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照和普慈两位僧人的经历让我震惊，他们的舍利塔相邻而立，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朗照是个身居高位的僧人，尽管他修行多年，但是他最终没有看破红尘。在世人看来，他的死不但可以理解，还会受到人们的尊重，毕竟中国人推崇这样一个做人的原则：宁折不弯。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无论他有多少理由，自杀都是不可饶恕的。同时，他的死也使很多僧人和信徒心中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最得意的弟子在他死后三天也自杀了。反观普慈，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僧人，不像朗照法师那样谙熟经书，但他却深明教义，并身体力行。他的超凡脱俗挽救了大雁塔。他永远不会想到死后会被葬在大雁塔边，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

199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坐上开往西安的列车。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一下子就看到西安那古老而厚重的城墙。其中大部分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还有一段年代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玄奘那个时候。在中国，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饱经战火和灾难，还能保留下来这么完整的古城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是玄奘当年住持的寺庙，时过境迁，今天的大慈恩寺比我想像的小得多，惟有从那雄踞中央的大雁塔上才能联想到大慈恩寺昔日的辉煌。

　　我这次来大慈恩寺，不光是为了了解玄奘，还想了解佛教和现代僧人。

　　寺院的左边是一排传统风格的庭院，不时有一两个僧人进进出出。看到一个年轻的僧人出来时，我双手合十，问他方丈在哪儿，他向我指了指前边的庭院。不过方丈不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找一个了解大雁塔历史的僧人聊聊。

　　“你可以找段先生，他知道得很多。他就住在寺庙外的村子里，到那儿一打听，谁都知道以前当过和尚的那个老人。”

　　段先生住的村子和寺庙只有一街之隔，我向一个正和邻居聊得火热的老太太打听，说来也巧，她就是段先生的老伴。她说段先生正在打坐。

　　后来，她邀请我去他们家。进了他们家门，我和段先生就从打坐的事开始谈起来。

　　“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段大妈气哼哼地说。“即使雷劈到他头上，也一动不动。”

　　“别听她瞎说，太夸张了。”老段边说边瞅着段大妈。“我不过是个让俗念分心的俗人罢了。哎，别说我了，你想了解什么呀？”

　　我告诉他我来西安的目的。当我提到玄奘时，我发现他的眼睛一亮。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舍生忘死去印度取经，我们现在读的很多经还是他译的呢！当年我在寺庙里，一碰到难题就绕着大雁塔转，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也不过是坐在屋子里打打坐，这算什么呀。”

　　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他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老段甚至被派到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供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终于，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子，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我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是造孽，会进地狱的。”他拒绝了。红卫兵恼羞成怒，使劲跺着脚。

　　屋外，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还有一些人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准备拉倒它们。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说这些东西是国宝，不是封建残余，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他厉声说道。不一会儿，所有的经幡，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都被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分出来，围成一圈站着，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然后，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火烧了一夜。

　　大雁塔保存下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0年代初，全国有大约二十万座佛教寺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许多，有的被拆掉，有的被改成学校、工厂、住宅和博物馆。等到红卫兵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完好无损的寺庙只剩下不到一百座。北京一度曾有一百多座寺庙，如今只有五座归僧人管理。随着寺庙的消失，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很大一部也随之而去了。直到它们不复存在，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然而，老段并没有我那么伤感。“大雁塔保存下来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它也有消失的那天。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现在看大雁塔，觉得它很壮观，可我当初来这儿时，它却是断檐残壁，荒草丛生，狼群出没。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修缮了好几次，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听长辈们说，玄奘大师那时，大慈恩寺甚至可以和皇宫比美。你根本想像不到吧？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永远存在。”他顿住了，好让我有时间消化他的看法。“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并通过修建更大更好的寺庙为来世积德。”他又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吗，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他和弟子只能睡到树下，靠化缘为生，根本没有庙。”老段的乐观让我惊讶。我回味着他告诉我的一切。“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我对他说。

　　“不，不，”他摇摇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靠讨饭为生，晚上在城门洞里，我经常冻得发抖睡不着觉，有时醒来看见旁边就有冻僵的尸体。后来我父母都饿死了，我叔叔连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喂不饱，就把我丢在一座庙门口，让和尚收留了我。从那时起，我起码有了饭吃，头上有个屋顶遮风挡雨，我活了下来。解放后，我的日子好多了。”

　　“可是僧人们受了那么多的罪，难道这不是苦？”

　　“我们确实受了一些苦，但是佛陀说，苦就是人生。关键是如何看待苦。对我来说，没有吃的才是苦。我进了庙后就再没挨过饿，所以不能说我这辈子受了多大的苦。”

　　临走时，我问了老段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宗教活动又恢复了，他想没想过再回到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老伴在那种情况下能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来 一直照顾我。佛教主张同情一切众生。现在她老了，该我来照顾她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如果我连她都不同情，又怎么能谈得上普渡众生呢？”他瞧着段大妈补充道：“假如她在我前头先走了，我就再回到庙里，在那儿度过余生，如果有哪座庙肯收留我的话。”段大妈听了这话，脸上露出笑容。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雁塔下，想再仔细看看它。

