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记载达摩事迹最早的也是比较可信的典籍当推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一）和唐道宣撰《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而又以后者较为详细。以后禅宗，尤其是南宗兴盛以来的灯录、传记等多带传说的成分。依此两种典籍的记载，达摩主要有以下一些事迹：菩提达摩，亦作菩提达磨，《续高僧传》记生于南印度，婆罗门种姓【《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231b。】 ；《洛阳伽蓝记》又称其为西域沙门、波斯国胡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26页。】。自幼聪明颍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对禅数之学尤其精通。南朝时由海路到达宋境南越，后又从此北行至魏。在洛阳见到永宁寺建筑之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曾见洛阳所修建之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洛阳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毁于东魏天平四年（534），达摩应在此期间游历嵩洛，其间可能曾到过邺地。达摩在游历中土的行程中，到处以禅法教人。由于达摩禅法与前此流行中土的禅法有异，时人闻所未闻，因此常常受到讥谤。抵魏后，游嵩山少林寺，在此独自修习禅定，人称壁观婆罗门。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亲近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学习禅法的真诚，以衣法相授。又将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弟子还有道副、昙林。东魏天平年间（534～537）于洛阳示寂。《续高僧传》记“不测于终”，也有记载称遇毒身亡。

　　禅宗在中国兴盛以后，在达摩身上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传说，许多更成为禅门著名的公案。人们熟知的首先是达摩初到金陵（今南京）时与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笃信佛教，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回答这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最古的文献应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代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以《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最为完整，《碧岩录》又把它作为第1则“颂古”，广为流传，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其次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也相当著名。关于达摩晚年的事迹，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在葱岭遇见达摩，时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这就是“只履西归”的传说。依上所述，关于达摩的事迹可以确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达摩为南印度人，在中国的活动行程大致是由南向北，活动的区域以洛阳为中心，活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我们之所以不认为达摩是波斯人，主要根据是从《续高僧传》所记来看，达摩所传授的禅法为当时人所不理解，即与当时流行的禅法有所不同，而达摩以前中土流行的禅法主要是安世高所传小乘安般禅，安世高乃西域僧人。达摩所传禅法与之不同，地分南北当是可以成立的因素，故认为达摩是南印度人更可信。因此达摩在中土的行程由南向北也可成立。第二，达摩所传禅法依据的经典是四卷《楞伽经》，其核心内容是“二入四行”。第三，达摩的直接弟子有道育、僧可和僧（道）副、昙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