十诵律》)亿耳比丘善呗易了解记第三(出《十诵律》)婆提比丘响彻梵天记第四(出《增一阿含》)上金铃比丘妙声记第五(出《贤愚经》)音声比丘记第六(出《僧祗律》)法桥比丘现感妙声记第七(出《志节传》)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第八 ，支谦制连句梵呗记第九
　　康僧会传泥洹呗记第十(《康僧会传》)
　　觅历高声梵记第十一(呗出《须赖经》)
　　药练梦感梵音六言呗记第十二(呗出《超日明经》)
　　齐文皇帝制法乐梵舞记第十三
　　齐文皇帝制法乐赞第十四
　　齐文皇帝令舍人王融制法乐歌辞第十五
　　竟陵文宣撰梵礼赞第十六
　　竟陵文宣制唱萨愿赞第十七
　　旧品序元嘉以来读经道人名并铭第十八
　　竟陵文宣王第集转经记第十九(新安寺释道兴)
　　导师缘记第二十
　　安法师法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
　　右二十一首经呗导师集卷第六
　　其中第八以下专记中土梵呗历史，这是佛教内部关于早期梵呗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最为可惜的是仅存目录，不得其详，不过其中明确提到陈思王曹植感鱼山梵声而制呗。
　　梁慧皎(497—554)《高僧传》经师篇《论》称：“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该《论》又称：“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啖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
　　因此慧皎同样认为曹植是中国梵呗的创始人，还指出他的创作是得到鱼山之神的传授。
　　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甲：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东阿郡王，终后谥为陈思王也。幼含硅璋，十岁能属文，下笔便成，初不改定；世间术艺，无不毕善。邯郸淳见而骇服，称为天人。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扬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莫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光显，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六契，见梁释僧祜《法苑集》。然统括道源，精搜仙录，奸妄奇妖，终归饰诈，其前论所委辩当明矣。
　　又据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四：
　　此以歌呗供养，当得大士梵音声故。梵云婆陟，此言赞叹。呗，匿讹也。陈思王登渔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道亮，远谷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故今俗
　　中谓之渔梵，冥合西域三契七声，闻俱胝耳等所作
　　也。
　　窥基不仅肯定曹植作梵呗，还称赞他的制作与印度圣贤亿耳(闻俱胝耳)所作的冥合，表明中土梵呗不让西天。窥基这里只是称赞中土渔梵制作之精，并未有称其“仍属西域佛教音乐系统”之意。所谓“冥合”，虽然有表明其传承性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表明其合法性，并不是说渔梵是西域七声的翻版。
　　这表明直到唐代，依然认为梵呗始于曹植在鱼山的创制。对于曹植作呗一事，前代似无疑者，近世汤用彤先生则不以为然，他指出：
　　又佛家相传，梵呗始于曹植之《鱼山七声》。鱼山在东阿。《魏志》曰：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但于其造梵契则正史不载。其所作《辨道论》，佛徒恒引之(《广弘明集》、《佛道论衡》并载之)。然其旨在斥方士，于佛教则不必信也。
　　这一观点为任继愈等所承袭，以为“曹植反对方士，说他信佛并制梵呗是不可信的。”
　　汤先生对此没有展开论证，只说了两条论据，一是正史不载，二是反对方士，故对于佛教也未必相信。
　　曹植是否信佛，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证的大问题，于此难以展开，不过汤先生的两条证据并不充分。一则当时佛教并非广泛流行，社会上对佛教的偏见和无知很盛，而修正史者多昧于儒学，对佛教很不公正，非惟当时，后世亦然，若以正史不载为据，则佛教的影响难寻其迹。二则曹植反对方士，佛教当时也算方术之一，故他对佛教不会相信，这一说法也值得探讨。曹植固然有《辩道论》，力斥神仙道术，然而此说究竟是发自本心，还是受了乃兄文帝的影响，难于悉知。文帝不喜方土，曹植也只能表示跟从。退一步讲，即使曹植真的不喜神仙道术，也未必表明他不喜佛教。正如汤先生所述，作《理惑论》的牟子同样讥神仙之术，但他恰恰是为了抬高佛教。佛徒恒引其《辩道论》，恰恰是因为这篇文章在佛道论争中有利于佛教，前引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就称赞此文论证了道教的“奸妄奇妖，终归饰诈”，因此这恰好可以作为他抑道扬佛的证据。曹植有才无位，屡受猜忌，志不得伸，身不能安，很容易体会佛教世事无常之理，以他的遭遇，理解和亲近佛教是很自然的事，以他洞晓音律的大诗人和艺术家的身份，完全有可能创制梵呗。既然古人都认为曹植是创始人，在今天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不是，还应尊重此说为好。
　　那么曹植是依据哪一部经典来制作梵呗的呢?最早的《异苑》和《出三藏记集》未作说明，只有《高僧传》说是“删治《瑞应本起》”，又称曹植“始著《太子颂》及《啖颂》”。《太子瑞应本起经》始译于支谦。
