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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西游记》的诞生过程与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发展历程同步。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西游记》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与“心学”紧紧相连。从宋明理学的概貌来比照，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深深影响到《西游记》的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衡量一部作品的哲学思想基础，必须联系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或云：“三教合一”思想潮流震撼了作品；或云: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是作品的精神支柱；或云:《西游记》是形象化的“心学”。众说纷纭，显示了学术界、思想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程度。这促使我们寻根究源，以求得科学、客观的阐释。
通观《西游记》，满篇充斥着“心”之概念、思想。据初步统计，涉及到“心”字眼的回目共计二十九个，如第一回“心性修持大道生”、十四回“心猿归正”、十九回“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五十回“神昏心动遇魔头”、五十四回“心猿定计脱烟花”、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七十六回“心神居舍魔归性”、八十八回“心猿木母授门人”等等，几乎涵盖了全篇主要内容，起到点明题意、提纲挈领的作用。再从基本章节看，开篇所云“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即“心”之别称，悟空修心之所原来正在此地，多么巧妙的设计。当悟空“大闹三界”失败被绑赴斩妖台之时，书中写道：“富贵功名，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弥深。”观音见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便叹惜不已，作诗一首：“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率宫。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舒身再显功!”后悟空表示：“知悔了。”又有一诗：“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别开生面的“紧箍咒”又名“定心真言”。
作品处处以“心”为媒介，巧为经营，妙作安排，以生动形象的语言、人物、情节组成美妙动听的故事。第五十回写孙悟空划圈让唐僧坐中间，一再叮嘱:“若出圈子，定遭毒手。”八戒不以为然，挑动唐僧走出圈子，进入一座大楼，桌上三件纳锦背心，八戒、沙僧穿上，却被“背剪手贴心捆了”，惊动了魔头，又遇一难。可谓“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事后，孙悟空对唐僧说：“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两个圈子，正是“心”的两种反映，原来是圆心圈子护住唐僧，让师徒三人守心待命，勿生二心，而八戒却生二心撺掇沙僧、唐僧走出心圈，误入魔心之圈。二心相斥，终让三人蒙难。而这一难则显系唐僧、八戒、沙僧生出二心所致，“心”意油然而生。第五十八回，二个孙悟空的故事，耐人深思，书中写道：“悟空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正由此“二心”遂生出六耳猕猴假冒孙悟空打伤唐僧，并导出“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的美妙故事。作者并赋诗一首：“人有二心生祸灾。……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细心品味，这与“心学”之关联是十分紧密而明显的。
又如“观音院僧谋宝贝”一回，孙悟空将唐僧的锦衤阑袈裟拿给观音院主看，老和尚见了宝贝，“果然动了奸心”，引得“广智”“广谋”出奸计火烧唐僧师徒。孙悟空得知后，并没立即制止，却去请天王借了“辟火罩儿”罩住唐僧，自己却“望巽地上吹一口气将去，一阵风走，把那火转到刮得烘烘乱着。”将观音观烧得“处处通红”,引得黑风山妖精来救火，见到袈裟动了心，不救火，不叫水，拿起就跑了。引得唐僧西行又遭劫难。这一回由袈裟为媒介，引出和尚奸心，以致身败名裂；又引出悟空“起这不善之心，只顾了自家，就不管别人”，引得妖怪窃衣、再添新劫难。这形象地证明，为人须诚心正意，方可避外魔摄心，去魔还须正心。
第十七回，观音收黑熊精，书中道：“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穷顽性此时收。”均明白无误地说明，修心才是人生最佳的选择，最理想的途径。
众所周知，陆王心学在明中叶前后十分风行，“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无复凡人矣。”(《明史·儒林传》)曾几何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理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理学家朱熹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潜心研求，终于建立起系统的理学体系。由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抹杀人的个性，遭到宋代陆象山等人的反对，陆象山倡“心学”，提出“心即是理”的命题。明代王守仁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了“心学”体系。