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里的唐僧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给我们讲过红楼、水浒和三国的老朋友，明清小说研究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的段启明教授。大家欢迎！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以前，民间传说、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有关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就已经流传好几百年了。“西游”故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即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于唐太宗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难到印度求法取经，19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由20匹白马驮着657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西游记》里艺术虚构的唐僧，无疑是脱胎于这位历史上真实的生活原型玄奘。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这位大德高僧，又如何认识和分析小说中的唐僧这个人物形象？请听段老师的演讲《历史上的玄奘与〈西游记〉里的唐僧》。

　　大家对《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都很熟悉，书中的主人公是孙悟空。它所依据的取经这个历史事件是唐代高僧玄奘的一次伟大实践。《西游记》中也写了唐僧的形象，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是以唐代高僧玄奘为原形的，但是历史上的玄奘和《西游记》里的唐僧，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神魔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这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对这种差别做些比较，应该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就来谈谈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和《西游记》中的文学形象唐僧。玄奘取经是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伟大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取经的事情呢？玄奘取经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贡献又是什么？把这些问题说一说，我们就能对比出《西游记》里唐僧这个形象的含义是什么。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东汉，也有人提出是西汉，总之是汉代吧。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很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具体的说，大约是中国老子、孔子生活的时代。像中国的春秋战国一样，当时的印度也是群雄割据的形势。其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叫迦毗罗国，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释迦牟尼就是净饭王的长子，从身份上来讲，释迦牟尼是一位王子。但是这位王子有些特别，他对国王给他提供的优裕生活、人生富贵表示厌倦。因为有一个重大问题困扰着他，他思索人、人生、生命这些问题的本原，感到很痛苦。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问题使这位王子完全陷入了困惑当中，于是他放弃了王子的优裕生活，到森林中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想通过苦行的生活来感悟人生的问题。但是经过苦行以后，也没有理解到什么。后来，他就采取了一种面壁思索的方式，即所谓的“参悟”，苦苦地思索人生的真谛。忽然有一天，他对人生的问题大彻大悟，洞悉了人生真谛，得到了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而成为佛，由此而创立了佛教。这个参悟的过程有的传说是七天七夜，有的传说是七七四十九天。我们说的“佛”就是“佛陀”，“佛陀”是梵文的音译，我们简称为“佛”。意译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人就讲“佛者，觉也”。“佛”就是觉、觉悟、觉醒。释迦牟尼成佛就是因为他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有了觉悟。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向人们宣讲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和他经过思索得出的一些结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信仰，逐渐形成了佛教，并且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教义博大精深，深不可测，它的典籍浩如烟海。