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
　　秦启明
　　序言
　　编修年谱是古代史家的一大创造。目的是以此为先贤立德立业。即通过总结历史人物—谱主的一生，俾以流传于世，嘉惠世人：一、可作为历史文献，供历史学家用来编纂专题史或断代史：二、可让后人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便于更好地“图今”—“事今”。年谱的由来，当发端于汉代司马迁首次创编的编年史。故自唐、宋以来，编修年谱便成为文人治学的时街，代代相因，相沿成习。进入二十世纪，编修年谱，始终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而且被列为研究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因此，各家年谱争相付梓，林林总总，多不胜数。与此同时，借助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思惟新方法，年谱无论是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有了长远的发展。即由大事式年表—正文加注释—某时记事式。三者相比，某时记事式最受读者欢迎，盖因谱文筒洁，条缕明晰，大小活动力求俱录无遗，一如某一历史人物的“百科全书”。尤为可喜的是，重要历史人物，每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年谱印行于世：更有洋洋数十万言的某时记事式“年谱长编”。这是年谱园地前所未有的盛况。如何编修好年谱，也被史学界提引研究日程，并被列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形成一门专门学问—“年谱学”。
　　年谱之所以长盛不衰且备受人们欢迎，当取决于“其文直，其事核”，做到“不虚美，不隐恶㈩”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庸置疑，实事求是也是—地史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所谓“实事”，就是事物在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就年谱来说，即指某一历史环境中，谱主展开生平活动时的所言所行，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现象；所谓“求是”，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如实再现事物在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年谱来说，即通过反覆考查核实，俾能二确证谱主生平活动的真实言行，再秉笔直书录入年谱。唯有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使年谱做到求实存真。即要求谱文所记每项活动，确系谱主生前所亲身参与；要求谱文所记的…曰一行，确系谱主生前的所言所行。一句话，要求谱文记事没有一句不实之言。
　　要编修弘一大师年谱，得先了知其超凡脱俗的名利观。原来早在出家之日起，大师便埋名遁世，弃置声华。驻锡常住寺院时，他始终不忘手书有部律偈语，置于案头，作为座右铭，目的是用以自惕，唾弃名利。内云：“名誉及利养，愚人的爱乐，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倒。”外出云游，随意栖止。“每至一地，必择茅庵僻室以居。”为恐他人丰千饶舌引起外界注意，大师总是手书无尽禅师诗偈，粘于壁上。内云：“一池荷叶衣无尽，半亩松花食有余，住久故应人知处，又栘茅房入深居㈧。”连手又函告上海挚友夏丐尊，要求隐匿居址。函云：“倘有向尊处询问余之踪迹者，乞答以遁居他方，未能见客通信，现住之址及寺方乞勿告知。”因此之故，致令云游之地的旧识，往往在大师离去后方“始知之——。”只能暗自感叹无缘!如若有人著文彰扬，大师从不贪恋声华之地。比如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难移居漳州瑞竹岩，发现居地远离闽海前啃，且住于高山之上，当是国难期间出家难觅的修学之地，因此，大师原准备留居瑞竹岩长期“静养㈤。”孰料有位好心人借寺中瑞竹发芽，在报刊著文彰扬大师，声称此乃弘一大师莅寺之“瑞应”云云。大师就此改变原定计划，仅居数月便赴安海弘法。
　　殊为可敬的是，弘一大师生前曾多次辞谢善友修谱立传之请。如一九三O年六月寓居滨州庆福寺时，上海挚友夏丐尊来信函索材料要求为之立传。大师即回信婉言辞谢。内云：“书悉。自惭凉德，本无可传。拟自记旧事数则，或足以资他人改过迁善之一助耳。稍迟当写奉㈩。”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云居绍兴戒珠寺时，浙一师校友蔡丐因慕名来访。当场表明，大师之“应化事迹，彰彰在目”，为恐年代久远，“传闻失实”，蔡丐因提议在大师生前“勒定年谱，以示后人”；大师谦让不从云：“平生无过人行，他日有所记忆，当为仁等记之。”就这样再次辞谢修谱之请。
　　弘一大师重兴南山律学，厥功至伟，名垂千秋；弘一大师独具之韬光咸德，令同时代僧人所望尘莫及，令人惊叹!因而为之修谱立传，务宜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修谱原则，若有闪失，无疑会亵渎了弘一大师可敬可颂的一生。
　　综上所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弘一大师年谱，人们心中已经一清二楚。下面就可进入正题，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衡量《弘一大师年谱》。
　　一九九三年四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林子青先生的《弘一大师年谱》 （自称“新谱”）。这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付印的《弘一大师新谱v （自称“旧谱”），吸取海内外“弘学”研究成果，重行修订增补而成。全书都达四百七十页，篇福也由原来的十一万字，增加到二十五万字。
　　笔者认为：由于林氏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终致在长达二十五万字的洋洋篇福中，未能通过深入考查，本著「其文直，其事核”的要求，全面正确详实地记述弘一大师的生平活动，如实再现一代高僧弘一大师的高尚风范，因此，很有必要针对《新谱v中的存在问题，分别加以归纳，撰写专文予以探讨论证之。
　　摘自《十方》19卷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