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
　　钟 扬
　　[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5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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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者 按】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写作在前，《西游记》写作在后。小说融合诗意，有因循有变异。所谓因循有四：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其三、二郎战斗的空间相似；其四、小说与诗的艺术精神相似。所谓变异最显著者为小说与诗的主角倒换了，从诗到小说主角的这种变迁反映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选择过程，是服从于小说典型化创造的需要。《二郎搜山图歌》可作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力证之一。
　　【关 键 词】《二郎搜山图歌》/《西游记》
　　明代作家吴承恩有《二郎搜山图歌》云：
　　李在唯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志如生状奇诡。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蒐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搏拏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纵，青锋一下断狂虺，金@①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啗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脑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①
　　《二郎搜山图歌》是吴承恩的一首题画诗。诗前有序言：“二郎搜山卷，吾乡豸史吴公家物。失去五十年，今其裔孙醴泉子复于参知李公家得之。青氈再还，宝剑重合，真奇事也，为之作歌。”那么这首题画诗与《西游记》到底有何联系呢？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曾指出：“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②然当年胡适只是将之作为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内证之一举出，而未论述。我今则追其余绪，诠释如次。
　　一
　　“二郎搜山”是宋元以来画家的热门题材。据金维诺先生介绍，关于《搜山图》的记载，最早见于刘通醇《圣朝名画评?高益传》。高益系契丹占领下的涿郡人，绘《鬼神搜山图》(亦即二郎故事)由近戚孙四皓转献给宋神宗，得赏识。“《搜山图》流传有好几个本子，有白描粉本，也有绢本设色长卷。白描粉本中有宋代的稿本(即所谓《道子墨宝》中的一部分残稿)，也有明代的传摹本。设色绢本在国内已见两本，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在昆明云南省博物馆。以故宫博物院藏本较早，为元代早期作品，昆明一本时代近元末明初。”金氏进而说，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所记明初李在所绘《搜山图》，与宋代高益所绘《鬼神搜山图》内容相近。③这位李在(？-1431)乃明初宫廷画家，字以政，福建莆田人氏，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与戴进等同直仁制殿，工画山水人物。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开篇就称赞他的画艺：“李在唯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鬼神。笔端变幻真骇人，意志如生状奇诡。”1982年4月，在淮安城东明人王镇墓中出土一批古字画，其间即有李在两幅山水小品，即证示了吴氏的赞词。
　　苏兴先生根据上引吴承恩诗前序言，考证李在《二郎搜山图卷》的主人吴醴泉与吴承恩是世交。吴醴泉是景帝景泰和英宗天顺间当过监察御史的吴节或吴@②的裔孙，吴节和吴@③在成化年间又因石亨、汪直的诬谮被投过狱，和吴承恩的太岳丈叶琪同乡又同事(吴节和叶琪—同被冤蹲过同一个监房)。吴醴泉家原有李在《二郎搜山图卷》，失去五十年后复从当过山西左参政的淮安人李元家重新获得，喜出望外。吴承恩则以此为由头，借题发挥，写了这首长歌。④苏兴先生进而考证，吴承恩此诗创作于嘉靖十八年，“即或可能有出入，也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年七月。”⑤可谓确论。
　　至于《西游记》的创作时间，苏兴先生力主“壮年说”。他在《吴承恩年谱》中考证，吴承恩于嘉靖二十一年(39岁)时“正在撰写《西游记》，或者已经完成初稿”。⑥刘大杰先生则力主“晚年说”。⑦作为“否吴派”的学者张锦池先生则说，世德堂本《西游记》就算为吴承恩所撰，也倾向晚年说，“吴承恩辞官归田已六十多岁，世事看多了，必有感于怀，满可以写一部小说，且小说在当时又属于吴国荣所说的‘益以诗文自娱’的‘文’的范畴。”⑧我虽不同意张锦池先生之“否吴”种种理由，但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时间也倾向于其六十多岁以后辞官归田的晚年。吴承恩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万历十年(1582)，享年七十九岁，归田之后完全有时间有精力去完成他的铸鼎大业——《西游记》的写作。
　　尽管《西游记》写作的具体时间难考，但不管依何种意见，《二郎搜山图歌》写作在前，《西游记》写作在后，则是无疑的。由诗到小说，小说融合诗意，有因循，有变异。所谓因循有四：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诗云：“大剑长刀莹霜雪”，“青锋一下断狂虺”；小说第六回“小圣施威降大圣”写二郎“腰挂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面刃枪”；交战时“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往无丝缝”。“那真君抖搜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