有的学者说，人类的追求、探索简单地说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从宇宙到生活的一切物质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对人的心、对人本身的探索。对人的精神思想和内心进行探索是宗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宗教、艺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要解决人的本身问题、内心问题、精神问题。全人类上万上亿年探索的也就是这么两方面的问题。宗教就是对于人的内心的探索，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因此引起了历代、各国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和狂热。人们都要问：我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我是怎么回事？这世界的千变万化又该怎么看？善恶真的各有各报么？这些问题太多了，人们在思考探索着。宗教就是适应人类的这种需要而产生了。佛教有一个庞大的结构，佛教中讲究三宝，这是佛教中最基本的构成。一个是佛宝，佛即佛陀，有佛才有所谓佛教，而佛陀的存在标志着一种信仰，一种目标，大家都要像佛那样来对待一切，佛就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信仰，所以叫做佛宝。第二个宝叫法宝。所谓法，就是理论。佛所说的道理就成为了经，佛经就是佛所谈论的道理、理论。这个“经”的意思和中国传统儒家的用法是一样的，圣人所言是经典。有了大量的佛说佛经才构成佛教。第三宝是僧宝。作为一个宗教总得有一定数量的信徒。有了这些信仰的人，有那样多的经典，还有所敬仰的佛陀，这就构成了佛教。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佛教博大精深，特别是佛教的经典浩如烟海，这才引发取经的问题。佛教的经典、教义从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向各地传播了。传播的情况大体上有所谓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之分。前者传到现在东南亚一带，后者包括我们大陆和日本这一带。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必然跟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因此，由印度发源的佛教广泛传播以后，都和当地的文化融合而形成具有这个地方特点的佛教。传播需要语言，佛教的传播基本上用梵文，梵文传播主要是在北传佛教，这些地方就要面临梵文的翻译。南传佛教基本用的是巴列文，巴列文指印度的白话，梵文是雅语，有点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南边的国家如柬埔寨、泰国等是靠巴列文传播的主要地方。而我们这里，是梵文佛经传播的，因此中国佛教的传播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要把梵文翻译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宣扬它的教义。语言不通无法传播。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靠西域来的僧侣。当然也有中国早期的信仰者，他们自己往西方去了解佛教。但主要还是依靠从西方来的僧侣，是输入。不管是传进来的，还是我们自己出去寻找的，都有一个佛经翻译的问题。佛教传入以后，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在民间已经非常兴盛了。本来我们是道教比较兴盛的国家，怎么佛教进入以后就能扎下根来，兴盛起来呢？这个要从道教和佛教教义的比较来看。比如说，道教认为人经过修炼后可以长生不老，于是就有很多人信奉道教，都想追求长生不老。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服药怎么修炼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啊，虽然有羽化升天的种种传说，但人毕竟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所以它总还是在根本上存在着问题，引起大家的困惑。而佛教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打败了道教的说法。佛教承认人是必然死亡的，死是一种“轮回”，人死不过是在这个世界肉体死亡了，而灵魂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就给人一种希望，死后可以到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去。要达到极乐世界，那今生就要做好事，因果报应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佛教比道教的不可能达到的长生不老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更有吸引力。我最近去了一趟河南，在安阳和洛阳看了看历代坟墓博物馆。我感到古人对于生死界限的认识和今人是不太一样的。古人的寿命比较短，活了几十年以后就觉得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他们不把死亡当成一种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比如，汉代的贵族古墓里储备了很多东西，包括粮食、做饭的器具。