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俗文学——记“变文”的起源、发现、形态、类别及其影响
　　毛始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消化，渐渐与中国文化溶为一体。至隋唐之季，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广，无论在艺术，文学、科学、哲学、习俗风尚等都受其渗透交融。本文仅在文学领域内的中国俗文学——“变文”的起源、发现、形态，类别以及对后代中国俗文学的发展，加以叙述，使我们体会到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其不可磨灭的影响。
　　何谓：“俗文学”?简言之，凡不登大雅之堂，为学士大夫所鄙视，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也就是民间文学、大家文学。中国俗文学包括范围很广，如小说、戏曲、鼓词、弹词、窦卷、“变文”之类。
　　早在东晋时代，寺院僧侣为了宣讲佛法，已经建立“唱导”制度，至南北朝更扩展到宫廷。当时“唱导”内容，并非仅唱颂香赞，乃着重在宣讲佛理，或引譬喻，或序因缘，或说因果，使民家得知了佛法大意。所讲唱经文，都用白话，广大城乡庶民都能听懂，所以又称俗讲，于是有“俗文”、“变文”之作，把佛经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更多人对佛教有所了解，唐、五代的“变文”就是这样产生。最初“变文”只限讲唱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历史、民间故事，于是“变文”成为一种民间通俗文学的新体裁。但“变文”的底本为什么埋没这么长久，直到清代末叶才发现呢?主要由于过去文人雅士对这种来自民间作品不予重视，而且“变文”还遭到政治上的摧残，例如宋真宗（赵恒九九八——一〇二二）曾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使这一重要文学形式遭受一定阻碍。
　　在一九〇七年五月间，有一位匈牙利人史坦因（A. steine）到中国西部从事发掘和探险，他带一位姓蒋译员，到了甘肃敦煌，他风闻敦煌干佛洞石室有古代各种文学写本和图画发现，他设法诱骗千佛洞王道士出卖宝物，他盗买了二十四箱写本和五箱图画，都是中国古代文化上重要文献。这个消息传到法国，法人也派漠举家伯希和（Panl pelliot)来中国搜求，同样他也满载而归。之俊中国官员得知，行文甘肃提取写本，但所得不多，大半为佛经。在上文提到“樊文”，也就是敦煌文献之一。有关敦煌文献记载，如罗振玉编印“敦煌零拾”，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刘复的“敦煌掇琐”，以及近人向达、王重民等所编的“敦煌变文集”，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等，虽篇目不多，然在研究敦煌文献工作上已是难能可贵的典籍了。
　　“变文”亦称“佛曲”、“俗文”、“讲唱文”，变者即佛经演变之意，其形式为散文韵文夹杂体，其构成方式亦有敷种：
　　（一）只用散文讲述故事，再用韵文唱曲，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
　　（二）只用散文作引子，主要以韵文叙述，很像以后弹词中说与唱的组合，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三）散文韵文交杂并用，成为一种混合形式，如“伍子胥变文”。至于韵文体裁以七言为主，其中亦有杂以三百、五莒、六言。以五言、六莒的杂用，如“八相变文”。
　　“变文”的类别，可因其内容分为三种：
　　（一）演述佛教故事如“维摩诰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地狱变文”、“父母恩重变文”，“八相变文”等篇；
　　（二）演述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捉季布变文”、“李陵变文”等篇；
　　（三）演述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变文”、“秋胡变文”、“董永变文”等篇。
　　“变文”对以后中国俗文学发展有其极为深远的推动作用，如：
　　（一）宋人话本在形式上受到“变文”的影响：
　　（二）鼓词、弹词、宝卷一类民间作品是“变文”嫡系儿孙；
　　（三）章回小说夹杂着诗、词、歌、赋也是“变文”的转用；
　　（四）戏曲以唱白并用很可能受到“变文”的启示。
　　总之，因有“唱导”，而有“变文”之作；因有“变文”，而后有鼓词，弹词、宝卷等文体的产生，这正是佛教文化直接影响中国俗文学的发展最明确的功绩。
　　摘自《内明》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