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济现象的活水源头——《慈济法髓——慈济40周年纪念专书》推荐序

　　释昭慧

　　不可讳言的是，早年笔者对慈济志业的做法，曾经有过强烈的质疑。其内容包括：

　　一、如果“鳏寡孤独废疾者”的社会问题，都由民间的慈善事业承担、解决，是否会使政府反倒回避掉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

　　二、慈济太强调“不介入政治”，是否会使得政治人物在制订或推动不利弱势众生与生态环境的法案与政策之时，因为缺乏来自大型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而更加有恃无恐？

　　三、慈济事业是否已获取太多善款，以致压缩到其他社福团体的募款空间？毕竟其他如残障、劳工、妇幼、罕见疾病等等社福团体的功能，并非慈济所可取代，社福团体因捐款不足而事工萎缩乃至停摆，恐非台湾社会之福。

　　四、慈济僧侣强调的“自食其力”，是否与“依信施而维持正命”的戒律精神有所乖离？

　　五、慈济的大陆赈灾，是否徒令大陆官方将赈灾经费节省下来，购置飞弹对准台湾？

　　这些质疑，笔者是公然诉诸文字，发表于媒体上的。

　　作者与证严法师（94.4.20档案照片：庆祝印顺导师百岁嵩寿时，两人合照于静思堂书轩门前）。

　　然而近年随着自己对证严法师个人、慈济团体与台湾社会的观察，笔者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兹逐一说明如下：

　　一、有关慈济事业减缓社福制度需求的问题，笔者发现，事实上台湾的政府部门，并未因慈济的存在而减编社福预算与事工，反倒是年年选举的竞争压力，促使政治人物竞相将国有资产“跳楼大拍卖”，开出令人眼花撩乱的种种社福“芭乐票”以讨好选民。

　　慈善事业的诉求是“仁爱”，财富的施舍必须出于自愿，而无法透过公权力强制要求富人缴纳善款，较诸社福制度有公权力可资依靠，其财源筹措看似不易，实则反倒较能照顾到人性需求，激发人们“行善”的荣誉心与成就感，让社会资源得以在温和而非强制性的情境之中，获得某种程度重新分配的效果。

　　社福制度的诉求是“公正”，它将民众视作“共同体”，让社会资源得以透过税赋设计而作某种程度的重新分配，以减缓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并且将财富分享视作共同体成员的“义务”而非“善德”。这原本与大乘菩萨“同体大悲”而不计功德的精神极为接近。

　　然而揆诸现实，芸芸众生中三轮体空的菩萨甚难希有，要人无条件缴纳巨额税款，将布施当作义务，这点谈何容易！利之所在，弊亦存焉。社福制度的局限，恰恰是“强制”所带来的人性问题——它无法激发人们“缴税”的荣誉心与成就感。反倒是过高的社福预算，使得许多避税企业选择出走，有损税基及国民就业机会。它还养懒了一些国民，他们宁愿坐领社福基金，也不愿从事较不理想或较为辛苦的职业。因此推动完善社福制度的国家，往往出现一方面失业率频频飙高，一方面又频频引进外劳的矛盾现象。一旦预算赤字庞大，往往又不得不缩减社福预算。

　　二、有关“不介入政治”的局限性问题，由于台湾政治人物总是在政商利益与选票利益之间来回摆荡，慈济庞大成员代表的是庞大的选票利益，这是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不敢轻忽的力量。慈济既然选择“不介入政治”，当然会使诸多社会改革的诉求，减少了来自民间强大而有效的政治压力。

　　然而揆诸台湾社会的现实状况，笔者逐渐认为，像慈济这样庞大而动见观瞻的团体，在台湾确实须要站稳“不介入政治”的立场。原来台湾连国家认同都出现重大歧见；意识形态挂帅的政治操作，激扬起了民众壁垒分明与爱憎强烈的国家认同乃至政党认同，社会力在无有穷已的党争与政争之中内耗不休。只要选期一到，选民大都依其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而自动归位，政治人物即便有心诉诸社会改革的民生议题，也无法换取“不同阵营”的选票。这使得社会改革运动，不是被贴上特定政治立场的标签，就是处于边缘地带而聊备一格。

　　以慈济如此庞大的群众力量，一旦涉入政治，难保不遭逢微妙的政治报复，难保不被卷入酷烈的政争、党争漩涡之中，更难保内部成员不会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将慈济志业的部分实力内耗于政治恶斗之中。如此则不但不是慈济之福，更非苍生之福！

