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古文学关系研究的精审之作——评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
　　周广荣
　　几年前，笔者在《文史哲》上看到一篇署名普慧的《(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阅读之后，深为作者所揭示的《文心雕龙》与《成实论》之间成书形式上奄若合符的对应而击节，觉得作者该是一位精于佛理且熟稔传统文学的僧人或居士。此后，又陆续读了他的《大乘涅架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慧远的禅智论与东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说》、《齐梁诗歌声律论与佛经转读及佛教悉昙》等数篇探讨佛教与南朝文学关系的论文，在获得佛教与南朝文学之间多重关系的新认识之余，益发对作者覃思妙悟、照烛幽微的见地而称赏。更加确信，作者不仅是一位精擅佛理的佛门居士，而且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已有多年的经验。及至近日读到作者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朝佛教与文学》，才对这位青年学者及其深厚学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南朝佛教与文学之间纵横交错的多重关系全面而又细致的讨论给笔者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此书应是继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张伯伟《禅与诗学》之后，研究佛教与中古文学的又一部精审之作。
　　《南朝佛教与文学》是普慧(本名张弘)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共分七章，第1章“佛教的发展与晋宋思想文化的特质”，通过对晋宋时期南下高僧对建构晋宋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帝王文人的佛教活动，揭示了佛教对当时思想文化之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第2章“佛教哲学与晋宋山水文学”，分别论述了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弥陀净土信仰、涅槃学与山水文学的关系，指出佛教哲学不仅为山水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刺激了山水文学的迅速增长。第3章、第4章分别为“齐梁文人的佛教活动及其佛学思想”、“齐梁文人崇佛诗歌之创作”，意在梳理佛教对齐梁文人的社会活动、思想及创作的影响。第五章“诗歌声律与佛教”则在全面分析汉语诗歌声律的诸多成因之后，集中探讨了随佛教而传人的梵语对汉语诗歌声律形成的关健作用。第六章“梁陈宫体文学与佛教”，从天竺的生殖文化、佛教经论中的欲色声相及吴越荆楚性文化等方面，揭示出佛教对梁陈宫体文学的产生及嬗变所起的至为重要的作用。第七章“佛教与五朝叙事小说及‘世说体’、史传文学”，着重辨析了佛教文化输入后汉魏六朝叙事文学所发生的种种变革。另外，本书还有两篇附录，讨论了佛教文化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本书有机的组成部分。拜读此书，有如下几点感受最为深刻：
　　1．佛理与文思的水乳交融 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要熟悉佛学与文学两门学科的基本知识、研究方法及学科规范，并且还要能够立足于两种科的学术前沿，对它们有较为清楚、透澈的把握。上述种种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具备的，需要研究者长时段的积累。近十余年来，国内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探讨佛教与文学关系的文章可谓伙颐，但真正熟知佛理又深谙文学，能够揭示佛教与文学之间深层联系的论著实属凤毛麟角。本书的作者是中文系出身，受过严格的文学专业训练，与此同时，作者潜心佛学亦有十余年。多年的学术积累，使其能够兼跨两个学科，叙佛理时，条分缕析，要言不烦，论文学时，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真实地揭示出佛教与文学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以本书第二章探讨佛教哲学与晋宋山水文学的关系为例。作者在把晋宋时期佛教思想嬗变的轨迹与文学发展的历程联系起来，剖析大乘般若学、弥陀净土思想及涅架学如何促进晋宋山水文学的繁荣问题时，并没有按照司空见惯的方式，从相关佛教典籍上寻章摘句，然后驰骋个人想象，随意发挥，自圆其说，而是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佛学功底，先梳理出每一种佛学思潮的源流、主要内容、诸家异说，然后探讨此种思潮给崇佛文人的思想、世界观尤其是自然观所带来的冲击，进而揭示这种思想、世界观如何刺激了山水文学创作的繁盛。同样，也正是因为作者能够把佛理与文学圆融无二地统一考察，才能在关于《文心雕龙》成书结构的各种异说之后，率先揭示《文心雕龙》对《成实论》结构形式的借鉴与模仿，堪称的论。
