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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诗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运用

　　尹锡南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一、关于梵语诗学的译介

　　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诗学、希腊古典诗学一道，成为世界古代诗学的典范，是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三大源头。当代印度学者明确表示，梵语诗学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梵语诗学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被译介进来。佛教思想垄断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吸引力。一个例外是，1277年，西藏的多吉坚赞以藏文翻译了梵语诗学庄严论的代表作《诗镜》，该书对藏族文学及文学理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时期的汉译梵语诗学却是空白。近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逐步恢复，但泰戈尔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热潮同样没有唤起学界翻译梵语诗学名著的兴趣。许地山和柳无忌先后于1930年和1945年出版文学史性质的《印度文学》，但未涉及梵语诗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从友好热潮到边界冲突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系复苏，中国学界对印度语言、文学、哲学、宗教、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颇有起色。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学界开始出现对梵语诗学的介绍。一些梵语学者开始向中国学界介绍梵语诗学的基本原理，并着手翻译梵语诗学名著。

　　在译介梵语诗学方面，著名梵语文学研究专家金克木先生有着开创之功。“在中国，金克木先生是梵语诗学翻译介绍的先驱者。”[1]1960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梵语课时，便写出了后来于1964年出版的《梵语文学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梵语专家撰写的梵语文学史，它的教材性和研究性并重。在该书最后部分即第三编第十二章《文学理论》中，作者对梵语戏剧和诗学理论进行介绍。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选收了金克木翻译的三部梵语诗学名著即《舞论》、《诗镜》、《文镜》的重要片段。这可以视为梵语诗学名著的首次汉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金克木翻译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该书是在上述译丛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增加了《韵光》和《诗光》的重要片段的译文。可以说，译者对梵语诗学代表作十九部书名的翻译基本上为后来的译者（主要是黄宝生）所沿用。唯一例外是《辨明论》（Vyaktiviveka），黄译为《韵辨》。在译文中，金克木为方便读者理解，注释颇为详尽。该译本译文顺畅易懂，但在某些重要术语的翻译上有让人疑惑之处。如《舞论》里的味论术语“vibhava”和“anubhava”金译分别为“别情”和“随情”，后来，黄宝生将其分别改译为“情由”和“情态”，于是，味的产生原理便显得更加清楚明白。总体来看，金译梵语诗学达到非常高的学术水准，显示了严谨的翻译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译者在翻译《舞论》和《诗镜》时，给重要的术语或例子附录了梵语原文。遗憾的是，限于各种因素，金克木只能译出五部诗学名著片段，如庄严论的首部重要著作即婆摩诃的《诗庄严论》、风格论集大成者伐摩那的《诗庄严经》、曲语论代表作《曲语生命论》等都未见翻译。但无论如何，金克木作为梵语诗学汉译的拓荒者，其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中国高校通行的含有东方文学性质的外国文学教材，基本上没有关于梵语诗学的介绍，如1983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份）。[2]这说明，梵语诗学还没有引起外国文学教学领域的重视。当然，少数学者还是敏锐地注意到梵语诗学的重要性，如有的戏剧理论家便关注到《舞论》的价值并进行介绍。[3]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1991年，季羡林主编出版《印度古代文学史》。该书第三编第十章《梵语文学理论》系黄宝生撰写，以十页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勾勒了梵语诗学（包括梵语戏剧学）的发展脉络。此后，郁龙余和孟昭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分别于1994和2001年出版两次）也以十多页篇幅介绍了梵语诗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某些人士敏锐地意识到：“迄今为止，国内乃至全世界尚无一本全面反映东方文论概貌的文论选，这无疑是文学理论界一大憾事。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4]于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东方文论选》于1996年顺利出版。印度梵语诗学在其中占据了首要位置。梵语诗学部分除了收入金克木以前的全部译文外，还收录了黄宝生译出的婆摩诃《诗庄严论》全文四章、胜财的戏剧学著作《十色》全文四章，黄还另译《诗光》第二至七章和新护的《舞论注》两篇。黄宝生的译文更加流畅易懂。此外，金克木和赵康合译《诗镜》全文三章和文国根根据藏文译的埃哲布《画像度量经》也被收入《东方文论选》。这样，严格意义上的梵语诗学名著全译或选译达到了八部之多。但客观来看，《东方文论选》关于梵语诗学的翻译和收录仍然不理想。因为，一些重要著作如《舞论注》未能尽译，许多梵语诗学、特别是一些极其重要的梵语诗学流派著作如曲语论代表作《曲语生命论》、风格论代表作《诗庄严经》、合适论代表作《合适论》、推理论代表作《韵辨》及梵语诗学终结的标志性著作《味海》等都未能译出。原因很简单，梵语诗学著作非常艰涩难译，非掌握梵语和精通印度古代文学哲学者不能译。而中国梵语研究人才奇缺，以极少数人译丰富深奥的梵语诗学，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东方文论选》出版前的1993年，黄宝生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梵语诗学研究著作《印度古典诗学》。他在该书中对以上提到的未译著作作了一些句子或片段选译。这略微弥补了一些遗憾。但是，这毕竟不能代替专门的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学者翻译介绍梵语诗学的同时，台湾的惠敏法师也翻译过《舞论》的第六、七章。