　　因此笔者虽未改变“介入政治以良性促进社会改革”的理念，但更看清楚了社会形势与团体风格的因缘局限。吾人与其要求证严法师与慈济改变其风格，为社会改革而采取刚性手法“介入政治”，形成影响民生政策的压力团体，不如敦请更多法师与佛教团体，踊跃承担这份工作，让慈济事业与社会运动的区隔清楚，属性明确。这样，佛教的社会参与有着多元方式的展现，反倒能互补短长，殊途同归。

　　三、有关其他社福团体的募款空间遭到挤压的问题，笔者曾闻慈济副执行长王端正居士说：“慈济是把社福的饼做大了。”言下之意，是慈济新开发了善款来源，而非抢食其他团体的大饼以壮大自己。笔者对这种说法，起先不置可否，总认为社会财富往往会循著「大者愈大”的法则，而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资财雄厚的慈善团体亦不例外，因为它的组织与文宣可因实力而更形完善，实力又可依组织与文宣的功效而更形扩充，这些断非其他小规模社福团体所能望其项背。

　　然而近些年与部分慈济人有所接触，亲闻他（她）们加入慈济的动机，于是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一位企业家告知：他完全不信任台面上活动的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慈济作为一股安定台湾的力量，让他感受到台湾还有“愿景”可言，那他早就移民到国外去了。一位企业家告知：如果没有证严法师的感召，她会将财富拿来作更多的生活享受，根本就不会投入慈善事业。更多市井小民向我分享他们加入慈济的心路历程——他们大都不是从一个慈善团体转到另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受了证严法师的感召，于是从“只重视家人、只重视事业、只重视感官享受、只重视权位……”的现状之中超拔出来，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蚂蚁雄兵，奔赴医院、贫民窟、灾区与社区，无怨无悔地付出着他们的财力与体力。

　　这些慈济志工的现身说法，让笔者逐渐改变了看法。如上所述，慈济确实是把社福的饼做大了！容或有些资源从其他团体转入到慈济，又何尝没有慈济人因慈济的启蒙，而体会到布施的法喜，将善款挹注到其他社福团体之中呢？

　　四、有关慈济僧侣“自食其力”有违律制的问题，笔者逐渐发现到：这是慈济志业深刻感召台湾社会的一项要素。静思精舍的师父们全是“无偿志工”，完全没有运用慈善捐款，来维持常住的日用开销；而师父们以身作则，又感召得更多在家居士，加入全职或兼职“无偿志工”的行列，这使得慈济善款中，人事费用的比例大幅降低。吾人只要将慈济拿来对照其他知名慈善团体捐款用途的比例，此中状况即可一目了然。

　　因此慈济僧团的“自食其力”，其格局远非古代丛林的“农禅”生活所能比拟——后者强调的还只是僧团的自给自足，前者则带动了更大的慈济能量，利益着无数的苦难众生。这已是“菩萨僧团”的作略，恐非声闻规格所能局限。

　　即使是依声闻律法以观，亦不妨从佛制戒法的最高理念“令正法久住”以推敲之：慈济僧侣“自食其力”，感召到更多人“从善门入佛门”（证严法师语），改变了社会大众对佛教与僧尼“消极、逃避”的刻板印象，已达成了“令正法久住”的功效，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实践戒律的作略呢？

　　五、有关慈济在大陆赈灾的问题，经过长期观察，笔者发现，姑不论大陆灾黎、贫民与学童从其间所获得的助益，即使是以“纯粹台湾本位”的眼光来看，无私大爱的慈济团队，让中国大陆官方与民间，对台湾的善良民众，产生了良好的观感，无形中也就减低了相当程度的疏离与敌对。这些无形资产，是吾人无法用赈灾款项的帐面金额予以精算的。

　　旭宜居士于去（民国九十四）年底来电告知：适逢慈济四十周年，将出版一套专书，收录证严法师早期的法会开示文稿，以及全省委员会员联谊会开示文稿，请笔者撰写一篇序文。他并先行将其中部分文稿传送过来，让笔者先读为快。

　　阅后深深感到：这些大都是早期慈济的珍贵文献，也是台湾当代佛教的重要史料，它反映出了证严法师早年率诸信众，荜路蓝缕以开拓志业的艰辛困苦，反映出她面对此诸艰苦时，非凡的毅力与轫性，以及她“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大乘宗旨——“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笔者既然衔命续貂，乃将上述久置脑海之中的点滴看法和盘托出，用代序言。

　　总之，慈济的存在，是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的光荣，也是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华人耀眼的国际成就，更是比丘尼智慧、勇气与实力不让须眉（乃至犹有过之）的历史见证！这一切“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活水源头何在？读者不妨从本套丛书之中获取消息！

　　九五、三、一　于尊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