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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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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二里头的历史意义，大家经常说它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应当说，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把视野放宽到距今五六千年以上，看看东亚大陆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距今约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约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折冲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与壕沟、大型夯土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重大发现在不断修正着人们的认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过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了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二里头是否肯定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呢？根据现在的材料，我们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由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因此，尽管学界有不少学者推断二里头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但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字材料，因而还无法确认它到底是哪个王朝的都城。 另外，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前1500年，历时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前1530年，只有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 所以，对二里头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据学者推算，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 整个都邑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晚期筑有宫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600多年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它的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紫禁城的面积为72万余平方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在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这一理念，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
最大的1号宫殿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主殿坐北朝南，殿前是平整宽阔、四周围以廊庑和围墙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一般认为，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 二里头大型宫殿建筑的布局结构，与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和《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叶清王朝覆灭。 有学者推测，面积巨大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可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 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宫殿区的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都邑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平整。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中心区的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的道路外侧。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和等。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做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如前所述，二里头遗址规模巨大，有极强的规划性，功能分区明确，其中宫殿区与宫城、大型礼仪建筑群、祭祀区和官营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存都属仅见。二里头文化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也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其中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 再向外，20多处大中型聚落（面积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接近。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70公里的荥阳大师姑城址（面积51万平方米），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或方国之都。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十数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前述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或）、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