　　2008年，黄宝生出版《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下册，成为继金克木之后唯一一位出版梵语诗学论著译本的学者。该书汇集了十部梵语诗学名著，其中四部即《舞论》、《舞论注》、《曲语生命论》和《诗探》属于选译，另外六部即《诗庄严论》、《诗镜》、《十色》、《韵光》、《诗光》和《文镜》属于全译。该书的出版是中国梵语诗学译介史上的重要事件。译者在导言中说：“应该说，我是凭着一股热情，想要为中国读者多提供一些梵语诗学原始资料。长期以来，国内梵语学者稀少。如果梵语学者多一些，其中能有几位专攻梵语文学和诗学，分担翻译，互相切磋，那么，这项工作也就能做得更多和更好。这样的理想只能留待将来了。”[5]译者的话反映了当今国内学界译介研究梵语诗学的无奈现实。的确，正因如此，该书仍然未能尽译一些重要的梵语诗学著作如《舞论注》和《曲语生命论》，《诗庄严经》、《合适论》、《韵辨》及《味海》等仍然未能译出。因此，梵语诗学的译介仍然是任重道远。

　　二、关于梵语诗学的研究

　　梵语诗学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一开始是伴随译介进行的。这以金克木为代表。1980年，他出版了《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按照某些学者观点，该书“既是一个译本，也是一部独特的研究著作”。[6]译者写了一篇引言，或简或略地介绍了梵语诗学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作，梵语诗学的发展线索等。由于译者深谙梵语语言学和印度宗教哲学，而这些又是梵语诗学赖以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的文化土壤，这便使得他对梵语诗学的介绍具有丰富的研究成份。金克木曾经以《略论印度美学思想》一文，借美学研究的旗号对梵语诗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思维模式进行解说。这篇学术含金量高的文章后来被收入《东方文论选》。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梵语诗学的介绍和研究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主要包括对梵语诗学的系统介绍和研究，对梵语诗学的专题研究，以及围绕梵语诗学展开的比较诗学研究等三个方面。

　　1993年，黄宝生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梵语诗学的专著《印度古典诗学》。这是中国梵语诗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它标志中国的东方学界在梵语诗学研究方面已经达到可与印度和西方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地步。著者积数十年印度文学和哲学研究之功力，再积数年苦心研读大量梵语诗学原著和印度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厚积薄发，著成此书。该书分上下两编，即“梵语戏剧学”和“梵语诗学”两编。上编主要介绍戏剧学专著《舞论》，下编则以庄严论、风格论、味论、韵论、曲语论、合适论、推理论、诗人学等流派为线索，对梵语诗学进行全面介绍分析。此书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围绕梵语诗学原著的精髓，对整个梵语诗学大厦进行宏观鸟瞰和微观阐释相结合的介绍和分析。该书偶尔透露出一种比较诗学的痕迹，即以中国诗学为参照进行阐释。该书基本上囊括了主要的梵语诗学原著，成为一部工具书性质的开创性著作。但若吹毛求疵地看，限于篇幅和体例乃至资料来源，该书没有对世主之后的几十部梵语诗学著作进行简单介绍，同时，对梵语诗学和泰米尔诗学的联系未作探讨，这使它留下了某些遗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出现这样系统的研究著作，困难主要在于语言的障碍。

