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对唐宋诗人及诗学的影响

　　作者：郑先彬

　　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提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华，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是修行佛法的一个方式，由于禅的直截了当，使人们误认为它有异于佛教，其实禅就是佛教。禅是宗教，也是一种心灵哲学，它与文学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在禅学盛行的唐宋时期，由于禅的渗入，诗歌创作有了非常的进境与独特的风貌，禅对唐宋诗人及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在禅宗创立之前，就有禅学，禅亦名禅那，意译为“思维修”、静虑、禅定等，都是讲思维真谛。禅定是佛教各宗派最基本的修行方式，为其所共有。由禅定而引发智慧，定慧结合，从而达到成佛的目的。禅具有理和行两个方面的意义，佛教的修行之禅为行，而慧能为代表的禅宗之禅则为禅理。印度禅重行，中国禅重理，禅理讲佛性。禅与诗都生长在古代的中国，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因而在内在规律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首先，就禅宗的绝对真理和诗人的感情而言，它们在内容上虽然不同，但却有一个共通的超思维、超语言的性质。禅宗关于真理的性质，继承了以前佛学的观点，他们对于真理有两个说法，一是动念即乖，一是开口即错。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个作为真理的混一、静寂的本心，是超越一切范畴的绝对的东西，人一用概念范畴去思维它，去讲说它，就是离开了它。而这种真理的不可表述，正与诗人情感的不可表述相一致。其次，禅家对后学的传示，不直接述说，他们总是为人提供一个环境和契机，以使人亲身有所体会。而这与诗人抒情不直接言情，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引发感情的契机也是一致的。再次，因为禅宗所主倡的真理只是一种内在的、空明静寂的主观状态，所以在他们看来，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没有实质性的。禅家参禅反对对外部物象的执着和求索而主张回视本心，这与诗歌的欣赏规律也是相通的，因为诗所传达的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诗人在诗作中所直接说出来的，都不过是指月的手指，如果读诗时只把诗中直接说出来的意思当作终极的目标去接受，那就好比禅家所批评的以指代月了。赏诗最根本的事情是通过内向的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也与参禅要在外言词的指引下回光返照的规律相同。同时，悟禅后陷入沉默与读者赏诗达到极致而陷入沉默，在规律上也是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禅一开始就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国历史上的好多禅僧都喜欢写诗，像唐代的寒山、拾得、皎然、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崇、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诗僧，另外在禅门参禅悟道的功课中，禅师们也经常引诗和作诗来启发门人；门人表达悟境，也往往利用诗歌的形式。从诗人这方面来说，唐以后的诗人中，很多人都喜欢禅，他们以与禅僧交友为荣，如唐代的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权德舆、颜真卿，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都与禅僧交往甚密，他们不但与禅僧一块写诗唱和，而且也向禅僧学习参禅。王维、白居易等人，在晚年都成为佛禅的忠实信徒。杜甫在思想上本来是典型的儒家，可是连他也说过：“身历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掩饰不住他对禅宗的钦羡。韩愈是唐代排佛最激烈的人，他的《师说》就是排斥佛老，提倡儒家思想的一篇文章，但后来却忍不住与禅僧交起了朋友，可见诗人对禅的兴趣。唐宋诗人总喜欢沾上佛禅的边儿，这可从一些诗人的字号、室名和书名上看出来，比如诗人爱以居士为号，香山居士、六一居士、东坡居士、易安居士等等，从创作实践上来看，他们也写有不少禅诗，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都写了大量的禅诗。

　　二

　　因为禅与诗歌有着一些相同的规律，所以禅对诗人产生影响的同时，对诗学也产生同样的影响。诗格的创作就深受禅的影响，诗格是古代文学批评中某一类书的名称，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内容主要是指对诗的法式、标准的研究与探讨。罗根泽先生指出，诗格有两个盛兴的时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其间，起直接推动作用的，就是皎然《诗式》、《诗议》的出现。皎然，早年出家灵隐寺，对佛禅理论颇有研究，在诗歌理论上也很有造诣，《宋高僧传》卷二十九称他当时号为“释门伟器”，又说他“亦一代伟才”。契嵩在《三高僧诗》中说皎然的诗“禅伯修文岂徒尔，诱引人心通佛理。”皎然在《寻陆鸿渐不遇》一诗中写自己探访陆羽而不遇，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诗中对陆羽的形象未作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正切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在《诗式》、《诗议》中，皎然揭示了诗歌创作的若干法则，对诗歌的自然真情、艺术风格、审美特质、通变创新等问题颇有探讨，在诗论史上影响深远。有很多地方把诗歌创作与佛理相联系。如他根据佛学“中道”之说，提出“诗家之中道”。这在前人诗论中是极为罕见的，对后来的以禅论诗、以禅喻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皎然之后的诗格，也以僧人所写为多。如辞远作《诗式》，齐己作《风骚旨格》、《玄机分明要览》，虚中作《流类手鉴》，神作《诗格》，神郁作《四六格》，保暹作《处囊诀》，景淳作《诗评》，直至北宋释惠洪作《天厨禁脔》，这些人均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僧人。他们所撰诗格也往往以皎然的诗为范例，或者以皎然的主张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深受其影响。晚唐至宋初诗格的特色基本上是三个方面，即“门”、“体势”、“物象”。这些特色的形成和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大部分作者多为僧徒，或与僧人交往过密之人。三个方面的特色中，其“势论”受禅宗影响较大，最早给“势”安上种种名目的是齐己。齐己本人就是一名禅师，曾住衡岳东林寺，自号“衡岳沙门”，并曾居长安多年，其性情放逸，工诗不缀，为时人所重，与郑谷、方干等为友。他的《风骚旨格》所列“十势”中，大多来自于禅宗话头。如“狮子返掷势”来自于禅宗“狮子翻身，拖泥带水”的话头；“鲸吞巨海势”来自“毛吞巨海”或“横吞巨海”的话头。不仅势名的来源有得于禅宗，当时人对于势的解释也往往带有禅学的眼光，当然，这些解释的本身也如同禅宗语录一样，大多晦涩难解，但禅对于诗学的影响由此却是不难看出的。