尽管二者的争论仍属于理学内部派别之争，但“心学”以“心”反理这一点，在理学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却给了反对这种统治而主张“人”的解放的进步思想家以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明中叶，王艮等创立的泰州学派，给明叶文艺思想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王艮传人有颜山农，颜山农有传人罗汝芳、何心隐，罗汝芳有弟子汤显祖。而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与罗汝芳有交往。李贽宣扬“童心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得益于“心学”之启迪。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洪流在冲击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潜滩下深深烙下了“心学”之印迹。固然，王阳明的本意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试图将已经松动的封建纲常礼教的精神绳索更好地勒紧，岂知“致良知”本身就蕴含着一些冲决礼教纲常的叛逆意识，以致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便形成一股“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的“异端”势力，对封建纲常礼数禁欲主义和偶像崇拜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圣人之道”，何心隐证明“心不能以无欲也”，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些富有个性解放意识的思想为明中叶新兴市民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之下，《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三言二拍”应运而生并非偶然。
回溯理学史，陆九渊自称“因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陆九渊集》)，其基本的哲学命题是：“心即理也。”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共是理，心即理也。”“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他还认为一个人不识一字，如能自存本心，也可成圣成贤：“若某则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主要得力于“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即强调消除一切物欲，剥尽所有私念、私欲。这实际上是从佛教禅宗脱胎而来。
禅宗认为：“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若识自性，一悟即致佛。”“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世界。”(《坛经》)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大都重视“心”的作用，孟子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则引之而已。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而“心”之作用便是“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荀子则说：“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出令而无受命”。程颐主张“尽己之心则能尽人尽物”。
作为中世纪同理学派相抗衡的代表，陆九渊批判地融合了思孟儒学、老庄道学、释氏禅学等思想，创建一种新兴的“心学”。明代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批判了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修养的矛盾，强调“心即理”，合人性与天理为一，达到“物理”与“吾心”的统一，知行合一，用“知行本体”论证知不离行，强调“践履”“笃行”。力主“致良知”，说明“知善知恶是良知”，以善念支配道德行为，提出“格物致良知”的修养方式。从而建立起“心学”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在学术上与朱熹相颉颃，在思想上，曾启发他的后学反对封建礼教、抵制和否定封建道德，客观上对明中叶的摆脱封建束缚、发展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其后学弟子将其学说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
李贽承继了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树立起了“童心说”的反道统大旗，其主要批判锋芒，是指向封建主义的教条统治所造成的无处不假的社会风尚和文坛风尚，以及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扼杀，而要求思想解放，要求独创，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从其中充斥的谈禅论道、说“心”言情的诗文中可看出“心学”对它的影响、作用。倘若寻求《西游记》思想意蕴的直接联系，阳明心学便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儒道释三教思想相争相融体现于《西游记》中，释是《西游记》明言标榜的思想意识，道是《西游记》批判的对象，那么，儒学则是《西游记》之骨——核心。传统的“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仍是作品赖以存在之基础。