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初老人全集序
　　《东初老人全集》
　　时间过得好快，到今（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恩师东初老人示寂，已经整整十年了。记得我奉遗命继任祖庭中华佛教文化馆馆务之初，即以三点原则自励：第一，尽我的力量，推动并实践东初老人为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奉献的遗志；第二，竭我的所能，来维护并照顾文化馆的道场及其原有的住众；第三，本我的初衷，不支用东老人所遗的财产。在此十年以来，总算未离这三点原则，这是堪以自慰，亦可告慰于东老人的。
　　释迦世尊涅槃之初，在许多人忙于争夺佛的肉身舍利之际，十大弟子之首的金色头陀摩诃迦叶，则忙著召集五百大阿罗汉，去结集佛的法身舍利，完成了法藏的第一次搜集校订的大业。因此，我于东老人圆寂后的第二天，自美东的纽约赶回台北，第一项觉得要做的工作，是保全并收藏他老人家生前的遗著遗稿。道场固重要，不如他所留的文化遗产更重要。道场可因人事变迁而起起灭灭，他的遗作，则可流传至更远更久，影响的时空也较深广。虽然东老人于其一九七七年二月初二日所留的遗嘱中自称：“余出身农村，未受过国家正轨教育，虽于佛学，稍有研究，仍觉未入堂奥。”可是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在担任焦山定慧寺的监院及方丈期间，办了佛学院及佛学期刊，到了台湾，创办《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创建的道场，不以寺名，也不称精舍，而称中华佛教文化馆，倡导影印《大正新修大藏经》，他有极其崇高的爱国情操及护教热忱，对于佛教的文化教育，抱有不能自己的使命感，特别在他晚期的十多年间，深感护教弘法，必须以历史为基础，所以全力以赴地完成了《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三部伟构。以他一位不懂外文而仅能利用中文及部分日文资料的老人，有此气魄与成就，实在难得。他的研究功力可能不算深厚，对于资料的搜集编写，确已足供后人的研究参考。
　　本来，我准备亲自编校东老人的全集，结果由于每隔三个月要奔走于台湾及纽约两地一趟，事太多也太累，所以责成果如师试著做，他也请到他的一位戒兄协助，做了几个月，终以耐心不够而搁置下来。一九八二年初，请到东吴大学毕业生林孟颖小姐，也只做了几个月，旋即就读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初，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朱碧真小姐，参加了文化馆的禅七之后，愿为东老人的全集做校订工作，她的心很细，发现原作初版时的校对工作疏漏之处甚多，乃至初版前为老人抄稿者的疏漏也不少，朱小姐便不厌其烦地逐一查对原稿所引的原始资料。是以花的心力和时间，相当可观，但也是非常值得，如今以全集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的，不论是原版影印，或者是重新编印，其可信度与精确度，均较老人在世时的著述，更具参考价值。朱君的辛劳，可想而知。不过她由于编校工作住进文化馆，到一九八六年也在我们的下院农禅寺，发心披剃，现了出家相，法名果彻，也可以说，她是由于东老人的遗作得度的。
　　这套全集，共七集计精装八册，二十五开本，以老五号字印行，总计四三八四页，约三百零八万字。原计画的编印经费是新台币二百万元，结果文化馆无法筹出这笔款子，本来我也不愿支用文化馆的经费，到全书出毕为止，感谢文化馆的现任住持鉴心比丘尼，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拨出了四十万元，用表补贴。其余的均系用我的著作销售所得，以及少数几部东老人时代出版的存书，作为弥补。当然，果彻和义工们编校工作不支薪给，才是本全集在无经费预算的情况下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
　　全集工作的另一功臣，是方宁书教授。方公是东老人晚年的随侍弟子，曾为《佛教文化》季刊担任主编，也是文化馆法人的董事兼主任秘书，十年来对于馆务的协助，对我个人的支持，不遗余力，对此次全集的出版，他也给予最大的关怀，在此一并申谢。”
　　摘自《书序》法鼓全集 (03-05, p. 51~53,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