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黄河文化系统，一个是长江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两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性，即华夏文化。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

“择水而居”成就“两河文化”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远的渊源。

世界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是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的文化也是两河文化，就是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如《诗经》的第一首诗所讲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生活故事。

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地创造文明、推进文明。

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黄河文化：“龙”文化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考古发现，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与以下四个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趋于成熟。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不仅仅是器具质量、用料的变化，而是在青铜器上刻铸的大量文字——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而作为黄河文化图腾标志的“龙”，也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名称“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

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心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倡导的“为仁”学说提供了人性依据。所以，他在孔庙里列于“亚圣”的位置，绝非浪得虚名。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这四个文化板块，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荆楚文化为轴心。长江文化的标识，我觉得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下方的树根部，攀缘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观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

长江文化的标识我们也找到了，是鸟，是凤。为什么说是凤？明代学者对《庄子》的注释，说鹏就是凤凰，于是我们想到了古代人所说的龙凤呈祥。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子。

老子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

他这种阐述作为一种思路，一直延续下去，在荆楚文化中，后来的屈原，他的最大贡献也跟老子一样是问苍天，这样的发问最后成就了他的楚辞，使之可以跟诗经媲美。他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包含有很多的道家思想。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