　　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第六：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初桓、灵世，支谶译出法典，宥支亮、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练经旨。献帝之未，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于昊。……后昊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即召见之，因问经中深隐之义，越应机释难，无疑不析。权大悦，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越以大教虽行而经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华戎之语，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言。从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注《了本生死经》，皆行于世。后太子登位卒，遂隐于穹隆山，不交世务，从竺法兰道人，更练五戒。凡所游从，皆沙门而已。后卒于山中，春秋六十。吴主孙亮与众僧书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已已!”其为时所惜如此。又据《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
　　支谦从吴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三十余年中，译出《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四十九经。如果曹植是依照《太子瑞应本起经》而作梵呗，那么此经的译出肯定是在嘉禾元年(232)以前。当时虽然三国交兵，但文化上的交流并未断绝，是故曹植能够看到由吴国支谦译出的经典。
　　《祐录》及僧传均未载此经准确的翻译时间，只说始自黄武，终于建兴，到了费长房才说是黄武年间。据《历代三宝纪》卷五：
　　《瑞应本起经》二卷(黄武年，第二出，一云《太子本起瑞应》，与康孟详出者小异。陈郡谢锵、吴郡张洗等笔受，魏东阿王植详定。见《始兴录》及《三藏记》。)
　　这里不仅言此经译出于黄武年(222—229)，还有笔受者之名，甚至说是曹植是此经的详定者。此说道是出自《始兴录》和《出三藏记集》，后者实不见其迹，应是出自前者。这一说法得到后世道宣和智升的认可，应当是有其依据的。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曹植不仅依据此经作梵呗，还曾对之进行详定，这大概是后来此经广为流传、备受喜爱的重要原因。
　　《高僧传》又称曹植作有《太子颂》及《啖颂》，前者当依《太子瑞应本起经》而作，后者当依《啖经》。《啖经》，《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作“《孝子啖经》一卷(或云《菩萨啖经》，或云《啖经》)未明译于何时。此经现存本，最早者当为载人康僧会《六度集经》卷五第四十三的菩萨啖故事，其后又有乞伏秦圣坚所译《啖子经》—‘卷。
　　大正藏收录了几个版本，一作《佛说菩萨啖子经》，道是“《安公录》中阙译，今附《西晋录》”，有作《佛说啖子经》，谓“西晋沙门圣坚奉诏译”，有说“乞伏秦三藏法师释圣坚译”，e还有“姚秦三藏法师释圣坚译”之说。凡是题为圣坚所译者，作乞伏秦、西秦、姚秦(乞伏乾归曾一度降于后秦)、东晋时均可。《佛说菩萨啖子经》与圣坚译本有所差异，此经究竟是何时何人所译，难得其详，列入《西晋录》，恐怕也没有太多的根据。
　　若是曹植依之作颂，其译时肯定很早，必在康僧会之前。任继愈等认为《六度集经》为康僧会编译，所收录的经中“有的经在他之前已在社会上流行”，其中“有的经就是采自支谦的译文”。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在此基础上，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即《啖经》原为支谦所译，其后又被康僧会略加改编，收入《六度集经》中。这一假设并非无据，支谦译经，《祐录》列了三十六部，《高僧传》称有四十九部，后世肯定有所缺漏，若此经漏失译者之名，成为失译经典，并不奇怪。康僧会对支谦的继承和遵循也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这一假设若能成立，则曹植制呗，所依经典都是支谦所译，二人虽未谋面，而神交已久。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曹植依支谦所译经典作梵呗，而支谦本人亦作梵呗三契，那么究竟是谁先作梵呗呢?支谦与曹植生年相近，而曹植享寿不永，卒年早于支谦二十余年。支谦何时作梵呗不得其详，曹植则传说作于太和四年(230)。据《出三藏记集》，支谦作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并行于世，“后太子登卒，遂隐于穹隆山，不交世务”，似是暗示其制呗在太子登去世之前，太子登则卒于赤乌四年(241)。支谦作呗，所依经典是《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前者实为支谦自译的《阿弥陀经》二卷，见于《祐录》，后者则是汉献帝建安中(196—220)康孟详所译。
　　支谦依更早的《中本起经》而作梵呗，不用自译的《瑞应本起》，曹植则用吴黄武年(222—229)译出的《瑞应本起》，并加以删定；支谦所作有三契，曹植所作则至少是六契。这是否表明支谦作梵呗在《瑞应本起》译出之前呢?也就是说，曹植不仅参考了支谦所译经典，对支谦所作梵呗也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呢?
