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探微 作者：弘学

　　第十章净土文化

　　第一节净土美术与音乐

　　随着净土思想之发展，净土美术如绘画、雕刻等亦盛行起来。有关阿弥陀佛造像之始，最早出现于4－6世纪初。这个时期的河南龙门无量寿佛就闻名于世。至7世纪，在善导之倡导下，净土宗蓬勃一时，以阿弥陀佛住西方极乐净土为中心主题之净土变亦告问世。寺院壁画，如长安净土院吴道子画之“西方变”；云花寺赵武端画之“净土变”；洛阳大云寺尉迟乙僧画之“净土经变”；敬爱寺大殿西壁刘阿祖画之“十六观”等，皆系名家手笔，今皆不存。敦煌壁画存有不少自唐至宋之阿弥陀佛净土变(第三十三、七十、一一四、一三九A洞)或西方变。其图样，一般可分为阿弥陀佛净土变与观经变相两种，一般西方变通指此二种。前者绘阿弥陀佛说法之西方极乐世界庄严相，后者以《观无量寿经》为根据，背景绘极乐净土庄严美丽之楼阁。中画阿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周围绕以圣众，前景则有莲池。画之左右两边及底部，亦添加经之序或十六观。敦煌一三０洞遗有“九品来迎图”，中亚一带亦有“净土变相”、“来迎图”之遗品。

　　所谓净土变相，俗称为净土曼荼罗。指描绘净土佛菩萨，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设等，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变”有二义，即①动之义，图画不动而画极乐种种动相，故称变相；②变现之义，绘净土种种之相而令变现。净土变相系由净土信仰之流行而产生，随着药师如来，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等信仰之盛行，亦出现不少种类之净土变。依其形式而异，通常可分为五种：

　　一、灵山净土变。依《法华经》图显释尊在灵山说法之相，又可以分为二类：①依《见宝塔品》画法华会上，宝塔出显状态。如龙门的雕刻、敦煌出土的遗品，以及东域长谷寺铜版千体释迦像。②依《寿量品》画释尊常在灵山说法，诸天人供养状态。如东域劝修寺所藏绣释迦转法轮图，并波士顿所藏原东大寺法华堂之灵山净土变。

　　二、弥陀净土变。依《观无量寿经》显其图像，又名净土曼陀罗或阿弥陀佛曼陀罗图，显极乐世界的庄严眷属。

　　三、药师净土变。描绘东方琉璃世界。

　　四、弥勒净土变。描绘将来成佛现为补处菩萨之兜率天空。

　　五、观音净土变。依《普门品》所说救济诸难之相图绘。

　　此外，尚有毗卢舍那净土变；即以毗卢舍那佛为中心之莲华世界；净土变相的密教化之诸种。最流行之净土变相乃阿弥陀佛之西方净土变，我国从隋唐时即甚为盛行。传说善导大师亲自绘有西方净土变相三百幅。竺迹著有《善导大师与净土艺术》一文，详细地介绍了净土变相及净土艺术的流衍，书中对现存实物及文献考察研究之结果，可供参阅。

　　佛教音乐在印度很盛行，据《梁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大师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仪，以歌赞为贵。”佛教传入我国之后，歌赞梵呗可能随之传入我国。加上我国为传统礼仪之邦，既成僧伽，便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则有赞呗之需。竺法兰和康僧会为南北二派的赞呗祖师，康僧会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帛尸黎密多系西域人，他所“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支谦依《无量寿经》及《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还有支昙□传《六言梵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这些西域风格的佛曲，都是异国的风味，似缺少广泛流传的条件。曹植制《渔山梵呗》，“创声三千有馀，在契则有四十有二”，佛教音乐由他开始。才逐渐与中国传统乐曲融合在一起，佛曲也就中国化了。

　　东晋时确立的唱导制度，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内容、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净土宗初祖庐山慧远大师，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楫，弘扬佛法，广播教义的途径。《梁高僧传·唱导篇》称他“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齐梁时，佛教兴盛，永明七年(490年)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于一处，专门创作研讨佛教音乐，参加者中，僧辩被评称为“独步齐初”的佛乐家，他所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这次集会，对以“哀婉”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风格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而且素精乐律，他曾利用裁定梁朝雅乐的机会，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欢》、《天道》、《仙道》、《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他亲定的含有大量佛教内容的梁朝雅乐，在隋代曾被视为“华夏正声”，并“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制定隋乐，给中国后世的清商乐和宫庭音乐以深远的影响。梁武帝还创设“无遮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忏”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奏场所。他所倡佛典的清乐化，是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的标志。

　　唐代佛典大盛，俗讲成风，朝廷耽于佛典，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无论寺院、宫廷、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寺院内，净土宗的流行为佛曲的传播与宗教活动中音乐的大量使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善导大师传净土法门，倡专心念佛，著有《法事赞》、《往生传》、《般舟赞》等赞歌三卷。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著有《散花乐》曲，影响甚远，至今流传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少康大师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百姓所熟习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而且延至宋元明清。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说：“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拔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从而可以窥见宋代佛教吸收民间音乐丰富自身的情景。明清之际，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8年)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可惜此书有词无谱，未能流传。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与唐宋相比，从整体上是日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衰微的同时，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的衰微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