　　大雁塔下的舍利塔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只有一座显得比较特别。这座塔虽然建造精美，但上面没有层次，说明他的主人生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僧人。塔的正面刻着僧人的名字：普慈。我绕着塔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其他塔上都有的塔铭，只有立塔的日期。我觉得很纳闷。正当我盯着这座舍利塔发呆的时候，一个僧人走过来，向我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我注意你半天了，我还没见过有哪个游客对这座舍利塔像你这以感兴趣的。看来是有缘之人。这是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僧人，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大雁塔也只不过是一个旅游观光的场所。他很了不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的功德却胜过许多地位显赫的高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其他的舍利塔。

　　我的表情肯定和我的感觉一样，困惑不解。这个僧人给我解释开了：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法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他用。“因为大雁塔里只有普慈没有还俗，所以这里至今还是一所寺庙。”

　　老段都受了那么多的罪，普慈会遭遇什么？我不敢往下想。

他告诉我，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普慈是庙里惟一坚持穿僧服的人。红卫兵禁止他穿，他不从。他们在大殿里给他开批斗会，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他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普慈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他出家那么多年，僧服就像他的皮肤一样。红卫兵们气坏了，见不能触及他的灵魂，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毒打了一顿。每揍一下，普慈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红卫兵实在拿他没办法了，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想让他屈服。过了两天，发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打开屋门一看，普慈正在打坐。红卫兵们呆呆地望着他，其中一个说，算了，别理他了，这简直是个疯子。从那以后，也只好由他去了。

　　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切？我问道。

　　“他很可能是想着菩萨道里的忍辱，耐心忍受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并且原谅他们的过错。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忍辱的故事，僧人们都要努力培养这种品性。很明显，普慈达到了这一境界。”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见的被批斗的老和尚。他跪在玻璃碴上，红卫兵向他啐唾沫，用皮带狠命地抽他。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平和的表情。他肯定内心在默默地祈求。他祈求的不是疼痛的消失，而是用心力去克服它。他会想，他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坏事才遭人恨，果真如此，那是报应、自作自受，不应该迁怒于人。或许他认为唾沫是雨滴，太阳一出来就会干的。他是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还是在人世中，亦超乎其上？

　　阳光透过茂密的松林斑斑驳驳地洒在普慈的舍利塔上。我久久地凝视着它，想着我刚听到的一切。我恍惚觉着它在变大，变得像大雁塔那样大，矗立在我心中。大雁塔是玄奘精神的写照，承载着他毕生弘扬的佛法。普慈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寺庙、佛像和佛经可以被毁灭，但只要有僧人，就会有佛教。他肯定知道这次劫难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即使遭遇这样的灭顶之灾，佛教也会挺过来。

　　但是，也有人彻底绝望了。年轻的僧人指给我看普慈旁边的另一座舍利塔，它看上去与周围的舍利塔很相似。我走近仔细一看，发现它的塔铭比其他的都长，原文如下：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西安市人民代表　西安市政协常务委员　西安市佛教协会朗照法师者　一八九六（三？）年生于北京满足（族？）世家　书香门阀　幼读儒书　随父入陕　辛亥革命　师年十八投奔长安　白道云峡　师礼法空　视（削？）发为僧　二十四岁国清具戒下宁波四明修学　一九三六白马西席　一九三八与善传戒　诸山长老四众迎入卧龙方丈　说法讲席九年　三开传法戒律　弟子逾千　法雨遍迹　抗美援朝　飞机捐出　入朝慰问　卫国第一　赴缅参加三藏集结护送佛牙回国巡谒　农禅并举　农业建社　尼众缝纫　自食其力一九六六文革受虐，八月十八日　自归示寂　寿终七三　僧龄五五　戒腊四九　极乐西土.

　　我心一颤，尤其是“自归示寂”那句话，让我震惊。

　　自杀？佛教戒律的首条就是切勿杀生，不得自杀，不得协助任何杀戮行为。僧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任何理由自杀，否则就会失去转世的机会，更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命稀罕，人生艰难，莫让生的机会溜走”，这是佛陀的教诲。既然如此，朗照为什么自杀呢？

　　年轻的僧人告诉我：朗照心地善良，他出于对穷苦百姓的同情离家出走，到处寻找结束苦难之路。抗美援朝时，政府号召全国的佛教徒募捐一架战斗机，名为“中国佛教徒号”，朗照积极响应并亲自去朝鲜战场慰问部队。他一直把自己当成脱胎换骨的活样板，努力用佛教帮助建设新中国，实现“人间天堂”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为此，他深得政府信任，被任命为西安佛教协会秘书长。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为红卫兵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西安的红卫兵们冲击了朗照主持的卧龙寺，一天之内就把它彻底毁坏了。看着努力营造的一切化为灰烬，朗照是否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或者是佛陀所预言的末法时代？是劫数，在劫难逃？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悔恨和他的绝望使他采取了最极端的行为——他以死来抗争这个疯狂的世界。

　　老段、普慈和朗照，大雁塔下这三位僧人的命运让我沉思良久。佛门本是红尘之外的清静之地，而他们却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挣扎着，沉浮着。可悲的是，发生在他们三个人身上的一切，恰恰是那一代僧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