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的早期禅宗史研究与忽滑谷快天 江 灿 腾 本文考证了胡适早期禅宗史研究在资料、观点等方面深受日本近代禅学思想家忽滑谷快天的启发与影响,认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上开启了一个比忽滑谷快天更前进、更大胆、影响更大的新探讨角度,有其独特的研究面貌和巨大贡献。 作者江灿腾,1946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有关胡适的早期禅宗史研究,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在1974年,曾收集胡适生平关于禅学研究的论文、讲词、手稿和书信等,编成资料相当详尽的《胡适禅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初版)。 在同书中,附有柳田本人所编的《胡适博士禅学年谱》一篇,以及柳田所撰的介绍论文《胡适博士之中国初期禅宗史的研究》(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并附有该文的中译,由李乃扬先生译出。 柳田在禅学研究方面,属日本战后新一代的学者。他一方面承袭战前已发现的丰富的禅宗史料及其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必须在1949年胡适与铃木大拙于夏威夷“第二届东西哲学家会议”论禅学不合而决裂后,思考新的研究取向。因此,自1959年4月起,先有同道学者人矢义高和时任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通信,讨论胡适战前的重大发现——《神会语录》(见《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下册)。其后在1960年夏天,更引介柳田向胡适请教。 ‘ 柳田当时寄给胡适的作品,是他日后成名作《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1966年,禅文化研究所出版,列入报告第一册)之前的预备作品——《灯史之系谱》。胡适在其中看到柳田肯定他对《神会和尚遗集》研究的贡献,甚为高兴,将柳田视为禅学研究的同道,于是在隔年(1961),回了长达四十三页之多的论禅宗史纲领的手稿。这一举动,令柳田深深感激。他没有料到当时他视为“国际著名硕学”的胡适,会用如此方式激励他——尽管只此一次罢了——所以,他在胡适殁后的第十二年(1974),将胡适生平关于禅学的研究历程,包括史料的发现、重要观点的提出、对国际学界的巨大冲击、乃至被冷落、与铃木大拙决裂的经过、他个人深情的感激等,都作了详细、深刻和清晰动人的描述。迄目前为止,此文堪称介绍胡适禅学史的权威之作。故他实为胡适难得的异国知音,他的作法,可当作后辈学者效法的典范! 但我检读柳田的论文和《胡适禅学案》的资料后,我发现柳田似乎遗漏了一个对胡适禅学研究有很大帮助的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1867—1934),所以相当美中不足。 为什么忽滑谷快天对胡适的禅学研究,有那样重要呢?他又是怎样的学者呢? 忽滑谷快天是日本近代最有成就的禅学思想家之一。他原是曹洞宗的僧侣,东京人,原名快夫,十岁出家后,改名为快天。明治十七年(1884),就学于本宗办的“曹洞宗大学林”,专研禅学思想史;二十三年(1889)毕业。大iET~,年(1919),就任同大学林的教务长,翌年升任同大学林的校长。大正十四年(1925),以《禅学思想史》上下卷(东京:玄黄社,上卷1923年;下卷1925年出版),获文学博士。同年大学林升格为驹泽大学,即就任该大学的校长。1934年7月,因脑溢血逝世。忽滑谷快天的禅学著作,是日本,乃至亚洲地区最先把禅宗介绍到西方世界的。他的《武士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Samurai,Luzac & Co.1913)在西方出版十四年后,铃木大拙的英文《禅学随笔》(EssaysinZenBuddhist)才在1927年出版于英国伦敦。而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忽滑谷快天和他的一群台籍学生,像李添春、林秋梧、曾景来、高执得、林德林等,也是新禅学运动的推动者(关于此运动,我已撰有研究论文,未发表)。 不过,胡适从何时,在何处,通过何种方式,在禅学研究上和忽滑谷快天发生关联呢? 忽滑谷快天的主要禅学著作,《禅学思想史》上卷是在1923年7月出版的。内容分印度部和中国部。但前者仅占二十七章,后者却达五十六章之多,故实以中国禅思想史为主。但印度禅的部分,大大有助于理解原始禅学的内涵,及其后的发展。在中国部分,也自安世高以下的禅法传播内涵和各家特色,逐一介绍。因为有如此众多优点和丰富的原始资料,直到1934年12月,当胡适已研究中国初期禅宗史九年(1925一1934),而1930年《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使他在国际学界名声大振(参考柳田论文),但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中国禅学的发展》时,仍如此推崇忽滑谷快天的禅学著作说: 《中国禅学的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禅 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按:原名应为《禅学思想 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为最完备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但是,胡适何时接触它呢?有何影响呢? 