　　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两者都是于刀枪剑戟之类常规武器之外，借助鹰犬之力以伏“妖”，诗云：“名鹰搏弩犬腾啮”；小说中二郎奉旨降妖，“即点本部神兵，驾鹰牵犬，踏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在战斗中是“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擒拿孙悟空是上有老君暗算，下有细犬帮忙才勉强成功的：“猴王只顾苦战七圣，却不知天上坠下这兵器(老君之“金钢套”)。打中了天灵，立不稳脚，跌了一跤，爬将起来就跑；被二郎爷爷的细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急翻身爬不起来，被七圣一拥按住，即将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
　　其三，二郎战斗的空间相似，诗中二郎搜山，或“江翻海搅”，或“探穴捣巢”，或“星飞电掣”；小说中二郎与悟空赌斗变化，或变飞禽，或变水族，也是在海、陆、空多维空间作战。
　　其四，诗与小说的艺术精神相似。关于《西游记》的艺术风格，明人袁于令与近人鲁迅都有过高见。袁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⑨；鲁云：“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⑩稍加诠释，则主要表现三点：一为充满幻想色彩的变形艺术：将人间变异，经变形处理融入神魔世界；二为别具丘壑的象征图画：以变形化的神魔世界，纪人间变异；三为别具一格的怪诞风格：寓真于幻，寓哀于嬉，寓庄于谐[11]。以此格之于《二郎搜山图歌》，则是相通的，也就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五鬼”、“四凶”(如严嵩之流)变形为种种妖魔鬼怪(详苏兴《吴承恩年谱》)[12]；反之则其妖魔形象中有象征意义：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因而涉笔鬼神，着意人间，亦如吴氏《禹鼎志序》云：“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二郎搜山图歌》虽为题画诗，却通篇弥漫着一种怪诞风格美。故云诗与小说之艺术方法、艺术品风格如出一辄。
　　就其大旨精神而言，《西游记》中那斩妖除魔，专救人间灾害的孙悟空，当是《二郎搜山图歌》“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那“天问”的形象化答案[13]；孙悟空西天取经，历经九个人间国度，除玉华县皆为妖魔横行的黑暗王国，当是“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诗句的形象展现；小说所追求的君圣臣贤，政治清明，世间太平的社会理想，“愿圣主皇图永固”(第13回)云云，与《二郎搜山图歌》所云：“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何其相似乃尔。难怪胡适说：“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二
　　所谓变异有三：其一为诗中二郎所搜猎的是包括“猴老”在内的群妖；小说中二郎却是奉旨专擒孙悟空。
　　其二、诗分两段，前段叙事，后段言志，叙事部分着重写二郎搜山过程；小说则着重写二郎与悟空斗法，而“搜山”在第6回仅作侧写，一为战斗之中：“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一齐掩杀，可怜冲散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二为悟空被擒后，二郎上天请赏前对从将说：“贤弟……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三为第28回美猴王被逐回花果山时，才目睹了二郎搜山之惨况：“那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烧坏了”，且有一篇咏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这也叫该露的露，该藏的藏，诗与小说异体，各自之着眼点不一样，藏露之处亦有别。有趣的是，小说中的那首“古风”，竟与吴氏《二郎搜山图歌》之前半部(写搜山过程)极为相似，只是语言稍通俗了点，亦堪视之为对彼之“通俗演义”。汝若不信，不妨对读。“古风”云：
　　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当时只道山无损，今日方知地有亏。
　　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嗔小圣把人欺。行凶掘你先灵墓，无干破尔祖坟墓。
　　满天霞雾皆消荡，遍地风云尽散稀。东岭不闻斑虎啸，西山那见白猿啼。
　　北溪狐兔无踪迹，南谷獐@④没影遗。青石烧成千块土，碧纱化作一堆泥。
　　洞外乔松皆倚倒，崖前翠柏尽稀少。椿杉槐桧栗檀焦，桃杏李梅梨枣了。
　　柘绝桑无怎养蚕，柳稀竹少难栖鸟。峰头巧石化为尘，涧底泉干都是草。
　　崖前土黑没芝兰，路畔泥红藤薜攀。往日飞禽飞那处？当时走兽走何山？
　　豹嫌蟒恶倾颓所，鹤避蛇回败坏间。想是日前行恶念，致今目下受艰难。
　　其三，诗与小说的主角倒换了。诗中二郎神是被歌颂的救世英雄，而“猴老”是被搜剿的对象；在小说中孙悟空是被歌颂的救世英雄，他虽为二郎神所摛，但作者的同情仍倾向于他，致使上述“古风”中有“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叹小圣把人欺”的诗句。从诗到小说主角的这种变迁，反映了作者对小说主人公有其艰难的选择过程。这是中外作家创作过程中常遇到的现象，不足为奇。
　　只是二郎神与孙悟空角色的转换，各有其特殊性。就二郎神而言，不管他姓氏发生了多少变化，也不管他形象与故事有着何种变异，但其本事皆源于战国后期秦国蜀郡守李冰治水的英雄事迹。