　　除了对梵语诗学进行系统著述研究外，黄宝生还以很多单篇论文继续进行探索。可以说，梵语诗学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逐渐受到重视，是与他的诸多努力分不开的。

　　同一时期里，有的学者在对东方美学进行历史归纳时，将梵语诗学基本原理视为印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分析。[7]还有的学者在进行中外文论史梳理时，将梵语诗学的历史发展列入其中。[8]

　　在梵语诗学的专题研究方面，倪培耕于1997年出版的《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是一个醒目的例子。该书主要依据印度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和研究味论。该著在介绍当代印度学者关于梵语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方面有其独特价值。在此之前的1993年，倪培耕还为当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学大辞典》承担了印度诗学部分的编写。

　　迄今为止，对梵语诗学进行专题研究者似乎仍然少见，这当然与语言的限制和梵语诗学的翻译不尽如人意有关。但偶尔也可见到少数学者的相关文章。例如，贺喜的硕士论文便是对梵语诗学相关理论的翻译与研究。[9]与很少有人对梵语诗学进行专题研究相反，国内学界围绕梵语诗学进行比较诗学研究者却显得相对热闹。这与中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首先是以中西比较鸣锣开道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梵语诗学名著的译介和传播，学者们终于注意到中西比较之外的另外一些比较维度，即中印诗学比较和印西诗学比较，这其中又以前一种比较更能吸引学者们的注意力。于是，学者们围绕梵语诗学展开了一系列比较诗学实践。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丰富的理论资源，也由于中印诗学拥有各自的味论、韵论、修辞论（庄严论）乃至戏剧学理论，因此，很多学者倾心于中印诗学比较。例如，季羡林曾经对中国古代神韵论和印度韵论的同与异进行考察。[10]黄宝生以《禅和韵》为题也对中印韵论异同进行了探索。[11]杨晓霞对中印韵论也有过比较论述。[12]李思屈也就中印韵论异同做过探索。[13]龚刚论述了中印味论的异同。[14]刘九州论述中印味论的文章还受到侯传文的学术质疑，这体现了中印诗学比较正在引起学界的注意。[15]关于中印修辞论（庄严论）的比较研究，以汤力文的文章最为典型。[16]还有的学者不满足于中印诗学比较，将中国、印度与西方诗学三者进行比较，以期能够有所新的发现。例如，有的学者比较中印西三大诗学体系的异同。[17]有的学者比较中印西戏剧理论的异同。[18]

　　在中印诗学比较方面，郁龙余的两部相关著作最为突出。[19]他的研究特色是系统性强，注重诗学理论的文化背景分析。他先从中印文学和文化比较入手，再过渡到中印诗学比较层面，这使他的研究触及中印哲学文化的深层比较，从而提高了学术品位。郁龙余等著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印诗学比较的惟一一部系统研究著作。该书分十二章，论述范围涵盖了中印古典诗学的产生环境、中印诗学家身份、中印诗学阐释方法和传播形式、中印审美思维异同和中印艺术诗学等重要命题，但其论述之出彩部分应在中印古典诗学的核心话语如味论、韵论、庄严论（修辞论）等的比较研究上。

　　通观上述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进行中印诗学比较研究者多半具有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背景，这以季羡林、黄宝生、郁龙余、侯传文等人为代表。他们往往围绕中印共同的诗学话语理论展开思考。不过，由于翻译的速度没有跟上，很多重要梵语诗学著作不能及时用作中印诗学比较的基本素材。再者，除了黄宝生等极少数学者能熟练阅读梵语诗学著作外，大部分学者都是通过翻译进行比较研究。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弊端。例如，《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基本上采用梵语诗学的中译文，这就使某些尚未译成中文的梵语诗学原理不能派上比较研究的用场。这影响了该书某些章节的论述深度。目前，中印比较诗学研究还基本上局限在印度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如何扩大研究队伍，拓宽研究者视野，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将是接下来必须重视的事情。