这感觉象是人死只是暂时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带上干粮和炊具。佛教所谓的今世的结束是下一世的开始就是所谓“轮回”，这很快吸引了老百姓。说这个例子，说明佛教在生死的问题上最少比道教高明一点，道教说了那么多长生不老，又有谁长生不老了呢？所以，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了。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经》不过260多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歧义这么多，怎么办？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唐初的玄奘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完全是因为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佛经里讲的问题搞清楚，看更多的经书。刚才说了，去西天求法的人从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 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1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69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2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也是真理的追求。宗教不管是否能称得上真理，但是对于教徒信徒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从3世纪西天取经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玄奘的一个徒弟慧立在一本书里说，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说，南北朝时的先贤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更成了今天学者共有的广泛的疑难，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历程，所以意义非常重大。关于玄奘取经的记载有很多，比如玄奘年谱，传记。但原始的材料是玄奘回来后写的两部书，一个叫《大唐西域记》，一个是他的弟子所写的《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取经的真正价值不可估量，具体情况我们无法详细讲。不过和《西游记》中的唐僧有几点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西游记》中写唐僧出世，那完全是个传说，他父亲陈光蕊，唐僧是江流儿，出生年代都是虚构的。玄奘的出生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大家多数的看法是一致的，是在隋文帝时候，公元600年。他是河南偃师县人，俗姓陈，名祎。玄奘的出生和《西游记》所写完全不是一回事。玄奘从小就苦读经书，他不是那种在无奈之中作和尚的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父亲是个县令。他在四个孩子中是最小的一个，他二哥很早就出家了，成为一个法师。玄奘的母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九岁时父亲去世，十岁时就跟了他的哥哥长吉法师到洛阳的净土寺里，十三岁时正式出家。很多材料都有记载，玄奘对经史的阅读是非常广泛的，进入寺院以后，对佛经的阅读也很刻苦，所以他是个从小就有大志的哲人。公元618年，他19岁，正值隋唐易代之际，当时战乱频繁。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乱的威胁下，兄弟二人离开洛阳到了长安的寺院。不久，战火又烧到了长安，他们又从长安到了四川成都。成都是个佛教根基很深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拜师学法。这时玄奘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在成都，他接触了很多高僧，向他们学习，学识大有增长。24岁离开四川，经过三峡，到了荆州，然后顺流而下到了扬州，由扬州北上到了赵州，再由赵州回到长安。此时他26岁。从四川到湖北到江苏的六七年的时间，他把中国主要的佛教兴盛地都走了一遍，他这不是旅游，而是游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拜师求教，26岁时回到长安时，已经能综合各家学说，成为一个很有学养的高僧了。这段经历对他很重要，是他后来成为一个在世界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僧的基础。他深入学习各宗的经论，学得越深，了解越广，怀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长安后，他就决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时长安有个从天竺来的僧人，向他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特别提到了那烂陀寺，这是个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是个寺庙，但实际上是佛学最高学府。