　　恐惧制造神，崇敬更会制造神。恐惧令水患成了水怪，崇敬则令李氏父子成了较大禹更富现实魅力的降服水怪的神人——二郎神。“二郎神”一语虽初见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而朝野围绕李冰父子兴起的造神运动则远早于唐代[14]。1974年在修建都江堰外江水闸时，发掘出一尊东汉石雕人像，上有铭文云：“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建宁元年即汉灵帝元年(公元168年)。“珎”即“珍”，读为“镇”，“珍水”就是镇水。[15]这座李冰石像“头上戴冠，冠带系至颈下，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衣袖宽大下垂。双脚前部露出在外，[16]这就是东汉时代人们心目中的“二郎神”形象——一个镇治水患造福民众的神人。尔后记载二郎神的文本虽层出不穷，体裁也是千姿百态，然都未离开这一基调。在《西游记》中虽有孙悟空一见二郎神就出言不恭的话头：“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但全书中二郎神的形象也未离其历史基调。离开了历史基调，就可能不为民众所接受。这是任何历史题材改编者所不能不顾及的问题。吴承恩自然也不能例外。
　　中国古人多认为猿猴性YIN。钱钟书先生说：“《易林?剥》：‘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按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张华《博物志》卷3：蜀中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名曰猴，一名马化。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而为皇家。《太平广记》卷444《欧阳纥》(出《续江氏传》)记大白猿窃取纥妾，先已盗得妇人三十辈；此篇知者最多，实《剥》林数句之铺陈终站而已。《娄说》卷12引《稽神录?老猿窃妇人》、《古今小说》卷20《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剪灯新话》卷3《申阳洞记》皆踵欧阳纥事。吴昌龄《西游记》院本中孙行者尚未脱故套，第9折中摄金鼎国女为室，正如申阳公之‘摄偷可意佳人入洞’也；即回向皈依之后，遇色亦时起凡心，观第17折在女儿国事、19折对铁扇公主语可知。至吴承恩《西游记》小说之石猴始革猢狲习性，情田鞠草，欲海扬尘，以视马化、申阳，不啻异类变种矣。西方俗说，亦谓猿猴性YIN，莎士比亚剧本中詈人语(Yet as lecherous as a monkey)可征也。”[17]
　　萧兵先生在此基础上作了充分的补充。他说，猿猴抢婚故事，除《搜神记》、《述异记》尚有涉及外，[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汝州村人女》，李隐《稽神录?焦封》，《太平广记》卷356引《广异记?杜万》，卷444引《宣室志?陈岩》、卷445引《传奇?孙格》、《集异记?崔商》，[宋]洪迈《夷坚志?岛上妇人》及《猩猩八郎》、《道州侏儒》等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这正是作为猿猴图腾机制残迹的“人猿通婚”的一种变种，并与宋代以后民间的“五通神”迷信、YIN祀纠缠在一起。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三遂平妖传》以《灯花婆》(莺脰湖猴精)事为“入话”，附诗云：人生且莫畜猕猴/野性奔驰不可收/莫说灯花成怪异/寻常可耐是YIN偷。[18]
　　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虽未点名猕猴性YIN，然将其作为搜剿对象，自然是受这传统的影响。《西游记》中的美猴王形象被重铸，但仍有陈迹可循。第60回，他化作牛魔王模样，与铁扇公主“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没奈何，也与他(她)相依相偎”。第81回，他变成小和尚，和老鼠精“搂着肩，携着手”，表演一曲风流戏。这固然可视为打进“敌人”心脏的战略战术，不必用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去抓他性压抑、性苦闷逃逸的尾巴。但第27回，他自供不讳曾“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第42回，观音菩萨不肯让龙女携带宝瓶与她同行，说是“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看来知悟空者莫若明察秋毫的观音也。有人说这是《西游记》旧版中的残迹未被割净，也有人说是“猿猴性YIN”观念令美猴王留有一条不光彩的尾巴，我则认为此恰显示了美猴王的成长过程与性格的另一侧面，使之形象更丰满而不致在净化中干瘪。
　　由于各自的出身与属性使然，《西游记》之前的种种文本中二郎神与猿猴的“宿怨”甚深，基本上处于征服与被征服的地位。最著名的莫过于《二郎神锁齐天大圣》。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所谓“名鹰搏拏犬腾啮”，“猴老难延欲断魂”云云，未脱离那传统基调。即使在《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也还是围绕着这基调跳舞。你看那孙悟空先变麻雀，二郎神变做饿鹰；悟空变做大鹚老，二郎变海鹤；悟空变鱼儿，二郎却变鱼鹰；悟空变水蛇，二郎变灰鹤；“水蛇跳一跳，又变作一只花鸨”，“二郎见他变得低贱——花鸨乃鸟中至贱至YIN之物，不拘鸾、凤、鹰、鸦都与交群——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龙踵”。……凡此种种，悟空虽不失机灵、滑稽的本性，但他所变之物，形象品格、本领皆低于二郎神，仍处被征服的地位。这在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与去西天路上“三调芭蕉扇”情节同牛魔王斗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牛魔王变天鹅，悟空变海东青；牛魔王变黄鹰，悟空变鸟凤；牛魔王变白鹤，悟空变丹凤；牛魔王变香獐，悟空变饿虎；牛魔王变花豹，悟空变狻猊；牛魔王变人熊，悟空变赖象。在相生相克的生物链中，悟空所变之物，恰恰制服着牛魔王。在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孙悟空上天下地，即使被推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或被绑上了杀气腾腾的斩妖台，他也是斗志昂扬，毫无愧色；在漫漫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虽也曾吃过败仗，受过磨难，他也是愈斗愈坚，终成正果，真是从未像在前七回与二郎神斗法中那么跌相。