　　在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方面，黄宝生无疑是拓荒者。1991年，他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相关论文。[20]该论文着眼于梵语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比较，在中西和中印诗学比较研究视野之外，新辟天地，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新观点。可惜国内学界鲜有关注。由于该文题目所限，它没有涉及梵语诗学和西方古典诗学的比较，从而留下了很多遗憾。如《舞论》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之比较本属极有意义的研究，但该文未能涉及。近年来，笔者不惴浅陋，着手从事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发表关于《舞论》和《诗学》的戏剧理论比较等方面的论文。[21]由于梵语和西方语言的亲和力，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于印度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特殊文化关系，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化不可避免打上了印度文化的烙印，因此，泰国诗学受到印度梵语诗学极大影响几可比拟于日语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裴晓睿别开生面的研究格外具有学术价值。她利用自己精通泰国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对梵语味论诗学在泰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异乃至批评运用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22]这篇尚未引起国内学界注意的论文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因为它预示了本世纪乃至下世纪梵语诗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三、梵语诗学在中国的批评运用

　　一百年来，以泰戈尔等人为起点和代表，印度学者利用味论、韵论、庄严论、曲语论、合适论等梵语诗学理论评价东西方文学即“梵语诗学批评”已经蔚然成风。[23]梵语诗学批评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成因，也有时代发展的外部动力和印度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内部因素。西方话语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势存在是印度当代学界提倡并进行梵语诗学批评的重要因素。梵语诗学不仅在本土得到现代运用，这一运用趋势甚至还“感染”了国外的一些梵语诗学研究者。印度以外，也有部分东西方学者如泰国和美国学者以梵语诗学原理进行文学评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文化现象，是全球化时代东西文化互动的自然产物。就梵语诗学批评而言，它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但它的实践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就中国学界而言，梵语诗学批评早已登上历史舞台。首创者仍然是黄宝生。他认为，好的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读者从各个角度来阅读品味。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学养来品味，也可以按东西方任何一种诗学观念来欣赏。他还认为，作为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梵语诗学批评是值得肯定的。[24]基于这样的观点，黄宝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文章，以梵语诗学主要理论话语（庄严论、味论和韵论）为工具，对著名现代诗人和学者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进行阐释。[25]在文章中，作者根据梵语诗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评价，发现冯至的诗歌中采用了谐音、比喻、奇想等庄严（修辞）手段。冯至诗歌除了具有深远含蓄的的韵外，还利用恰当的情由和情态的描绘，达到了新护等强调的感情普遍化的境界，从而唤起悲悯味等美学情感。应当说，这篇论文作为中国第一篇梵语诗学批评运用的范文，其尝试是成功的。

　　由于笔者在印度留学期间耳闻目睹很多印度学者梵语诗学现代运用的实践范例，再加上受到黄宝生实践的影响，遂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庄严论、味论、韵论、曲语论、合适论和风格论中的诗病说），对当代土家族诗人冉仲景的诗歌进行全面评价。[26]作者冉仲景后来给笔者的来信中对此举深表赞赏，认为其诗歌经过印度梵语诗学的阐释，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笔者在200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书写：以19世纪以来的英国作家为例》中，专列一章“东方诗学视野中的英国作家印度书写”，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和“虚实相生”、“以言去言”等中国古代文论原理为标准，对英语文学经典文本如《印度之行》、《基姆》等进行评价。[27]通过这些批评运用，笔者发现，梵语诗学的确仍然有着现代运用的价值。

　　窃以为，将梵语诗学的有机成分不断地运用在文本分析和理论互释中，从而能不断地验证哪些原理适合跨文化语境的运用，哪些原理适合本土文学鉴赏，哪些原理适合分析古代文本与理论，哪些又适合现代文本与理论的阐释。有了这些学术实践，不仅是梵语诗学，并且连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运用也将找到一条可行之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梵语诗学对审美情感和意境等方面的关注，使文本阐释多了一个审美的维度。这在目前文化批评盛行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矫正行为。目前的文化批评强调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等文学审美以外的东西，对于文学内部因素的审视显得有些冷场，梵语诗学的文本运用当是一个有利的工具。因此，在目前中国语境下引入梵语诗学批评的维度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作为世界三大诗学体系之一，梵语诗学理论系统性强，现代运用的难度相对较低，且其在世界诗学比较研究中价值不菲。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遗产”，梵语诗学在印度国内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迄今为止，印度学界几乎已经将所有重要的梵语诗学著作译为英语，有的还译为印地语、孟加拉语或古吉拉特语等地方性语言。这使梵语诗学能被印度学界广泛了解。英译的梵语诗学著作又能很快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熟悉，这为梵语诗学走向世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代印度学界关于梵语诗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很多是用英语发表出版。这也增添了梵语诗学为国际学界所熟悉的便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者关于梵语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成果，很多都为西方学者所了解，这增加了印度和西方诗学对话的力度。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梵语诗学，并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引用梵语诗学，有的如意大利梵语学者还翻译新护等人的梵语诗学著作，[28]有的研究梵语诗学原理并将之运用于文学阐释之中，[29]这就使梵语诗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反观中国学界的梵语诗学译介研究乃至现代运用，却显得非常不理想，具体情况已如上述。这一门可罗雀的无奈现状与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的积极研究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这一不理想状况之所以形成，主要应追溯中国学界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中西中心主义）论调、中国梵语研究界人才奇缺、中印梵语诗学研究界缺乏深入交流、国内相关资料匮乏以及高校教学并未普遍重视梵语诗学等各种复杂因素。二十一世纪属于全球化时代，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普遍展开，随着中印文化交流日益出现积极势头，中国学界的梵语诗学译介研究应该跟随时代潮流，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前进。因此，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如下观点和建议，以供国内学界相关人士参考。

