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支遁与早期佛理诗的创作- -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两晋之际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着眼于其对中华文化在思想领域和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以早期的诗僧支遁的佛理诗创作为例，分析佛理诗在题材和艺术上的特点。
　　主题词：东晋 诗僧 支遁 佛理诗
　　两晋南北朝自公元三世纪初到七世纪初，持续了四百多年的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尖锐。就整个社会而言，政治分崩离析，割据势力拥兵自重；在学术流变过程中，儒学独尊的格局被打破，玄学与佛教的思想开始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统一后，随即遭遇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迭逢战火，汉人政权南迁，中华文化的发展重心也因此南移。东晋政治，始终被民族的、阶级的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困扰，偏处江左百余年，诸侯割据，战乱四起。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疆域摇曳的局面，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陆续消退，代之而起一种退而求全、委身空幻、逃避现实的生活态度。与此相应，思想领域中，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屡被置疑，"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与传入中国近百年而逐渐成熟的佛教更能迎合此时的士人心态。在文学创作上，因而出现了两类新的诗歌形式，皆以谈论哲学本体问题为宗——玄言诗与佛理诗，佛理诗更促成了僧侣成为中国诗歌作者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诗僧"的定义及产生发展
　　"诗僧"一词应"代表僧徒在诗歌艺术上的自觉，诗于僧人不仅仅是修佛余事或渡众方便而已"。[1]诗僧产生的时间约起于东晋。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溯序》云："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柳宗元虽未名之"诗僧"，但所列"桑门上首"诸人，今都有诗传世，这些释氏诗作，后人称为"僧咏"或称"衲子诗"，在诗歌与禅学发展史上有突出的成就。这种能诗的僧侣，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诗僧"。
　　僧侣作诗与佛教的弘传有密切关系。"自魏晋中国文化与佛教结合以来，重要之事有二端：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表现。玄理之契合，是以玄理来解释佛学，这是佛学引入中国的一大特点；而文字的表现，就是用文学语言来宣扬佛教的义理，其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即是以诗来阐述佛理。"[2]
　　据近人覃召文所考，东晋时期由于时尚三玄，促进僧侣与文士的交往，造就诗僧形成的温床，康僧渊、支道林、慧远等成为中国第一代诗僧，此后诗僧俊彦辈出，《世说新语》、《诗品》中亦多有称述。晋宋诗僧诗多作偈颂，作品数量寡少，且乏诗味，这种现象到唐代才改观。王梵志是隋末唐初开始大量为诗的僧人，作品多达三百余首，此后寒山有六百首、拾得有五十余首，作品量虽增多，但诗语俚俗诙谐，仍难登大雅之堂。诗僧在诗质与诗量方面都能有跻身士林，齐致风骚的成就者，要到中晚唐时期，特别是以皎然、贯休、齐己三人为代表的僧俗唱酬集团。
　　东晋所出现的"诗僧"，与玄言诗人一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传统诗歌的审美范围之外，又拓展出一片新领地——哲理。而壮年入佛的支遁，则更常玄、佛并用，他的创作中"哲理入诗"的特征更具有时代代表性。
　　二、佛理诗兴起的背景
　　经历了正始之音的激进和中朝清谈的异化，玄学逐渐整合成一种与体制化儒家和平共处，政治上奉行"无为而治"、精神上与生活上追求浪漫自由的风格，玄言诗因此兴盛，所以《文心雕龙》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拄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与玄学风气相应的，是佛教的「般若」学说的宣扬，由于「般若」重视的是「性空」之义，当时许多僧侣援引老庄玄学的思维，而对「空」义有不同的理解，对「般若」性空学说开展出各自的诠释，故有「六家七宗」之分别。
　　事实上玄佛结合，是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佛家善辨名理的谈风以及追求精神安宁、人生解脱的旨趣，与东晋玄学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颇有契合之处。而这一时期的玄学已经丧失了正始时期的批判和超越精神，在嵇康看来对立的"名教"和"自然"这两个概念已然融合，在政治上"宽简清静"，于精神上慰藉心灵，这点依然与佛教不谋而合。而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佛学"性空""寂灭"的概念较玄学对现世依依不舌的观照，显然更能适应他们慰藉心灵的要求，其理论更有穿透力和说服力。因此当时的僧侣与士大夫之间往来非常密切，谈玄论佛可说是当时的时代风气。刘宋时代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3]，就非常明白说出当时僧侣与文人往来的盛况：