　　之所以如此，一来因为二郎神作为正面神祗之传统势力强大到任何力量都不可动摇；二来前七回毕竟是全书之序幕，无二郎神制服不太安份的孙悟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即使是《西游记》中的二郎神的形象，仍与其在历史、传说乃至吴氏《二郎搜山图歌》中的形象基本一致；与孙悟空的关系在《西游记》前七回中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只是两者主次关系变了，孙悟空成了小说的主角。
　　《西游记》与《二郎搜山图歌》的主角尽管转换了，但二郎神原有的神通，尤其是“担山赶太阳”的英雄气概，却也转嫁给了孙悟空。[元]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第十六出，二郎自报家门云：“不周山破戮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数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他唱的《紫花儿序》也说：“闷来时担山赶日，闲来时接草量天。”在无名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里，他也自谓：“喜来折草量天地/怒后担山赶太阳/我是那五十四州都土地/三千里外总城隍。”而《西游记》第33、46、63、67等回，或由悟空自叙，或由他人介绍，悟空“善会担山赶日头”。此外，二郎神钻进敌人肚皮的战术，降龙伏虎(尤其是降伏水怪)的本领，七十二般变化，都成了悟空形象的组成部分。
　　有的学者仅从《二郎神搜山图歌》与《西游记》的变异，来否定两者皆出于吴承恩之手。[19]就因为他们未仔细考察吴承恩的创作从《二郎搜山图歌》到《西游记》的演变历程，更没有看到这种演变恰恰反映吴承恩在小说典型化创造中良苦用心：天才地处理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这也正是《西游记》在不同时代为不同读者群所广泛接受的奥秘所在。
　　三
　　既然《西游记》作者之谜仍有人旧话重提，那么《二郎搜山图歌》就可作为吴承恩创作的力证之一。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与《西游记》相比较，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内证。如《海鹤蟠桃篇》与《西游记》第5回对蟠桃的描写，《明堂赋》与《西游记》中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与《西游记》上天入地的想象，《陌上佳人赋》、《金陵有赠》与四圣试禅心，《对月感秋》(之二)与八戒戏嫦娥的情景，无不有惊人的相似。吴氏于诗推崇太白体，他有《太白楼》云：“独倚阑干倾一斗，知君应复识狂夫”，引李太白为同道，并将此风带进小说。他于小说开卷形容水帘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就化自李白《望庐山瀑布》(其一)之诗句。小说中太白金星身上也有李太白的形神，更不用说全书充溢着李白式的浪漫精神。吴氏于曲独爱《西厢记》，《射阳先生存稿》中《点绛唇》(之五)、《浣溪沙》(之五)、《菩萨蛮》(之三、四)都融入了“西厢”韵味与意象，而《西游记》之第55回云女怪“软玉温香”，第七十回“恢恢无语对东风”，第71回“前生烧了断头香”云云，皆源自《西厢记》。此外，《西游记》中还有不少情节借鉴于《幽怪录》与《酉阳杂俎》，而此二书既为吴承恩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之模本，则此亦可作为吴著《西游记》之旁证。
　　总之，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不仅有《西游记》的灵魂，还有众多的肢肢节节。即使我们暂时搁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胡适《西游记考证》中提供的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种种证据，上述《射阳先生存稿》的种种证据也足使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学者深思：你的否定有多少硬证与力量。
　　《西游记》的作者长期存疑，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鲁迅、胡适考定为吴承恩，1921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西游记》时，才将吴承恩的大名署之其上。但否吴派却一直存在着，先是三十年代有俞平伯，继而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一批域外的汉学家。在国内再度引起反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章培恒先生访日归来所写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章文指出：“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苏兴先生立即著文驳斥章文，并指出章之“否吴说乃是袭自国外学术界”。[20]张锦池先生在其《西游记考论》中，于详细考论之余认为鲁迅、胡适当年考证世德堂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尚缺乏“分外过硬的外证和旁证材料”。事隔十多年后，李安钢又重提此案，然他在绕过张锦地先生的考论之后，除了重复章培恒先生的理由，就是横添了些不着边际的推理，如说：《淮贤文目》“只收文不收书”，但其举例中《射阳集》四册就明明是书；说写《西游记》前后“没有四十年的功力是不成的”，则毫无依据。唯其口吻更决断，章文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其文则曰《吴承思不是<西游记>作者》(《文史知识》96/11)。而且其与章文一样，以为《二郎搜山图歌》主要写搜山过程，而小说“主要的篇幅在于大圣与小圣的赌斗变化上”，“为此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游记》的蓝本”。因而我从《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之不解之缘入手，写了这篇小文，力证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然否，尚祈教于高明。