经过这个印度僧侣的介绍，玄奘更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烂陀寺。玄奘求经显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那个时候，要出国有个申请批准的问题。他向朝廷上表说要去天竺取经，但是朝廷没有批准，他屡次申请都没被批准。公元627年，贞观元年，玄奘28岁。朝廷知道玄奘的佛学修养，请他去庄严寺做主持，玄奘谢绝了，因为他的求法之心无法动摇。这时在河南等很多地方发生了灾害，出现灾荒，饥民四处流窜，朝廷也只好允许灾民四处觅食，各路关卡就放开了。玄奘就趁此机会混在饥民之中出去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玄奘取经是偷渡出去的。每到一个关卡都心惊胆战，有时也被捉住，要送回去。这不同于《西游记》说的，是唐太宗盛宴相送。他是偷偷摸摸出去的，历尽艰辛，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我觉得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他的经历是最准确的，他遇到了无数灾难，比如说通过沙漠，遇到野兽，强盗洗劫，结识的伙伴离开以致于他孤独前行，在沙漠中水流失了，几天几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西游记》中写的九九八十一难符合玄奘取经困难的情况，不过《西游记》把自然社会的艰险幻化成了妖魔的阻拦，但其中所表现的艰难是一致的。除了这些自然灾难艰险以外，他也遇到人世间的种种困难。他到的有些国家很欢迎他，有的国家对他并不友好。比如最有名的是高昌国，高昌国的国王非常尊敬玄奘，要留下他，供奉他，让国人都听从他的教诲，这是善意好心要留他，但是玄奘取经之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拒绝了。可拒绝以后，关系就紧张了，经过了一些挫折，最后国王和他还是结为兄弟把他送上了取经路。这些国家的善意或恶意都给他形成了困难，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玄奘的传或年谱。古代的丝绸之路有南线和北线之分。玄奘走的大体是丝绸之路的北线，从新疆到中亚，经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两过帕米尔高原。他是这样走下来的，路途遥远艰难那是不必说的了。他有句名言：“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意思是我不到天竺，是决不会往回走一步的。到了印度以后，他的经历很复杂。我们说两点，他在631年进入了那烂陀寺，这里有个著名的高僧戒贤，当时已经过了百岁，玄奘拜他为师，在那烂陀寺他住了五年，这是真正的留学生活。现在的留学生在国外怎么个留学的，我看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玄奘在那烂陀是五年的刻苦学习，学法学经，很多材料中有记载。在那烂陀寺五年后，他已经是一个饱学之士了，但他还是打算继续在印度留学。他辞别了戒贤，周游五印，到处拜访名僧。最后又回那烂陀，参加了一次大的辩论会，此时他已经42岁了。当时印度有个活动叫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各地的僧侣聚集在一起辩论，共75天，由戒日王主持。这次辩论会玄奘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印度人人敬仰的高僧。这样的留学生是给祖国增加荣誉的。他在印度人民的心中也是非常崇高的，日本人印度人写的有关玄奘的书，都充满了对他的敬佩之情。参加这个大会以后，在他43岁时起程回国了。回来比去的时候方便多了，一路上有各国的迎送安排，都比较顺利。46岁回到了长安，唐太宗派专人迎接他，此时是公元645年。他在公元627年偷偷跑出去，到645年回来，在外19年，既是留学、游学，也是探险、交流，多重的文化意义是说不尽的。玄奘法师回来时老百姓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当时唐太宗在洛阳，玄奘回到长安后，再到洛阳觐见太宗皇帝。《西游记》里写的是唐太宗早就见过玄奘，实际上玄奘在去天竺以前根本不可能见到太宗，而是回来以后在洛阳见到了太宗。唐太宗对他非常欣赏，跟他长谈，想让他从政，给他个很高的官位，玄奘断然拒绝了。玄奘九死一生到天竺取经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换一个荣华富贵的地位，而是要译经，要把他取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所以645年他回到长安以后，就开始组织佛经的翻译。这个工程非常浩大，组织安排各种人力，有的是懂得佛经的，有的是懂得梵文的，每一部经书翻译出来都要进行审核，像现在的终审。用今天的话来说，玄奘的敬业精神是非常惊人的。从646年到他669年逝世，这十九年中玄奘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放在翻译佛经上，一直到他临终，都没有脱离译经的具体工作。这十九年里他一共翻译了1335卷佛教经典，不仅数量非常可观，速度也是很快的。十九年看起来很漫长，但工作本身的量实在太大了。有人给他算了一下，他前十五年是年平均译经七十卷。六十多岁以后，他积劳成疾，身体很不好了，这时他不是减轻工作，多加休息，相反是感到时日无多，加快了翻译速度，最后的四年，每一年译经170卷。这是数量方面。另外，它所翻译的一千多卷经文，到今天来看还是佛教经典当中最优秀的，不仅意义阐明得清楚，而且文字通顺。这缘于玄奘深厚的学养。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更需要个人的学养作为基础，才能主持好这个工作，才能作出巨大贡献。