　　首先，国内学界、特别是比较诗学研究界应该不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重视对包括梵语诗学在内的东方诗学的研究。同时，比较诗学研究界还应该避免另外一种不良的研究倾向，即只进行中国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而将内容丰富的东方诗学排除在外。这是笔者所谓的“中西中心主义”研究模式，它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变种，理应得到克服。古人云：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换句话来说，破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易，破我们自己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医治和克服这些学术心理顽症，我们便不可能真正搞好梵语诗学在内的东方诗学和东方文学研究，也就不可能搞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因为，真正的世界文学包括东方文学，真正的比较诗学研究不能缺少对梵语诗学等东方诗学的了解或研究。

　　其次，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竭尽所能地有意识地培养梵语人才。培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甚至可以包括与印度和欧美相关院系进行联合培养。中国的梵语诗学研究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的问题。作为学术常理，一般人都明白：通过原文进行学术研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的质量和水准。梵语诗学精髓是以现在最难学的梵语保存着的。虽然目前已经有金克木和黄宝生等人的梵语诗学翻译文本，但是，这些毕竟不能完全代替对于梵语原文的准确理解，况且，正如前述，有的重要梵语诗学著作仍然未能译为中文。这就显示了研究者掌握梵语的重要性。解决了语言问题，也就可能避免目前黄宝生等极少数学者在梵语诗学翻译和研究中“独孤求败”的畸形局面。

　　再次，据笔者有限的观察，迄今为止，中印学界关于梵语诗学的学术交流几乎是绝无仅有。众所周知，梵语诗学是印度的文化遗产，梵语诗学研究的主要大本营也在印度。印度学者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梵语诗学原著，使它为当代学者了解和熟悉，各个大学的梵语系和科研机构在对梵语诗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培养了大批研究后备人才。有的学者和机构还与西方进行学术合作，有的印度学者甚至就在西方大学任教并传播和研究梵语诗学。这些举措无疑使梵语诗学为印度和国际学术界所熟悉，这反过来便促进了梵语诗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研究。中国学术界要了解和研究梵语诗学，了解梵语诗学最新成果和动向，提高中国学界研究水平，必须加强同印度梵语诗学研究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我们可以采取访学或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也可以邀请梵语诗学专家来华进行学术合作交流，以提高国内的研究水平。

　　还有，国内学界对于印度和西方关于梵语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几乎没有进行过翻译。这与国内学者缺乏该方面资料文献有关，也与懂得梵语诗学且精通英语的相关学者严重不足有关，更与学术界乃至出版界的西方中心论有关。解决这方面问题必须牵涉到前边提到的三个问题。只有先解决上述三方面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不足的这一问题。

　　最后，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没有关于梵语诗学的教学和研究。梵语诗学是在学术金字塔上进行的“贵族”研究，如没有坚实的塔基，何来金字塔尖的研究成果。因此，各个高校、特别是比较诗学或文艺学研究领先的高校相关院系，应该重视对梵语诗学的教学和研究，即使通过中文翻译进行教学研究，也可暂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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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导言”，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

　　[3] 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4] 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导言”，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6] 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7]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08－933页。

　　[8] 曹顺庆《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9] 参阅贺喜《略谈宇主的味论》，唐仁虎等主编《印度文学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3－141页。

　　[10] 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第57－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