　　注释：
　　①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刘修业辑校、刘怀玉笺校《吴承恩诗文集笺校》第3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②胡适《西游记考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53页，上海书店1980年2月版。
　　③金惟诺《中国美术史论集》第215、216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④苏兴《吴承恩小传》第5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⑤苏兴《吴承恩年谱》第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⑥苏兴《吴承恩年谱》第28页。
　　⑦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第10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版。
　　⑧张锦池《西游记考论》第406项，(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⑨袁于令《西游记题词》，朱一玄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210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
　　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1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按，此说历来被视为鲁迅的观点，其实鲁迅在此说后有括号说明；“详见胡适《西游记考证》”。可见此说源自胡适，只是胡适用的是白话，而鲁迅是文言复述罢了。
　　(11)参见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第21章“神魔小说的艺术性格——《西游记》与神话之关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版。
　　(12)至于诗中的“四凶”、“五鬼”，苏兴先生在《吴承恩年谱》第21-22页有详实考证。他认为“四凶’、‘五鬼’是嘉靖时代某些人送给当权人物的‘雅号’。‘四凶’指张瓒(兵部尚书)、严嵩(嘉靖十八年时的礼部尚书，后为大学士)、郭勋(武定侯)、胡守中(由御史超升为兵部侍郎)。”——“明史”卷210谢瑜疏中就称他们为“圣母之四凶”。“当时大臣如严嵩、顾秉臣，也包括《鸣凤记》中的正面人物夏言，如同王钦若、丁谓等人(按，《宋史》卷283中说王、丁等为‘时谓之五鬼’)，为朱厚作青词，代祷祀，不免有奸邪之讥，被人诟骂，如有目之为‘五鬼’的，当属必然。”考证之功不可没，只是诗与史之间似不宜过份强调“对号入座”。
　　(13)对于到底谁是吴承恩心目中的救世英雄，笔者曾有拙作《论吴承恩》，认为其既不是起义农民，也不是新兴市民，而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特点为：一、居官不显，信道违时；二、心为小民，力抗强家；三、精勤敷政，兴利除弊；四、严于律己，动必据礼。此为1982年10月向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当月香港《文汇报》就曾报道过其观点，会后刊之于《安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12期全文转载。然笔者近日见到一部号称《西游记新证》的著作，原封不动地搬用拙文，既不注作者，也不注篇目。在学界一片加强学术规范的呼声中，出现此等“趣事”，我不能不深表遗憾！
　　(14)二郎神的原来面目和递代嬗变，详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之第四篇《治水英雄：抗灾与救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版。按，我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曾以二郎神等问题请教萧先生，蒙他赐读大著。此文中不少资料取自萧著，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15)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
　　(16)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
　　(17)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第5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8)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第789页。
　　(19)参见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4)，张锦池《西游记考论》第412页。按，2003年10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的“《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对张锦池先生面呈质疑，张锦池先生深表理解，并当场挥笔写下“学贵有疑，学贵有歧”的警句赠我，令我感激不已。
　　(20)苏兴《介绍、简评国外及我国台湾学术界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论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学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钅右巢
　　@②原字左王右扁
　　@③原字左犭右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