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史上文化史上玄奘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玄奘取经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为弘扬佛学、佛教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过去一些研究当中也讲这个问题，但更强调他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反而忽略他对弘扬佛教本身的价值。不管如何，弘扬佛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个美好的博大精深的宗教对一个民族来讲，是这个民族文化繁荣的标志。我们过去的看法说宗教是鸦片，但现在我们应该强调宗教是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兴盛应该也包括宗教的繁荣和兴盛。唐代是历史上的骄傲，我们讲盛唐气象，讲盛唐时的经济文化如何发展，不要忘记文化繁荣中宗教的兴盛，而讲到佛教的兴盛更不要忘记玄奘。他是唐太宗唐高宗时代的人，盛唐的出现在他之后，他对盛唐文化兴盛的贡献不是显而易见的么。弘扬佛教的本身就是弘扬一个民族的文化，盛唐气象之说之所以能够形成，玄奘是有贡献的。他所弘扬和发展的佛教，实际也是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一个方面。佛教是宗教，佛学更是学术，佛教的发展也带来了学术的繁荣，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另外，他的这次行动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贡献当然也是了不起的，特别是他在西域各地为中土大唐赢得了荣誉，受到了人们的敬仰。玄奘的精神怎么估价都不过分，追求真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战胜困难的精神永远值得发扬。他最后译经阶段的行为和表现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是死而后已啊，所以我们要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取经这件事情轰动社会，在民间广为流传。流传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只要在流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东西。玄奘取经这件事在流传当中就慢慢被添砖加瓦，变成了另一种形态。这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可能很快就背离了史实，另一方面融入了创作因素，具有了新意。玄奘在历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在《西游记》的故事中却变成了那样的唐僧，这当然是背离了史实。但《西游记》本身的意义又呈现出另外的价值。取经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以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在宋代形成的说话里，讲唐僧的故事就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完整的关于玄奘取经在民间流传而形成民间流传故事的写定本，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是个话本小说。宋代的说话，一般来讲有四家，其中有一家是说经，专门宣讲佛经故事，这些东西都没有传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部说经话本。现在看来，这部说经话本，也就是玄奘取经故事在民间流传的一个写定本，用文字把传说固定下来。从这个诗话里，我们看到故事已经跟史实有了很大不同，其中出现了一个猴行者，这个形象后来演化成了孙悟空。在这个取经诗话中，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的，但和历史上的玄奘的差别就太大了，而且和《西游记》里的唐僧也有不同之处，它是一个过渡。《西游记》成书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作者吴承恩又做了巨大的改变巨大的创造，这是另外的问题。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唐僧很有点世俗气，即不同于历史上的玄奘，也不同于《西游记》里的唐僧，有一个演化的过程。《西游记》里的那个唐僧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佛教信徒，在诗话中唐僧就不是那么谨小慎微的，写得很有意思。比如当他们到了西王母池，大约是现在的天山天池之类的地方，唐僧跟猴行者说，这是什么地方？猴行者告诉他这是西王母池，他就说那这一定有蟠桃啊，孙悟空说，有啊，五百年前我就偷吃了蟠桃了。唐僧说，哦，所以你的寿命这么长啊，再去偷几个来。诗话中有了这样的情节，让孙悟空去偷蟠桃，这就是民间文学。诗话是说话的底本，把唐僧变成了这样一个形象。这样的故事情节在《西游记》中就绝对没有了，唐僧哪里会叫孙悟空去偷东西呢。《西游记》中写有偷吃人参果的故事，可是不能让唐僧出面，而是把这事安在贪吃的猪八戒身上，让猪八戒去偷吃。总之，我们看到的早期民间传说里，玄奘有被世俗化的倾向。《西游记》里的唐僧即使有很多让人生气的地方，很讨厌的地方，干了很多糊涂事，但是在整个作品中他无疑还是个正面的形象，是一个歌颂和赞美的对象。