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对古典诗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浸透之深、历史之长，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影响更为突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西汉末年，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七世纪）的佛教，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边疆传入内地，经过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磨合，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对抗走向适应，并相互浸透。东晋以后，尽管中国处在一个动乱分裂的时代，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但文化的发展却处在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佛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地区，跨国界地广泛传播开来。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和儒、道两教一样，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支撑。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佛教的内容也进一步细化，内涵十分丰富。中国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很深的影响。我这里想着重谈谈佛教对古典诗歌的影响，试图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印度文化使之融合在诗歌之中。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
　　置，诗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外来文化影响中国诗歌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学习历史文化中可以看到，任何区域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有排斥性，甚至出现激烈的对抗。佛教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和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矛盾。不少文人排斥外来文化，还出现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火佛事件。但佛教文化具有很深的生命力，中国佛教凭着融摄性、创造性、协调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在许多方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随着印度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发现了汉字的四声。所谓四声，就是汉字平、上、去、入四种不同的声调。四声的发现，标志着中声律理论的产生，汉字四声的发现和声律理论的诞生，直接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一些诗人开始追求诗歌的声律，讲究诗歌的格律美，追求诗歌形式的创新。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中，中国的古体诗慢慢被淘汰，出现新的格律诗。格律诗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在创作手法上都比古体诗灵活得多、方便得多，更容易传播和认识。
　　东晋和南朝时期，佛教对中国文人影响逐步加深，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自己的创作，一些有文化的僧人也开始运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佛理。下面我举一例：
　　在《高僧传》的《竺僧度传》中留下赠·答两首诗，僧度姓王名晞，字立字，和母亲相依为命。他与同郡杨德慎之女杨苕华定亲，未等完成大婚，双方的父亲相继过世。王晞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感到人生不过是一场灾难，遂遁入空门，出家做了和尚，隐名埋姓。杨苕华服丧期满后，修书赠诗于僧度，劝他还俗，修百年之好。下面是杨苕华的赠诗：
　　“大道自无穷，天地长且久。居不顾叵消，芥子亦难数。人生一世间，飘若风过牖。荣华岂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馀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怜君恤后！”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出一个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呼唤。她劝僧度脱离佛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把生活之中的迷人之处都写出来了，试图以世俗的美好、人间的温暖来唤醒这颗静寂的心。诗人希望恋人不要沉迷于空寂之中，自绝于世，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到自己身边来，过人间美好的生活。“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恤后”，诗人用夫妇之伦晓其理，极尽情感，呼唤僧度的归来，但结果又是如何呢？
　　下面是僧度回答杨苕华的诗：“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时。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气川止嗟。不同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杨苕华对自己心上的恋人苦口婆心的劝阻，未起到什么作用。此时的僧度对人生已经绝望，姑娘的美貌青春，姑娘的撕心呼唤，他都看不见听不着，彻底抛弃了人间的美好，皈依佛门。僧度当时的心境，都明了地表现在这首诗中。通过诗表现佛理，这是典型的诗作。佛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天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生灭相成。这些思想从哲学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僧度却用这种朴实的哲学思想来说明人间的苦难，世俗实是块秽土，不可久留，走上虚无主义的路。那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遁入寂静的空门，过隐遁的生活。我们在僧度的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到，佛家思想和儒、道思想的融合。“不同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这几句充满儒道思想。僧度作为一个文化僧人，既受到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他又学习了佛教思想，不同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自然而然地就会影响他的作品。
　　僧度皈依佛门，抛弃恋人，抛弃人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超度。“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抛掉的是享乐，得到的是超度。佛家认为，人的享乐是短暂的，超度是无限的，不能因小失大，不能把无限丧失在有限中。所以为了无限的来生超度，他就毅然地抛弃人生。他的思想依据是什么？业报轮回是佛教中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因果报应具有相同的地方。僧度十分相信这种轮回报应，力求超脱这种轮回，超脱轮回的做法就是遁入空门、潜心修行。
