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西土传承一向得不到学界的承认，与之相关的《付法藏传》也被视为伪书，其所提出马鸣传毘罗、毘罗传龙树世系当然属于杜撰。吕澂先生以为《付法藏传》夸大了马鸣与龙树的关系，虽然他也指出北印本来就有“四日并出”的传说，将马鸣、童受、龙树、提婆作为同时代人，但又认为这只是一种传说，没有可靠的根据。“四日并出”是否只是传说，还须考察之后再下结论。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朅盤陁国条之二“童受伽蓝”：
　　(童受)尊者呾叉始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贯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其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莫不玩习，即经部本师也。当此之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呾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建此伽蓝，式昭瞻仰。
　　这一传说更加夸大了马鸣与龙树的关系，马鸣不仅是龙树的师祖，二人还成了同时代人，这当然是吕先生不能承认的。吕先生认为马鸣、童受属于小乘譬喻师的代表人物，龙树、提婆则是大乘佛教的开创者，无论是在时代和宗派上都相去甚远，根本没有相接的可能。吕先生对鸠摩罗什非常信任，对于罗什一门的说法比较认可。他引僧叡《大智释论序》“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初”之说，将二人分别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时间上差距很大。对于马鸣的时代吕先生似无定说，对于龙树、提婆则认为“二人都是离罗什百年的人”(1)，“龙树的年代在公元三世纪比较合理”(2)，总之双方没有交接的可能。马鸣起于正法之初是对的，但说龙树生于像法之末就太迟了。龙树的时代应当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100年左右(3)，不可能迟至公元三世纪。
　　僧叡本人后来对于《大智释论序》的说法有所更正。据吉藏《中观论疏》一末，僧叡有《成实论序》，其中引罗什之语，称“马鸣为佛灭三百五十年时人，龙树为五百三十年时人”。三百五十年与五百三十年显然是为了文字上的对应，并非实语。总合前后二说，应为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初，这才接近史实。
　　马鸣与龙树相距并不太远，除《付法藏传》所提供的证据之外，吕先生自己无意之中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吕先生指出罗什对以马鸣、童受(鸠摩罗陀)、师子铠(诃黎跋摩)为代表的譬喻师非常重视，不仅翻译了马鸣的著作，还介绍了马鸣与童受的禅法，又翻译了童受弟子师子铠的《成实论》(4)。吕先生对《成实论》的空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成实论》之说是受到龙树、提婆的影响而接近于大乘了。《成实论》第一0五品，即《三受业报品》中，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忧’，用以成立它们所说‘忧’也属于苦受。平常不把忧当成一回事，在业报中无地位，此品则承认忧和苦一样，都可以得到业报。这两句话，在龙树、提婆学说中并不重要，但由这一事实，说明师子铠是读过提婆著作的，因而会受到影响就不是奇怪的事了。”(5)
　　师子铠是童受的弟子，他读过提婆的著作，这至少表明提婆的时代不可能比他晚，既然《成实论》受到龙树、提婆大乘思想的影响，可见其创作是在提婆成名之后，因而师子铠更有可能比提婆稍晚。童受与师子铠为师徒，因而其时代应当与提婆接近，童受、龙树、提婆三人同时是完全可能的。
　　马鸣应当在三人之前，但也不能排除与之同时的可能。马鸣有《大庄严论经》，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发现了此书的梵文写本，其跋文却明确说作者为童受，而不是罗什所说的马鸣。为此德国梵学家吕德斯还与法国学者烈维展开了争论，吕德斯认为这一写本的名称应为《大庄严论经》，其作者为童受，烈维则认为其名称应为《喻鬘论》，是童受在马鸣《大庄严论经》基础上创作的改写本(6)。吕先生大致赞同烈维的说法，认为“童受和马鸣活动的时间是相近的，两人著作可能混同，或者童受在马鸣原著基础上改订”(7)。
　　吕先生认为童受与马鸣活动时间相近，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据僧祐《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马鸣为第十一，童受(鸠摩罗驮)第十二，二人是否有师承关系不好定论，但其时代相近却是显然的。童受与龙树、提婆有可能同时，马鸣又与童受时代相近，则四人同时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抹煞的。
　　诸书多谓马鸣起于正法之余，为佛灭五百年时人，他的寿命可能也比较长，活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如果四人同时，那只能是在马鸣的晚年、提婆的早年，童受与龙树已经到了中年。提婆为南天竺人，其早年也主要生活在南天竺一带，故称“南有提婆”。童受为呾叉始罗人，呾叉始罗位于北天竺，其后他又被更加靠北的朅盤陁国(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国王以武力胁至其地，故言“北有童受”。按照《大唐西域记》所载，“四日照世”的传说在他在呾叉始罗时就有，朅盤陁国国王正是由于听说他的大名，才兴兵南下，他的晚年是在朅盤陁国度过的，后来其弟子师子铠也是于沙勒(亦在今新疆)造《成实论》，这表明“四日照世”说确实成立于童受的中年时期。
　　马鸣为中天竺人，后来被迦王掠去，据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之佛教》中考证，这位迦王事实上是属于贵霜王朝的丘就却，因而马鸣晚年事实上也生活在北天竺。龙树巡游的地方很多，五印度皆有其踪迹，中年时可能在中天竺一带。称“东有马鸣”、“西有龙树”，只是大致的方位，不一定是说马鸣当时就在东天竺，龙树就是西天竺。
　　依照《付法藏传》及禅宗西天二十八祖说，马鸣为第十二，毘罗第十三，龙树第十四，提婆第十五，马鸣和提婆相隔数代，二人同时颇有中国人的“四世同堂”的意趣。但在当时，这一现象并非罕见。吕先生曾经指出龙树、提婆、罗睺罗多三代同时的史实(8)，这表明当时传法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采取临终付法的形式，也不尽量挑选最年轻的弟子作为传人以尽可能延长法脉，这一转折很可能就是从马鸣开始的。
　　历史传说既有可能是后人的编造和附会，也有可能包含着确有价值的真史料，辨其真伪，须多方考索，小心求证，不可心存成见，固执一说。“四日并出”看似不可能，实则很有可能，这也表明禅宗的西土传承说不一定是虚构，其中还是有历史根据的，只是后人发掘不够而已。
　　注释：
　　(1)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2)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3)徐文明《龙树的时代略考》，中国佛学1999年秋季号。
　　(4)《中国佛学源流略讲》94页。
　　(5)《中国佛学源流略讲》95页。
　　(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988页注(二)，中华书局1985年。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47页。
　　(7)《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47页。
　　(8)《印度佛学源流略讲》124页。
　　作者简介：徐文明，河南省濮阳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