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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诗僧 王春华 有个园林工人曾对笔者说,昔日的杭州西湖“三多一少”,三多就是寺庙多、别墅多、坟墓多,一少就是树木少。寺庙多意味着僧多。 一 在西湖众多的僧人当中,有一些是很可尊敬的,不仅有道德,有的还酷爱作诗,人称之为“诗僧”。当然其中有的本来就是诗人,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别的都抛弃掉了,唯独作诗却戒不掉。也有因犯了法,为了保全性命,借佛寺为隐,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是如此。 骆宾王,浙江金华义乌人,不仅诗作得好,骈文也很拿手。徐敬业造武则天的反,他也参与其事,那篇煽动性很大的《讨武曌檄》,就出于他之手。这篇檄文把武则天骂得很厉害,但是武氏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却责备宰相:“像这样的人为何不加重用1”徐敬业造反最终失败,骆宾王的下落究竟如何,史缺记载,一说他慷慨就义,一说他其实没有死,是出家当和尚了。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骆宾王之败也,落发灵隐寺中,人无识者。宋之问游寺,月下绕廊吟日:“鹫岭郁岩蛲,龙宫锁寂寥。”数过不徹,有一僧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日:“少年何事苦吟?”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日:“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惊喜,遂为终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求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滁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桥。”迟明访之,已不见矣。人始知为骆宾王也。 尽管这故事十分生动,但疑点不少。首先是“楼观”、 “门对”与灵隐寺的情况不符,因此明人袁宏道就说,这首诗如果放在韬光庵就好(如今那庵里有望海亭,亭柱上就刻着这两句诗)。袁氏还说:“庵内望钱塘江,浪纹可数。余始入灵隐,疑宋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可及矣。”其次一个可疑之处是骆宾王与宋之问原就相识,年龄亦不相上下,不应有“老僧”、“少年”的话。提出这疑问的是清人俞樾,他在《茶香室丛抄,骆宾王诗》一则按语中说:“按此诗,旧传以为骆宾王为宋之问续成者,说本唐孟棨《本事诗》,而宋计敏夫作《唐诗纪事》详载之……然考宾王集中,有赠宋之问诗,非不相识者,旧传颇有可疑。” 虽然疑点不少,但人们还是信以为真,文人用笔,庶人用嘴,骆宾王续诗的事,就一直那么传诵着。正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只是民间传说,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很难说,但人们却宁可信其有,不肯说其无,还要让他们死后化作蝴蝶,在人世间艳丽一番。骆宾王最后在灵隐寺一闪现,岂不也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吗? 二 西湖真正的诗僧确实不少,下面笔者例举几个较有名望的诗僧。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乐天)来杭州任刺史。他的诗名很大,杭州又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有好些人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也慕名跟了过来,其中也有和尚,如韬光禅师就是。据{西湖梦寻》记载,禅师本四川人,玄宗时外出行脚,他的师父叮嘱道:“遇天可留,逢巢即止。”他跟着自居易来到杭州。一日游灵隐山巢沟坞,顿然领悟:“这不是应了师父的话了吗?”于是就在巢沟坞筑庵住了下来。这庵就叫韬光庵。有一次,白居易在城里招待禅师,写有《招韬光禅师诗》五律一首,禅师也答以七律一首,题为《答白太守诗》,诗云: 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不眠, 不解栽松陪玉勒,唯能引水种金莲。 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 城市不能飞锡去,恐妨莺啭碧楼前。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韬光禅师是一个过惯了清静平淡生活的和尚,来到这灯红酒绿的环境里,有一种目眩神摇、浑身不舒服之感。他说的应是真心话,在白太守面前他是不会说谎话的。现在庵内有金莲池,想必就是禅师留下的遗迹。 唐末五代的两个和尚也对诗颇有研究,一个是曾与钱谬闹翻,留下”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的偈子飘然入蜀的贯休。贯休(832—912年)本姓姜,字德隐,金华兰溪人。他7岁出家,读书过目不忘,不仅会作诗,并兼工书画。现在杭州市孔庙藏有他刻的十六罗汉像。这十六尊罗汉,容相奇特,神态各异。 明末贺子翼有《诗筏》2卷,论及贯休的诗云: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谬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谬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 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于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 贺氏以为贯休不仅诗写得好,为人也颇有气节,与某些士人惯会奉承拍马大有不同。 另一个是处默。处默的生卒年月及事迹不详。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约唐僖宗乾符初前后在世,初与贯休同剃发,后入庐山与修睦、栖隐游”。处默有诗一卷传于世,见《全唐诗》。但是最有名的还是那首《胜果寺诗》,诗云: 路自中峰上,盘逈出薜萝。 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古木丛青蔼,遥天浸白波。 下方城郭近,锺磬杂笙歌。胜果寺在凤凰山南,寺前被两座山脉——回峰与中峰遮住,中间留出一缕空白,所以从寺前望出去,不仅钱塘江浪纹可数,即对岸的萧山西兴一带,也历历在目。 人说处默这首诗写景独工。不仅如此,也因为颔联这两句,还为后世判定吴越两国分界留下一个佐证。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分界线,一般以为是在嘉兴的御儿乡,但实际上并不固定,至少有一个时期,钱塘江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线。清人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作过考证,这里不赘述。 到了宋代,西湖诗僧更多,如惠勤、惠思、清顺、道潘、守诠、仲殊、思聪、可久、惟肃等,都是擅长作诗的和尚。他们名字至今还能留下来,实在不全在他们的道行,而是由于写诗,由于他们与苏东坡、秦观等大诗人时相往还。 譬如道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道潜,号参寥子,本姓何,临安于潜入。他与东坡的相识,是从一首《临平道中》诗开始的。诗云: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藉花无数满汀洲。 寥寥28个字,竟如此轻松自然地写出了杭嘉湖平原的美丽与富庶,谁能看得出这是出于一个禅房枯寂的僧人之手。东坡称他的诗“无一点书生气”,清新可赏。这首临平诗让不少人倾心佩服,经过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首诗来。沈尹默先生有一首诗云: 每过临平动远思,平岗塔影昔人诗。 蜻蜓来往浑无定,只有荷风似旧时。 沈老到达临平时显然也想起道潜这首诗,其中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笔者还想再说一个没有名字的和尚,事见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范蘅洲言:昔渡钱塘江,有一僧附舟,径置坐具,倚樯竿,不相问讯。与之语,口漫应,目视他处,神意殊不属。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时西风过急,蘅洲偶得二句日: “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未属,吟哦数四。僧忽闭目微吟日: “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蘅洲不省所云;再与语,仍不答。比系缆,恰一少女立楼上,正著红袖,乃大惊,再三致诘,日: “偶望见耳”。然烟水森茫,庐舍遮映,实无望见理。疑其前知,欲作礼,则已振锡去。蘅洲惘然莫测日: “此又一骆宾王矣。”纪昀在这里是故弄玄虚,说和尚前知。笔者倒想起杜牧的一首《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 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 这和尚一定读过这首诗,其环境正与此十分相似,见范蘅洲吟哦久未属,就把它拉来凑数了,至于后来果然有那么一个穿红袖的女子倚楼而望,那也只是巧合而已。何况这样的描写在古典诗词中屡见不鲜,如韦庄词:“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等,和尚即景生情,遂续了以上两句。 (作者工作单位为浙江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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