　　渡江以来，则王导、周颙，宰辅之冠盖；王蒙、谢尚，人伦之羽仪；郗超、王坦、王恭、王谧，或号绝伦，或称独步，韶气贞情，又为物表；郭文、谢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亡高祖兄弟，以清识轨世；王元琳昆季，以才华冠朝。其余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略数十人，靡非时俊。又并论所列诸沙门等，帛、昙、邃者其下辈也，所与比对，则庾元规。自邃以上，护、兰诸公，皆将亚迹黄中，或不测人也。
　　对现世生活的失望、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浪漫清虚的人生格调，都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超越了中国传统诗歌重视抒情性的审美标准，谈玄谈佛，以哲理入诗，"佛理诗"就作为代表被提了出来。
　　三、支遁的生平与创作
　　支遁(314—366)，字道林，本陈留关氏子。或云灌东林虑人，家世事佛。初，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慧印之经。年二十五(388年)出家。与五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之、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表彦伯诸名士游。尝注庄子《逍遥篇》，为众所叹服。年五十三而卒。
　　慧皎《高僧传》评支遁"幼有神理，聪明秀俊"，《世说新语》中提到支遁的更见于言语、文学、雅量、品藻、伤逝、排调、轻诋七篇，后世《太平广记》中的"异僧"也有提及其事迹。
　　支遁才藻警绝，作诗造诣甚高，《高僧传》尝称"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根据陈允吉先生的观点，他在玄言诗兴起的潮流中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许洵、孙绰两家。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纵论江左诗歌蒙受的印度影响时，就指出"支遁在诸和尚诗人里是最伟大的一位"，他沉浸于哲理之中的诗作"是我们所未之前见的"[4]。而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沈曾植先生，也曾高度评价支道林于晋宋诗歌史上的地位，明确地将他视为开谢灵运风气的先驱人物。
　　支遁的作品如《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多以颂扬佛理为主，更时常直接引入佛学概念，如《八关斋诗》三首之一：
　　建意营法斋，里人契朋俦。相与期良辰，沐浴造闲丘。
　　穆穆升堂贤，皎皎清心修。窈窕八关客，无楗自绸缪。
　　寂寞五习真，叠叠励心柔。法鼓进三劝，激切清训流。
　　凄怆愿弘济，阖堂皆同舟。明明玄表圣，应此童蒙求。
　　存诚夹室里，三界赞清修。嘉祥归宰相，霭若庆云浮。
　　这首诗把僧侣与白衣居士共聚一堂，进行八关斋戒的情景描绘出来。他在诗中谆谆勉励修行者要将心调柔，慈悲济世，并且希望众人同乘此舟，到达彼岸。又因为满室修行者皆是虔诚向道，所以此「清净的修行」必蒙三界天人所共称赞。此篇作品佛理流贯字里行间，如引用了「法斋」、「清心修」、「法鼓」、「三界」、「清修」等佛教色彩浓厚的语言，是相当典型的佛理诗歌。
　　之所以有人认为支遁开谢灵运风气，因为他更融佛理于山水之中，如《五月长斋诗》：
　　炎精育仲气，朱离吐凝阳。广汉潜凉变，凯风乘和翔。
　　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疆。四部钦嘉期，洁己升云堂。
　　静晏和春晖，夕惕厉秋霜。萧条咏林泽，恬愉味城傍。
　　逸容研冲赜，彩彩运宫商。匠者握神标，乘风吹玄芳。
　　渊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长。亹亹维摩虚，德音畅游方。
　　罩●妙倾玄，绝致由近藏。略略微容简，八言振道纲。
　　掇烦练陈句，临危折婉章。浩若惊飙散，冏若挥夜光。
　　寓言岂所托，意得筌自丧。沾●妙习融，靡靡轻尘亡。
　　萧索情牖颓，寥郎神轩张，谁谓冥津遐，一悟可以航。
　　愿为海游师，棹柂入沧浪。腾波济漂客，玄归会道场。
　　诗歌以丰富的山水意象叙写了长斋时的时事变化，四时无常，个中玄机非常人可以把握，有"静晏和春晖，夕惕厉秋霜"这样的佳句，更有"愿为海游师，棹柂入沧浪"这样的宏愿；不仅仅以哲理入诗，还注意到了诗歌的审美特质，比就玄说玄的玄言诗更胜一筹，更开启了唐以后如王维等文人佛理诗的创作风范。
　　早期佛理诗的传道用意明显，又兼受玄言诗创作影响，故多以佛学语汇入诗，意在说明哲理，艰深晦涩，审美功用不高；但从支遁的创作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早期诗僧中，亦不乏有意从事文学创作者，尝试种种新意，并成为日后主流。
　　参考书目：
　　1、 《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陈允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中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
　　4、 《世说新语》，刘义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柳河东全集》，柳宗元，中华书店，1991年
　　6、 《高僧传》，慧皎，中华书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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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萧丽华《诗僧齐己的诗禅世界》，台湾大学中文系
　　[2]罗文玲《六朝僧家吟咏佛理的诗作》，明道管理学院中国文学系
　　[3]梁·僧佑《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十四章《南渡及宋的诗人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