花果山、西天毕竟是作者理想的“桃花源”、“天国”，而实现理想的途径仍在脚下——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的经历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结合吴承恩的思想而言，三教思想兼具，早、中年以儒为主，晚年趋向佛、道。这从《射阳先生存稿》中能找到凭证。作为一部呕心沥血的杰作，作者无疑会将喜怒哀乐的思想寄予其中。纵观作者一生，三教俱修的矛盾思想可谓贯穿始终，反映在作品里便是亦儒、亦道、亦释的矛盾“情结”。如果拿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测试，《西游记》这座冰山浮现于水面的仅仅是佛，深藏于水底的则显然是儒学，而儒学的“心学”方是作品之深谛。带着对社会、人生的矛盾，作者将心学与道、释融为一体，形成《西游记》式的思想格局。
作者对三教有吸收有摒弃，对道教贬斥虽多，但却并非全盘否定，所摒弃的乃是妖道惑众。车迟国三道人乃妖道，而道教圣地的五庄观的描绘，景致，人物都显得清新、淡雅，赞美之词谥于言表，连观音也说：“镇元仙乃地仙之祖，我也让他三分。”可见，作者崇尚的是正派的道家，道的清净无为则是作者羡慕之所在。对佛、儒也如此，孙悟空骂“如来是妖精外甥”，“观音该他一世无夫”等等，无不是对佛祖、观音纵妖为乱的“私心”之抨击，带有禅宗“诃祖骂宗”的意味。
对唐僧形象的处理也需人深思，唐僧作为佛教徒，其内在思想观念、言行准则均是以儒学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的，一言一行均带有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迂腐“头巾气”，所讽刺挖苦的地方便多起来。但，作者并未完全否定他，而是有所扬弃，希望他能摒弃“头巾气”的迂腐，软弱，成为真正的新人。作品以丰富多彩的故事，在洋洋八十余万言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心学”的诸多言词、概念、义理。
倘若客观地面对事实，《西游记》作者的本意就是通过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的形象化故事，敷衍“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大义。无论开头的“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还是结尾的“五圣成真”，都意在宣扬“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的思想。唐僧师徒取经的核心，就是求得放心，寻找失去的善良本心。
孙悟空从猴王“齐天大圣”到孙行者、斗战胜佛，猪八戒从野猪精、悟能到“净坛使者”，唐僧从玄奘到旃檀功德佛，均形象地说明，西行取经的“经”就是修心向善、格物致良知。难怪明世德堂本《西游记》的序者陈元之说：“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明谢肇氵制则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如果将《西游记》当作孙悟空的传记，那么，前七回是他的出世和造反(心之放纵)，后八十八回则是他重新做人、带罪立功、修心成佛的历程(心之回收)。“心”是这一形象的关键，他仿佛是“心学”之象征——心猿。“五行山下定心猿”、“心猿归正”、“心猿护主识妖邪”、“心猿显圣灭诸邪”、“心猿钻透阴阳窍”、“心猿识得丹头”等等。
孙悟空的造反犯上并非如有人所云是反封建帝王，他的失败也关非有些评论家所论是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反映云云，这顶“农民起义”的桂冠恐怕失之于张冠李戴。孙悟空的经历正是修“心”养性的过程，过去有人主张“主题矛盾说”，认为孙悟空形象前后不统一，矛盾等等，这纯粹从阶级论(农民起义论)角度而言，若从“心学”角度着眼，则不会得出如此结论。事实上，作者的本意是很明显的，试图通过收放“心”的象征手法，证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的“心”之理。清代学者张书绅颇明白其中之义量，深有感触地说：“《西游记》，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心字，是一部《西游记》，即是一部《心经》”。“《西游记》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
《西游记》不仅在大的框架、总体构思上依据了心学的基本思想，而且结合小说艺术的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心学。从“心学”观点来看，行统一于知，知行都是心生的，知的时候就是行了，王阳明把行作为知的一种表现手法，主张不要分别“知”和“行”，否认“知”来源于“行”，从而导致了主观唯心主义。
《西游记》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但作者却以实际事实对这一思想表示怀疑。虽然“心生魔生，心灭魔灭”，但人世间的神魔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却并非因为“心灭”而“灭”。西行路上的诸多妖怪神魔，有意与唐僧师徒作对，便已构成对取经人的严重威胁，孙悟空、八戒、沙僧正是凭着身体力行、与妖魔们展开一场场殊死的搏斗。西行取经的历程既是唐僧师徒修心的“心路历程”，又是血与火的战斗过程，也是唐僧四众实践理想事业的长征。这一基本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肯定了人的实践行为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否定了“心学”所宣扬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等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论。