　　2．独辟蹊径，颇多孤鸣先发之见 由于具备了丰厚扎实的佛学与文学研究功底，且又能将二者相互融会贯通，普慧博士在审视南朝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之时，便能慧眼独具，揭示佛教与文学问错综多变的关系。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或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所未发，或立论公允，力纠前人之失，对不少文学现象做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本书在论述佛教哲理与山水诗的起源问题时，作者并没有沿习惯例，仅从般若学、弥陀净土信仰人手，探讨佛教哲理对晋宋山水文学的影响，而是从当时佛学发展的历史人手，通过探讨影响山水文学创作的主要佛学思潮，从而指出，晋宋山水文学中的物、情、理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乃缘于涅架佛性学说对谢灵运等文人学士的深刻影响。再如第七章论述佛教与志怪小说时，并没有停留于故事原型与题材的探索，而是从佛教的人生观、时空观，以及佛经故事的叙述特点人手，使其研究更带有普遍性时意义。又如，对谢灵运山水诗中的说理成份，古代文学研究者多从文学角度出发，多持否定或批评态度，或以为艰涩难解，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或以为是诗人在烦乱寂寞的心情中，寻求慰解的徒然努力，普慧博士则从当时佛学和文学交互影响的的实际情形着眼，认为谢灵运之所以创作出带有说理成份的山水诗，是因为他“更加关注着超越个体和个性，把佛教的心性论与人生之哀乐的咏叹联系于一起，探索着人生的更为深层的东西”。相比之下，这种理解更能令人信服。
　　3．推源溯流，原始察终，在长时段的文化背景中揭示事物间的联系 如作者在本书的叙论中所言，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二者的关系并非孤立的。因此，本书在探讨南朝佛教与文学时，尽力把它们置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对每一种思想的来源，每一种文学现象的成因，都予以“推源溯流”式的探究。如作者在探讨佛教哲理与晋宋山水文学时，首先从中土原始宗教的自然观人手，揭示宗教与自然山水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及具体内容，然后再详论佛教哲理给人们的自然山水观带来的新思想。在探讨齐梁宫体诗中的色欲声相时，更上溯及天竺的生殖文化、中土传统的生殖文化、荆楚吴越的女神崇拜、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等，而不是单一地从佛教经论中的欲色异相着手，揭示其源流。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是怎样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并由此而发现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的轨迹”。
　　4．文笔细腻、言辞清丽也是本书一大胆特色 作者在佛学和文学两个方面都有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在从事南朝佛教与文学的研究时，将自己融人到研究对象中，对时代的风习能够作“了解之同情”，故发而为文，清丽雅致，颇具感染力。如文中的这一段文字：“僧人们长期生活在这种层峦叠障、翠林葱茏、云遮雾盖、雨蒙露明、清流激湍、碧潭澄泉的优美秀丽的自然环境中，自然与生活在北方粗犷的山川、广袤的荒漠之中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被这隽秀、透明而且带着灵气的山水所吸引、所感动。于是，美也就体现到了山水景物之中。由此也就有了道壹和尚不顾行脚疲劳、风寒雪冷而欣赏沿途的‘林岫皓然’之美景。”(47页)这种感性化的语言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倾人其间的感情，同时也增加了这部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期之愈高，责之愈切。《南朝佛教与文学》在取得如上诸多的成就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本书第五章“诗歌声律与佛教”在讨论齐梁时期永明体诗歌声律时，指出汉语四声的发现受了梵文悉昙的影响，且引发现于敦煌的题名为“鸠摩罗什通韵”的S．1344号写卷为证。在这里，作者直接引用了饶宗颐先生的说法，而没有考虑卷子的真伪问题。事实上，王邦维先生已在1992年《中国文化》秋季号上发表的《鸠摩罗什{通韵)考疑暨敦煌写卷S．1344号相关问题》一文，指出了《通韵》为一部托名之作，其时代不会早于唐代。另外作者对"dk病说”与佛教的关系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梅维恒、梅祖麟二先生已撰《近体诗的梵文起源》(TheSan&ritOrigionso／RecentStyleProsody，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1：No．2，December1991)，对蜂腰、鹤膝等声病说的起源、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已作过细致的讨论。
　　对上述问题的忽略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但是，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毕竟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任何一个研究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包赅一切，解决所有问题。普慧博士既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从事佛教与文学研究的学术根基，并且已为学界提供了这样一部力作，我们期待他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南朝佛教与文学》普慧著，22．9万字，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本文作者周广荣系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