根据胡适的引用情形来看,1925年1月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卷四),虽全未引用,但相对的,也只是引用早期译本的《坐禅三昧经》,来理解古代印度禅法之一斑。就研究品质来说,仅属习作,在资料和论断上,都不足观。 然而,在下一年(1926),胡适前往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去找敦煌资料时,居然很清楚地发掘了神会的资料和北宗禅传承的珍贵史料《楞伽师资记》。这是为什么? 二 因为这不只是史料的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亦即为什么要找神会的资料? 以当时的中日学者来说,蒙文通的《中国禅学考》(1924年发表于南京“支那内学院”,后收在《内学年刊》第一辑),是第一篇探讨中国禅宗文献及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的论文。对于这个学术贡献,汤用彤在他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于长沙出版),也在该书第十九章讨论“北方禅法”时,加以引用(页789)。假如胡适承此问题意识(因蒙文在1924年发表,是胡适去巴黎、伦敦的前一年,则他找神会的《显宗记》——一篇在《景德传灯录》里的数百字短文,用以比对有否“西天二十八祖”的记载,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1927年元月,胡适发表了《海外读书杂记》(收在《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四),讨论了他在海外的资料见闻,及新禅宗史料的发现。其中胡适非常突兀地在第三节“神会的语录”部分,首先即提到了神会的重要性。他说: 在禅宗的历史上,神会和尚(荷泽大师)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六祖(慧能)死 后,神会出来明目张胆地和旧派挑战,一面攻击旧派,一面建立他的新宗教,——“南 宗”(原书,页三五三)。 这样的论断,相对于只是找寻“西天二十八祖”的新旧版本资料,可谓方向有了极大转移,神会的革命家角色,清楚地浮现出来。胡适是从何处得到的这种论断的问题意识? 这当中,存在着极大的思路跃进和变迁。这难道只是胡适找资料时,灵感闪现的结果吗? 相对于胡适出国前,对禅宗史的认识尚不深,不得不令人对此可能性,产生一些怀疑。 事实上,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矢吹庆辉(1876—1939)在大正年间曾花费甚大工夫,由政府补助经费,以及学术机构配合,大量影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参考矢吹庆辉编《鸣沙余韵——解说篇》的《自序》,东京:岩波书店,1933年出版)。连胡适在1927年回国,途经日本时,也特地去和他交换意见(见《神会和尚遗集》的《自序》)。可是,他也不清楚神会和尚的革命性。 · 在当时的中日学者中,胡适有可能看到的,而且明确讨论神会革命行为的,是胡适未去拜访,却在他的大著《神学思想史》上卷,中国禅部分的第三篇第五章,出现了“荷泽の神会七南北二宗の诤》(原书,页442—446)。他的讨论顺序是(一)荷泽の神会。(--)南北二宗の对抗。(三)荷泽の《显宗记》。在引用文献方面,其种类和顺序如下: 丸《景德传灯录》卷五。B.《法宝坛经》。C.《宋高僧传》。D.《圆觉经大疏钞》卷三。E.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F.神会的《显宗记》。G.提到《禅籍志》有《荷泽微诀》一卷,不详存否(资料出处同上)。 以上这样的资料提示,能够表示什么相关的资料线索吗?由于胡适的《海外读书杂记》一文,并未明示引用了忽滑谷快天的资料,暂且假定他未参考。胡适最早标明引用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上卷,是在同一年(1927)稍后的《菩提达磨考》,以及再隔一年的《禅学古史考》(以上两文皆收在《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四;引用原书页数,分别为页307和页39—52)。可见早在1927年,胡适即亲自在文中承认参考过忽滑谷快天的著作了。 但是,这些引用的标志,都不若1930年在《神会和尚遗集——自序》里,呈现得那么明显。因为《神会遗集》的出版,从资料的发现到研究成果的提出,都代表胡适禅学史的研究业绩,有了光辉夺目的成就。然而,当胡适在《自序》中,回顾资料的发现经过时,他依序提出了未到巴黎、伦敦之前的所见资料,他说先在《宋高僧传》,看到神会和北宗对抗的记载;在宗密的书里发现了贞元十二年(796),敕立神会为第七祖的记载。这正是忽滑谷快天引用资料C到E的顺序,是讨论南北二宗互相对抗的第(二)目内容。这难道是巧合吗? 假如是其中任何一种,——即资料种类或顺序——尚可说是巧合。两者都一样即非巧合,而是有意了。因此,我判断胡适出国之前,或在找资料期间,必定从忽滑谷快天的著作中,汲取了有关神会革命的问题意识,再循此线索,而找到许多其他学者不明白其中有重要意义的禅宗史料。所以对胡适的初期禅宗史研究,忽滑谷快天提供了问题意识、禅宗史的丰富资料以及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发展线索。 尽管如此,能够重新发现:有关神会的新史料,以及北宗禅的史料《楞伽师资记》,胡适在研究史上,仍开启了一个比忽滑谷快天更前进、更大胆、更武断、影响也更大的新探讨角度。有关此部分,除柳田的论文有评论外,我另撰《胡适禅学案补余》一文,补充柳田未提到的影响。 . 因此可总括一句,胡适在新禅宗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影响方面,迄今仍有极大价值。这证明他并非仅是忽滑谷快天的追随者,而是有自己独特研究面貌和巨大贡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