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法师：漫说《中阿含》(卷二十七)～B 二、自观心经(上、下)

　　二、自观心经(上、下)

　　说法地点：祇园精舍

　　参加人员：诸比丘

　　经中大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就应善自观心，观察后，了解是否得内止，是否得最上慧观法，或得前者，或得后者，或二者皆不得。如果知道自己已得内止、最上慧观法的话，就当更求漏尽智通作证。如果畜衣等四资具或亲近一切人而增长善法的话，得可以畜衣等或狎习一切人，不然，就不得畜积、狎习。又当分辨可习法，和不可习法，以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之法。

　　这部《自观心经》，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几个名词：

　　1、内止：就是将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专注一处而不散动。止，音译为“舍摩他”，心心念沉静，专注于某一固定处不散动，即通常所说的“所缘”。

　　2、最上慧观法：根据南传经文的记载，“最上”就是“增上”的别译；“观”为“毗婆舍那”的对译；“法”为“达磨”的对译。综合起来，是指“提升慧的洞察”。

　　3、四资具：是指衣具、饮食、床榻、村邑四种供养，即私人用活用品。

　　在这部经中，世尊教导我们，要善于观察我们自己的心，要把“善自观己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若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者，当自善观察于己心，应学如是”。观察他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实之中的情形往往恰恰相反。我们总喜欢没事去琢磨别人怎么想，尤其是一些当下属的，千方百计去揣度上司的心理；我们总喜欢将心思对着别人，专门去琢磨别人，倒不是琢磨别人有什么长处和优点，而是变着法儿伺寻人家的短处。而对于自己身上积存的各种毛病习气，却从来是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还是佛陀高明，他说把别人家的事先放一放，解决自己家的麻烦事才是最为要紧的。

　　那么，我们自家的什么事情需要解决呢？就是我们的将我们的这颗心看守好，让它安静下来，不要四处乱窜，四处胡思乱想，惹是生非。这就是所谓的内止，让心专注于一处而不散动，让它变得很听话，很柔和，就和被截断双手的首陀罗那般。“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这就是所谓的内止；用《六祖坛经》中的话来讲，这就是“安心”。若将内心止静下来，必然会做到“心静澄明”，什么事都看得透彻，什么理都悟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我们的智慧也就在无形之中得以增长，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就不一样了，这样就会达到“最上慧观法”。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其实“内止”与“最上慧观法”二者在概念上讲并不相同。世尊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将比丘的修证情况分成四个层次：

　　1、已得内止，但不得最上慧观法；

　　2、已得最上慧观法，但不得内止；

　　3、不得内止，亦不得最上慧观法；

　　4、已得内止，亦得最上慧观法。

　　很显然，如果能做到第四点，即将内止与最上慧观法二者兼得，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二者兼得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修行是一个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有的人主张顿悟，想“立地成佛”，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能够做到顿悟的人，他的根基必然是十分深厚，他在过去世肯定经过了无数的修行，方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坚实的修行作为基础，就想一下子顿悟，那是不可能的。同理，有些人干坏事，喜欢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来自我安慰或为自己开脱。问题是，大多数人“酒肉”是“穿肠过”了，但是“佛祖”能不能还在你的“心中留”呢？这倒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在学佛时，不要信口开河，否则会背下因果，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佛陀在经中，对弟子们说，对于内止与最上慧观法，如果缺少其中一样，作为比丘的，就要努力地证取。倘若比丘既没有达到内止，又没有达到最上慧观法，那么该怎么办呢？就要“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犹人为火烧头、烧衣，急求方便救头、救衣”。否则，比丘懒惰懈怠，身心放逸，自然是一事无成，一生庸碌而已。

　　在经文的最后，佛陀谈到了“四资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原始佛教时期，出家僧人是严格奉持“不捉金银戒”的。但是，一旦人家供养你金银怎么办？对不起，你得如实上交给僧团，让专门的人保管，以备急需之用。比如说信徒们供养世尊的一切物品，都是由侍者阿难代为保管，佛陀一般也不会过问。可以说，在原始佛教时期，僧团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比较“共产主义”的。那时的僧人并不讲按劳分配，而是讲“按需分配”，准确地说应该是“利和同均”，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你来自婆罗门，还是来自首陀罗种姓，都是平等的，无有差别。

　　但是，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扩大，信徒们也越来越多，各种衣食供养自然也开始多起来。遇到丰年，或者国王、大臣、富商供养佛陀以及僧众的时候，除了请大家吃饭，有时候，送些现金货币自然也是在所难免。尤其是国王，他的权力很大，有时兴致一高，甚至连整个村邑都会施舍给僧团。如此一来，僧团的财富在不断地增加，甚至出现了僧人私人财产的概念。根据我个人的观点，上座部之所以与大部分产生了分裂，除了对教义的理解产生分歧以外，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僧人财产如何处理与分配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十事非法”进行分析，从第一点至第九点，都是属于小小戒的范围，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们并不是导致第二次结集争论的焦点。而唯独第十点，即“金银净”一条，则是二者分歧的根本所在。上座部主张绝对不可以持，大众部主张可以持有。从顺应时代发展的角度看，第二次佛经结集应是佛陀灭度一百年以后，当时货币流通已十分频繁，商业呈高度发达之状。如果此时一定要大家不能蓄持金银，显然不合时宜。其实，佛陀在这部经中对这个问题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是大家没有用心去领会罢了。比如说，对于衣、食、床榻、村邑等四资具，既不可以蓄存，也不可以蓄存。那么，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蓄存、可以蓄存呢？就是说，“若畜衣便增长恶不善之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畜”。相反，“若畜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法者，旭是衣我说得畜”。在这里，佛陀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畜衣具，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倘若我们因为有了衣具可畜，便生起不善之法了，那样就不可以畜衣了。如果用此理来运用到捉金银戒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捉金银后，对于增长善法有所帮助，那么就可以捉金银；相反，就不可捉金银。就是主，金钱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主要是看你如何获取、如何使用它们。如果“取之有道”或用在正道上，就是好事，钱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你“取之无道”，或者把钱用在了危害人类的事情上，那么就是坏事，有不如无。如果不加分析地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则会落于教条。出家比丘在对待金钱问题上也是如此，摩尼宝珠是让你用来为大众夜晚照明的，不是让你挂在脖子上四处炫耀的。“若自为受畜金银珍宝清净者，五欲功德悉应清净”。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每一位手捉金银的比丘都能做到“五欲清净”，显然是不现实的。毕竟佛教讲与时俱进，并不主张僵化教条的那一套。

　　在经文的最后，佛陀也谈到“狎习”之事。“狎习”就是亲近，与人密切交往。什么人可以亲近？就是对自己道业有帮助的人；相反，有损于道业增长的，就不要去亲近他，且要远离他。这点与孔子的话有些相似：“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我们平时常讲要亲近善知识，就是这个道理。(2009年6月5日于南海普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