　　吕澂先生指出：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可看作它的绪余的《共议》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象那三契或者即是《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天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但他这一创作对于赞呗艺术的发展是有相当影响的。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响的启发而有了《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依照吕先生的说法，似是暗示曹植是受了支谦的影响和启发而作梵呗，这一说法显然是有所根据的。
　　虽然支谦作呗有可能早于曹植，但所作呗于后世湮没不存，并未形成大的影响。与之相反，曹植所作影响极大，后世所传，均称祖述东阿，归宗鱼山，因此曹植成为佛教史上所公认的创始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里又引申出一个问题，曹植始作梵呗，究竟有几契。依《集古今佛道论衡》和《法苑珠林》之说，为六契；而依僧传之说，则是“传声三千有余，在契四十有二”的巨构。到底哪一说正确呢?
　　或谓一出梁代，一出唐朝，当然以前说为是。不过道宣说得很清楚，他依据的是僧祜的《法苑集》，其时代更早。从情理上讲，初出梵呗，不应如此完备。据《高僧传》经师篇《论》：
　　其后居士支谦，亦传梵呗三契，皆湮没不存。世有《共议》一章，恐或谦之余则也。唯康僧会所造泥洹梵呗，于今尚传，即《敬谒》一契，文出双卷《泥洹》，故曰《泥洹呗》也。爰至晋世，有高座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时有作者。
　　从慧皎自己所举例证来看，早期所作梵呗，都较简略，支谦三契，康僧会一契，昙箭一契，又帛法桥作三契，尸梨密多罗(高座)作胡呗三契，昙箭弟子法等作三契。如此曹植的六契已经是最多了，四十二契显然与众不伦。
　　有证据表明，四十二契的巨构直到齐代才产生。据《高僧传》卷十三：
　　释慧忍，姓蒉。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宝寺，无余行解，止是爱好音声。初受业于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细妙，特欲过之。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长妙。于是令慧满、僧业、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昙慧、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余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余。
　　这里说得很清楚，瑞应四十二契是齐文宣王萧子良感梦之后，集诸善声经师，特别是多宝慧忍(约454—494)等，共同商量旧声，评析新作，由此集体创作出来的。其中多宝慧忍起了重大作用，他所得最为精妙，是以文宣王命慧满等四十余人皆从之受学，使其唱法流传久远，盛行梁代。
　　对于文宣感梦一事，《僧辩传》亦有说明：
　　释僧辩，姓昊，建康人，出家止安乐寺。少好读经，受业于迁、畅二师。初虽祖述其风，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独步齐初。尝在新亭刘绍宅斋，辩初夜读经始得一契，忽有群鹤下集阶前，及辩度卷，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后人时有传者，并讹漏失其大体。辩以齐永明十一年卒。中兴有释僧恭，当时与辩齐名，后遂退道。
　　僧辩(?—493)为慧忍之师，受业于乌衣昙迁(390—488)、道场法畅，知名齐代。齐文宣王于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感梦，得古《维摩》一契，便于明日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安乐僧辩等作声制呗，他们在搜罗古今的基础上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创作，才形成了《瑞应》四十二契的鸿篇巨构。如果说曹植以一人之力，一下子便创作出了四十二契，虽然他才高八斗，天下独步，也确实有些困难。
　　僧祐也记载了此事，其《法苑杂缘原始集》有《竟陵文宣王第集转经记》第十九，道是出自当事人新安寺释道兴之手，应当是可靠的，可惜不传后世。
　　永明制声不仅是佛教音乐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四声之成立，律诗之肇始，均与此有关。陈寅恪、汤用彤等都对此十分重视。对于这一问题，王小盾等有更加细致的研究。萧子良既是这一大事件的领袖和组织者，又是实际的参与者，对于中国佛教和文学诗歌的发展贡献很大，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
　　总之，中国梵呗始自三国，盛于齐梁，历经曹植、支谦、康僧会、帛法桥、支昙箭、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僧俗名家的创作和提倡，日益兴盛；对于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