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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语言研究有三难——读（佛经译词的文化二重奏）有感
汪维辉（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初识万金川先生，是二OO二年十一月在中正大学主办的“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听厂他的演讲，真有振聋发聩之感，虽然他自称汉语研究个是他的专业，但他对相关文献的熟悉、对这个领域所存问题的洞若观火，他在梵、藏、汉文佛典文本对读方而的深厚功底以及见闻之博洽、文笔之优雅酣畅，都使我震惊和钦佩。最近在《普门学报》上重读他提交那次会议的大作，虽然经过打磨，较原文少了些棱角，但仍给人以深深的震撼籼启迪，
佛典包罗万有，博大精深，可以多角度进行研究，语言研究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佛典语言研究不仅对读懂佛典有直接的帮助，而且也是汉语史学科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它对揭示中古汉语（东汉——情）的真实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一时段能反映口语实况的中十文献太少厂，不得不借助量人质优的翻译佛典。可是综观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普门学报》，研究佛典语言的论文仅三数篇而巳，不免略觉遗憾。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佛典语言研究难，恐怕是原因之一。
佛典语言研究有何难?曰：至少有三难。容我一 一道来。
一难：要懂佛学。
佛典属于宗教文献，要研究其语言，白然少不了聿握基本的佛学知识。对汉语史研究者来说，这并非一件易事。万金川先生对辛岛静志教授的推崇备至是有其道理的：
诸如丰鸣教授这一类莱具中国传统语言学与佛教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可以说就如同他所长现出来
的杰出业绩一样，在这个领域里不但极其罕见，而且简直就定异数!（《普门学报》第卜八期，
第四十九—五十页）
笔者亦曾涉猎佛典，为撰写博上论文，通读过现存东汉三国时朔的所有佛经（包括失译），深知此中的困难?要想粗通佛学，了解那些法数名相的涵义，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毕功·
二难：要通梵、藏诸语。
万全川先生在他的大作里一再强调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如果下满足于作浅层次的泛泛之论，而是希图深刻揭示佛典语的真相，那就非通梵文、巴利文等“源头语”不可。而且为了便于比较，最好还要能够通藏文——这一点研究汉语史的学者们提及的似乎还不多。要不然，诸如“佛典汉语的性质是什么”?“佛经翻译究竟对汉语的发展产生厂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说清。这方面万先生的大作行充分的论述，我很同意他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漠译佛典的语言研究里，某些学者们会不会足过度地夸大了梵语对汉语的影响（不论定词汇方
面，或定语法方面） ，而没有同时去留意汉语自身也有其内部的一些规律……?（《普门学报》
第十八期，第五十五页）
而且他自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但是能像他那样“自力救济”、“苫学梵、藏两种经典语文”，而且学通了的能有几人?这是比第一点更难的难。正如万先生所批评的，目前从事佛典语言研究的汉语史学者基本上部不具备这种素养。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更年轻的后学。
三难：早期佛典的译人和译出时代是一笔糊涂账。
语言史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必须年代明确，文本可靠，而早期译经尤其是东汉三国两晋译经，历代经录所题的译人和译出时代多不可信。虽然学者们试图从外部（经录的记载）和内部（各时期、各译者语言的特点）两个方面内外夹攻，来确定一批疑伪经的译出时代乃至翻译者，但此项工作困难重重。笔者也曾尝试过这种工作：为了考订两种《般舟三昧经》的译者，希望能先确定支娄迦谶和竺法护两人的用词习惯及语言风格，结果是如坠五里雾中：：山于笔受者不同等种种复杂的原因，要想筛选出一批所谓的“监定词”真是难乎其难。最后不得不放弃。义因为这些疑伪经相隔的时代比较近，要想找出时间方面的差异，从而确定译者或翻译年代也是相当困难的。
上述三难，没有包括研究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汉语史专业修养和对风格独特的佛典汉语的感知能力，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并不是说因为有这三难，佛典语言研究目前就一筹莫展厂，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也能做的，而且寸以边做边学。笔者强调这些困难，只是作为对万先生大作的一种呼应，希望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有志于此道的年轻学子们，能够具备更广博的学养，放出更超卓的眼光，做出更优异的成绩，而不是“炒冷饭”或“原地踏步” （万先生语）。这门学问的进步，确实有赖于语言工具的完备和方法、眼光的更新。衷心希望能在以后的《普门学报》上读到更多研究佛典语言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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