《西游记》这部书里，前七回写大闹天宫，八到十二回写江流儿的故事，十三回到1一百回是写九九八十一难。总体是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这个分量很不匀称。前面的大闹天宫，我们不谈了，只讲后面的取经的故事。取经故事，表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正义事业与邪恶力量的区分标准，就在于对待取经的态度。所有的妖魔鬼怪，都是阻碍取经的，都是破坏取经大业的。要吃唐僧肉也好，要招唐僧做女婿也好，都是对取经事业的破坏。反过来，师徒四人坚持要到西方取经，其实就是坚持正义，而在四人里面，对取经最坚定的当然是唐僧。从对取经的坚定，对佛法的虔诚这个意义上来讲，唐僧无疑是个正面的形象。因为尽管有那么多的困难在折磨他，他还是那么坚定。如果很顺利的话，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大家坐飞机坐火车一下子就到了。经历了那样的艰难险阻以后还是那样坚定，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在师徒四人里有没有动摇的人呢？有。猪八戒就动摇过好几次，老想散伙回高老庄。取经队伍中最坚定的还是唐僧，特别是在他遭受磨难，遭受妖魔鬼怪对他进行种种折磨、威逼、利诱，但是他都能毫不动摇的坚定取经的信念，这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西游记》中唐僧这几个文学形象在某个层面上能给我们一些相似的感受，这个感受从何而来呢？作者想把他们写成非常理想的人物，比如想把刘备写成一个宽厚的长者，结果写得过分了，显得虚伪了。《西游记》里的唐僧也是这样，要突出他佛家的慈悲为怀的性格，反而使这个形象产生了不辨真伪，不分贤愚的负面效果。他的慈悲和儒家的仁爱是有点合流的，所以我们看到唐僧的身上有时有儒僧的色彩。从形象来说，唐僧与历史上玄奘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无胆无识，无才无学，没有处理任何问题的办法，谨慎小心，慈悲为怀，实际又参杂着儒家的东西，就变成另一个很无能的形象，这是对历史上玄奘形象的最大改变。我们刚才讲了玄奘精神上的价值，实际上玄奘在十九年的取经历程中处理了很多的具体问题，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西游记》里的唐僧就不是这样了。唐僧有些行为中，儒生的思想比较突出，比如忠君的思想，这是唐僧的一个很突出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历史上的玄奘不是这样的。从他一开始要走，而朝廷不准，他偷偷走，这就是大逆不道了，在忠君与求法之间他选择的是求法。玄奘回国后两次拒绝做官，他是一心向佛。《西游记》作者为什么把取经的缘起写成奉旨取经呢？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表现，唐僧有很明显的忠君思想，颂扬君王。唐太宗提出要取经，让唐僧去，唐僧答应了，立誓要完成帝王的嘱托，后来别人说西方的路不好走，唐僧回答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圣上，怎么能够反悔！在取经途中，读者也会看到，唐僧的颂圣的说词，也是很多的。这些都表现了《西游记》里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的巨大的不同，表现了唐僧这一形象的儒生的思想。《西游记》里的唐僧很懦弱很无能，远远不同于历史上的玄奘。既然无能，那就听从能者的安排吧。但《西游记》里的唐僧又作不到这一点，他不能识别妖魔，孙悟空能够识别，但他却不听从孙悟空的安排，他用慈悲的观念主宰自己的行动。这就导致了他不辨真假，颠倒是非的做法，这是大家对唐僧感到最厌烦的。三打白骨精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自己不行，而且不听别人的。造成了很多的人为灾难。这是唐僧形象的负面东西。对待妖魔方面，他如果自己被妖魔捉去了，在妖魔的威逼利诱下他完全可以做到不动摇，但当妖魔扮成假象时，他就不能识别了。他为什么不能识别呢？因为他心存慈悲，无能又有盲目慈悲，这就构成了他形象上的负面效果。取经过程中他对师徒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他和孙悟空之间。在这个关系处理中也表现了唐僧的特点。对待孙悟空，他是另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他认为孙悟空是有罪恶的，是戴罪之身，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他认为是应得的惩罚，现在皈依佛教，随从他唐僧去西天取经，他认为这对于孙悟空是修炼成正果的过程，他不是单纯的把孙悟空看成是自己的徒弟和保护者，在很多地方他对孙悟空提到你将来修成正果如何如何。孙悟空一路上的降妖伏魔在唐僧看来是孙悟空自己的一个修炼过程，所以他认为孙悟空应该依据佛法的规定来行事。而孙悟空在很多地方，在唐僧看来是盲目杀戮，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对孙悟空的几次惩罚都是因为他认为孙悟空在修炼的过程中犯了戒律，所以要狠狠惩罚。但是，唐僧是错了，孙悟空是正确的，所以他和孙悟空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在这样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中，我们不能把唐僧看成一个残忍的师傅，他只是按照佛法的戒律要求孙悟空。作为小说的读者，大家更注意的是，那个白骨精是妖精，唐僧没看出来，就惩罚孙悟空，唐僧错了。所以大家对唐僧产生了厌烦的心理。从孙悟空这方面来说，他对唐僧忠心耿耿，他虽然被赶回花果山，但他心里还是惦念唐僧；有时他也拿唐僧开开玩笑，这是孙悟空猴性的一面，这二者的关系在书中很有意思。