　　晋宋时期，佛教对诗歌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必定还是初期的，低层次的，多是一些佛理诗。所谓佛理诗，就是通过诗歌宣传佛理，从文学观上分析，大多数的诗价值不高，艺术性较差，真正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佛教思想对中国诗歌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到了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几百年，中国佛教达到了高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皇帝重视佛教，大量佛经传入中国，译成汉文，广为流传，开始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禅宗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所谓禅定，就是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调练心意的功夫。后来，禅成为佛教的代名词，像禅房、禅坐、禅杖、禅话等。这时的佛教，已经渗透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中，作为中国主要文学形式的受其影响是自然的。
　　下面介绍王维的一首诗：《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香积寺是一座庙院，王维来到此地，不由想到佛教故事。在西方的一个水潭中，曾潜藏毒龙，是佛门高僧制服了它。佛法无量，佛法力大无穷，能克制毒龙，同样，佛法也可以克制人间的欲念。再看一首《秋夜独坐》，“独生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空，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这句话可以概括王维这首诗的思想。王维中年信佛，达到一定水平，他的诗渗透了禅宗思想。秋夜独坐，就是坐禅。秋天下着细雨，四周十分寂静，一个老人守着油灯，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叹人生。人老了，头发白了，又没有长生不老丹，生命不能永驻，时光不可挽留，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日出日落，不可违背，可见人生实在是一场悲剧。想解脱这种悲惨世界，只有学“无生”，佛教能够改变人生苦难的境遇。王维中年学佛，也是出于这一佛教思想，皈依佛门。王维类似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很多，如《积雨辋川庄作》、《田园诗》、《酬张少府》、《终南别业》等。
　　作为一代文人，王维有他痛苦的人生经历。唐朝是一个文化十分繁荣的时代，出现中国历史上没有的文化大融合。不同的哲学流派、文学流派、书画流派、以及雕刻、绘画、歌舞、音乐等，都对唐朝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王维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诗人，能为佛家思想所折服，可见佛教文化的魅力。我们从王维大量诗中看出，禅宗不仅影响诗人的为人处世、生活习惯，而且影响了诗人创作的审美情趣。王维的诗追求一种宁静空寂的风格，而这种寂静的风格，正是禅宗思想的体现。诗人把这种思想融进诗里，增强了诗的美感，给后人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唐朝是诗人辈出的时代，许多诗人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把诗歌创作与禅宗联系起来，创作了大量充满禅宗思想的作品。当然，唐代也有一些反佛教的诗人，如杜牧就是一个。因为中后唐佛教恶性发展，引起文人的反感，他的《江南春》就充满反佛思想：“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牧是讽刺当时的寺庙过多，造成大量财产浪费。杜牧虽然讽刺寺庙过多，佛教过滥，但也写过一些赞美佛教建筑的诗句，像《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宫归京》中的“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还有《念昔游三首（其一）》中的“秋山晴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这都表明杜牧对佛教建筑是颇为欣赏的。
　　历史发展到宋代，出现佛、儒、道三教合一的倾向。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全面渗透与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法学领域，对诗歌的影响更为突出。许多有文化的僧人也大量写诗说禅，大量的诗篇从追求宁静空寂的禅境到开始追求机智活泼的禅机禅趣，追求佛教语言的选择，追求禅宗中的理性。
　　下面是黄庭坚的一首诗：《六月十七日昼寝》，“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观沧州百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黄庭坚深知佛理，语带禅机，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马龁枯萁喧午枕”和“梦成风雨浪翻江”句，马吃干豆秸和风雨浪翻江，看起来无甚关系，但前后联动起来看，单借助梦为中介物，巧妙地由此及彼，表现了诗人遁入江湖的素念。黄庭坚要求自己的词像禅那样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变化多样，给人以新奇，引人以遐想。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迈，独具风格。他的诗词创作，无不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一生追求诗词艺术的思想性、流动性和变化性，这和禅宗的“无住”“无缚”的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我们来看苏轼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轼辞别兄弟苏辙后写的诗。飞鸿踏雪泥是一个象征物，这种象征物目的是表达诗人的情感，他用抽象的事物来概括漂泊不定的人生道路。兄弟二人在这里投过宿，题过诗，再过这里时，“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人去庙坏，一片凄惨，如佛教经典《传灯录》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我们从苏轼这首诗的艺术本质上来看，是“议论”的方式，区别于前人写诗的意象方式。人生到处知何似？是议论；飞鸿踏雪泥，又是抽象的形象，以抽象的形象表达情感和理念，这是苏诗的追求和创造，是中国诗歌艺术上的高峰。
　　苏轼的另一首《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更具特色：“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生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慈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遽遽。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这是苏轼在杭州做官时，访孤山的两个诗僧惠勤、惠思而创作。苏轼腊月天到西湖，云和雪笼罩在西湖上空，倒影入湖水，上下浑为一体。远山的楼台、山村都时隐时现，忽明忽灭，模糊不清；近前一看，则是“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从这四句来看，这都不是诗人对西湖自然的真实描写，而是诗人审美情绪的一种表现。他从京城被排挤到杭州，心境不佳，寄情山水，访山寻道，想通过这美丽的山水、清静的寺院，来安抚自己忧伤的心境。“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说出诗人的主观意绪。“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等句，又写了另一番景象。宝刹灵光，朦胧隐约，佛境禅心，清洁空静与湖光山色的西湖美景连成一体，充分体现了诗人“自娱”的思想观念。
　　苏轼还有一首《题西林壁》写得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在京城受到排挤和流放到苏州后，来到西山禅院，这时的诗人对人生、对社会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题诗于禅院，开始了他哲理性的反思，又是禅宗式的觉悟。从艺术角度讲，这首诗是艺术具象和艺术抽象最完美的结合；从思想角度讲，诗人揭示了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哲学关系。可见，苏轼的诗词是中国文化的大发展，这和禅宗的影响不无关系。
　　南宋时期，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入诗，以禅作诗的情况较为普遍。严羽的诗论《沧浪诗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指出诗歌创作要追求审美和思维的特殊性，这对我国诗歌创作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从以上粗浅的分析看出，吸收外来文化滋养本民族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使中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必须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