　　三

　　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主要形式，源于先秦以来的诗文评论和始自魏晋的笔记小说。其内容始时限于纪事，随意而述以闲资；而后逐步扩展和丰富起来，包括标举论诗宗旨、推溯流派渊源、评论作家作品、漫谈诗法及考订讹误等。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书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在形式上开诗话之体裁，并确立了诗话轻松活泼的艺术风格。禅对诗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探讨禅对诗话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禅门语录体对于诗话形式的影响，二是禅宗思想对诗话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禅学史上，六祖惠能是个关健人物。据《坛经》记载，惠能乃一字不识之人，听人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在惠能看来，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作佛，而作佛，并不是以诵读多少经典为标准，而在于是否把握住“自性”，“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而要获得“自性”，关键在于“自悟”而“不假求外”。惠能以下的禅宗僧人，强调的是在担水砍柴的实际活动中体验人生真谛，在片言只语的偈颂讥讽中了悟无上智慧。故云：“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从此，简短的禅师语录遂逐渐替代了浩繁的佛教经典。《宋高僧传》中说：凡所举扬，天下传之，号赵州去道。语录大行，为世所贵也。《景德传灯录序》亦有“披奕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语录是一种白话文体，它记载禅师接引人的言语、行事。禅门接引人，贵在使对象自觉自悟，所以，其言语尚活句不尚死句，遂常常引诗为说，记载下来便成为语录，也就是参禅谈禅时言行的如实记录。禅门语录兴起并盛行于唐，至宋代影响很大。除了记载禅师言论的称语录外，杂史也往往以语录名之，如富弼的《富公语录》。理学家讲学议论也题以语录，如《张子语录》、《朱子语录》等。至于以录为名的宋代笔记则更为丰富，谈录、笔录、漫录、见录、野录等，不一而足。这种语录体的流行背景，对欧阳修的《诗话》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修早年是排佛的，但到了晚年，态度有所转变。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魏泰《东轩笔录》载：欧阳公在颍，惟衣道服，称六一居士。而欧阳修的《诗话》正是晚年退居颍上之后所作，且开篇就有“居士退居汝阴”之说，在《诗话》中也有对诗僧及僧诗的赞美之词。且欧阳修作《诗话》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为了“以资闲谈”，而这一点与禅宗语录记载禅师的言论、行事，其内容在性质上颇为接近；而记录笔谈，并用以“资闲谈”，在行文笔调上也是颇接近语录的。而且，禅师语录兼及言和行，欧阳修的《诗话》亦然。后世的许多诗话，甚至直接就以语录命名，如：《龟山先生语录》、《漫斋语录》等。

　　至于禅对诗话理论的影响，唐宋间，文化、学术出现儒道释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诗人常以诗阐发禅理，诗论家也以禅理论诗，以禅喻诗成为时代风气。严羽首先在《沧浪诗话》中大量引用禅语，成为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郭绍虞先生论及严羽的《沧浪诗话》时，曾指出：“沧浪论诗，本受时风影响。”这里所说的“时风”，实际上，就是指盛极两宋时代的诗禅之风。学禅，在宋代文人之中蔚为风尚。从理学家周敦颐和程颢兄弟，到三苏父子和“苏门诗人”，都以浓厚的兴趣来谈禅，并将禅宗的新思想及新的思维方式搬进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南宋诗话的诗禅之说，正是盛行一时的诗禅之风的产物。以禅喻诗，并非始于严羽，在严羽以前，诗禅之风早已盛行，诗禅之说也早已出现。郭绍虞曾详尽地论述过唐宋时代“以禅喻诗”的基本情况，他指出在《沧浪诗话》以前，以禅喻诗者已不乏其人，唐代有诗僧寒山、皎然，还有诗论家司空图；宋代有苏轼、黄庭坚、魏泰、叶梦得、陈师道、吴可、吕本中、曾几、杨万里等，这说明宋代诗坛的各种派别，都对禅宗发生过极大的兴趣，时风所及，以禅喻诗也势所必然了。而严羽的《沧浪诗话》的主要贡献，在于总结了前人或时人以禅喻诗的经验，并且上升为理论，使之系统化，从而创立了诗禅说。诗禅说的创立，是南宋诗话对中国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诗话创作者思维空间的不断拓展，说明宋人在把握诗歌的艺术规律性和对诗歌的审美价值的认识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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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彬，男，江苏省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文学教育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