固然，西天取经本身虽是以佛祖寻求善信取真经作为故事缘起，但实际意义已超出了佛的界限和“心学”范畴。它以九九八十一难的诸多事例，既宣扬了人的智慧、力量，又歌颂了人性的真、善、美，摒弃了假、恶、丑，还讽刺了佛、道、儒的局限性。拿这与陆王心学所宣扬的“心外无理”“人心是天渊”、“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无同”、“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相比，真可谓背道而驰，大相径庭。
这貌似矛盾的现象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他既以“心”作为统帅，以唐僧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为题旨，却又以师徒同各种艰难险阻、妖魔鬼怪周旋铺叙全篇，肯定了躬行实际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又凭借着师徒四人的永不退悔、寂灭的灵心和佛界天仙神道的善善之念。虽然作者恪守着“心”之原旨，但在创作中却不知不觉跳出了“心学”的圈子。
这既说明心学之局限性,又证明一个艺术家尊重创作实际的可贵精神。尽管满篇是神魔鬼怪,充满浪漫主义的奇情异想,但作品的思想基础仍是现实主义的——即明代思想、学术界活跃的心学与禅宗、道家相融合的哲理性、思想性、现实性相统一的趋势，即作者所信奉的儒之“存心养性”、佛之“明心见性”、道之“修心炼性”的多重组合。
正由于作者奉行“心学”的“致良知”“存心养性”诸多思想原则，又履行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新态势，故形成了作品非道、非儒、非释、亦道、亦儒、亦释的多重复合结构，全篇言词正在这虚虚幻幻、真真假假之中敷演出一幕幕神灵鬼怪交织、奇趣横生的悲喜剧。作者借孙悟空之口说：“今日灭了妖邪，方知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与开篇第二回须菩提祖师高坐讲道：“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三生了性玄。”遥遥相应，配合自如。
然而，作者的理想仍归之于佛的圣地。无论作者《射阳先生存稿》中的“世尊在西天，名曰极乐界。种种供养具，杂宝为庄严。我今供养佛，缘绘庄严之。但于有佛处，即是西天竺。……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载。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因信生欢喜，千界皆欢喜”,还是作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充溢于字里行间的恰恰是作为三教合一态势的佛光普照的理想主义境界，用文学形式展示这种多姿多彩、相映相生的趋势——三教合一，显示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尽管苦海无边、世道险峻，但回头是岸，只要诚心正意，“致良知”、“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载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赤诚，雷音只在眼下”、“须着意，要心坚，一尘不染月当天”。
修身诚意，清心寡欲，以求得精神的永恒至上，这就从精神上与传统的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划清了界限，步入了近代新兴人生价值取向的行列。孙悟空、唐僧、八戒、白龙马的成长过程,孜孜追求的努力方向及克服困难、永往直前的精神虽是以修心为宗旨，却以砥砺意志,躬行践履的实践为基础，证明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奋斗努力中。作者讴歌了取经路上的孙行者的人生之路，“紧箍咒”的出现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制约力量。
曾几何时，有人否定“紧箍咒”的力量(说它是扼杀人性的象征)，似乎失之于偏颇。要知道，孙悟空由美猴王向孙行者迈进靠得不是造反，而是如来的约束(五行山)。五行山作为理性力理控制了孙悟空，而孙悟空只有保护唐僧，赎除前恶，归入佛门，方能求得永生，这就否定了“大闹天宫”式的无目的瞎闯瞎闹，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为孙悟空设计了通往成功之路的新凭借——“紧箍咒”式的制约力量。没有“紧箍咒”，唐僧永远控制不了孙悟空，孙悟空也永远成不了佛。只有在这象征控制力量的“紧箍咒”的制约下，孙悟空才能实现由孙行者向“斗战胜佛”的转变，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人生价值实践的最终目标便是精神永存，佛教用“立地成佛”作为阐释，儒家用“成圣”作标志，道家用“成仙”作凭借，实际上都是相通的。
作者所安排的孙悟空师徒的结局,正是在想象的空间里预示了人类未来的虚幻前景。尽管这一虚幻前景是神话般的，但却从哲学意义上肯定了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正的意义所在，从而给黑暗的王国投射了一线黎明的曙光。
总之，《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目前，关于《西游记》与心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尚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两者的渊源、发展轨迹是明显的，《西游记》的哲学基础是以心学为依据的儒道释三位一体的多重复合形态，心学是其深层结构之基础。作者继承了宋明以来的心学之精华，加上自身对时代、社会的客观、理性的认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融汇成洋洋大观的神魔宏篇《西游记》，呈现出源于心学、超越心学的新格局，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理性构造、哲理把握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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