《西游记》里的唐僧是一个有多重性格的形象。他对猪八戒是有些放宽了，放纵了。所以猪八戒才敢在他面前打小报告，告孙悟空的状，他就听了。但他也不是跟猪八戒搞阴谋来陷害孙悟空，不是这样的。他轻信猪八戒的话，也是因为他的所谓的慈悲为怀这方面性格的体现。所以他跟几个徒弟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猪八戒对唐僧忠诚不忠诚呢？还是很忠诚的，累活重活都是他做，而孙悟空做的大都是一些很亮丽的事情，所以猪八戒经常发点牢骚，有时就会搞点小动作。因为六根未净，所以又有一些存私房钱，动则说散伙的做法。他跟唐僧之间总的来说，猪八戒是忠诚于唐僧，唐僧对他也是比较宽厚的。唐僧在《西游记》里，总的来说，是正面的形象，本质的意义和历史上的玄奘是有相通之处，但经过民间的创作，为了突出孙悟空形象的光辉，唐僧这个形象有了负面的东西，最突出的是他的懦弱无能，不辨真伪，不辨是非，由此又使他在处理和徒弟的关系中形成了种种微妙之处。《西游记》所写的取经的故事，是在民间流传中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孙悟空成了故事的主角。很多学者曾指出，孙悟空形象的某些方面，体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而唐僧，则是佛学与传统儒学的合流。在很多地方都会露出些儒家的生活哲学。比如在观音院，老住持向他要求看袈裟时，他说的那一番话，就是儒家之论。所以唐僧是一个僧侣和儒生的混合形象。鲁迅说过，《西游记》就是一个三教合一的作品。我们不能把《西游记》看成一部纯粹的宣扬佛教的宗教小说，它是宗教小说，又不是宗教小说，因为书中写佛时，往往有一些近似亵渎的笔墨，孙悟空是一个毛猴啊，对如来佛敬重中有玩笑。它是神魔小说，很多地方拿神仙妖怪开心，谈不上对天神的敬畏，对佛祖的虔诚。有没有道家的东西？有，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把孙悟空炼了一阵，白炼了。总之，从玄奘这个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巨人，到《西游记》里唐僧，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傅光明：从段老师所讲玄奘的出身和《西游记》里“陈光蕊、江流儿”唐僧出世的故事，大家又一次可以轻易地见出历史与文学这对关系的奇妙，这对矛盾的微妙。若拿小说里的唐僧来套玄奘，便是把历史与文学对立了起来。唐僧有许多性格上的弱点，懦弱无能，胆小如鼠，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听信谗言。明明是凡胎肉眼，识不出真假是非，还好歹不分，老是冤枉孙悟空。我小时候读《西游记》，觉得他除了会念紧箍咒欺负孙悟空，什么本事也没有，一次一次地吃亏，还一次一次地上当。所以，每每看到他被妖精捉住，恨不得赶紧让妖精把唐僧肉吃了才解气。等有些阅历了，就想的多了一些，一方面，他有菩萨护身，取不到真经是死不了的。从书里看，他本身就是如来佛犯了错误的大弟子金蝉子转世，死了就没戏了。另一方面，他信念坚定，为求取正果，对于权、财和女色的诱惑，丝毫不动心。而且，他骨子里品性良善仁厚，富有同情心。至少是一个为人正派的好人，像书里写到的“端是一个好和尚”。他没有坏心眼，对人不设防，从不想着去害谁。《西游记》里的妖怪一心想吃唐僧肉，是为了长生不老，结果一个个被降伏，也算是私欲导致的结果。看看我们今天的“妖怪”，那些贪官们，也是私欲导致腐败、覆灭。如果他们哪怕能有一点点唐僧的良善之心，也不至于多行不义啊。所以，有时，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说，金钱有点唐僧肉的意味，对它得敬着，畏着，敬畏可以，但千万别贪。当领导的，可以有猪八戒的圆滑世故，私设个小金库什么的也没关系；可以没有孙悟空那么大的能耐，但须有一颗唐僧的好人心！再说历史上的玄奘，听段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他性格上不仅没有唐僧那么多的缺陷。而且称得上是一位文化巨人。他少年立志，13岁出家。用段老师总结的那几个定语来说就是：追求真理，坚韧不拔，意志坚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偷渡出境”，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取道“丝绸之路”的新疆北路，历时四年，途经西域十六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克服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才最终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一个人的事业奋斗一定要有玄奘“西天取经”百折不回的这种精神意志，“不至天竺，决不东归一步”。今天依然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是他的藏经塔，也叫慈恩寺塔。他为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孜孜不倦，拒不为官，成为一代宗师。而今天，我们的很多情形是，似乎只有让你当官，才是对你事业的最大认可。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得到了一个官员，却失去了一个作家，或一个学者。看来，我要学有所为，学有所成，就得向玄奘学习，无官无职，无权无势，挺好！而且，更要像玄奘一样，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以自己的著作，自己的思想，留下一座人生的“大雁塔”。好，最后，让我们感谢段老师的精彩演讲。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