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文学与佛教对藏族文学的影响
克珠群佩
　　摘要：近代以前的藏区出版，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寺院成了藏区出版文化的基地。该文从寺院的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基础和人才力量的准备方面分析了寺院所具有的藏区出版文化的条件，探索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藏传佛教对整个藏区社会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就出版业而言，受藏传佛教和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文化出版机构一般都设在寺院之中，这一现象说明了出版业和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出版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诸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经济支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强烈的文化传播需求等。藏区寺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具备了以上的特点，使出版业只能依托于寺院。本文仅就现有资料对近代以前藏区出版文化形成于寺院的原因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斧正。
　　一
　　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藏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的时代。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宏伟大业，建立了吐蕃王朝。他派大臣土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仿照古印度文字创制了拼音文字——藏文。文字的创制使用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标志着藏族历史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发展历史，为藏区的出版印刷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松赞干布是一个能征善战，又善于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的郡王。为了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他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积极渗透佛教文化，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人们的精神工具，被称为“政治姻缘”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意味着佛教入住吐蕃王室。两位公主来自佛教兴盛的尼泊尔和唐王朝，带来了大量的佛经和进行佛事活动的法器、佛像和僧人。在她们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及其王室成员也成为佛教的信仰者。于是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修建了具有尼、汉风格的佛殿建筑——大昭寺和小昭寺，以此来安置两位公主带入的佛像，标志着佛教已传入吐蕃。同时，松赞干布还派藏族青年到唐朝学习医学、工艺、天文历算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
　　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十分兴盛，佛经翻译达到了高潮。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大师主持修建了集印、藏、汉三种建筑特点为一体的寺院——桑耶寺，它的建成，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桑耶寺成为藏族历史上佛、法、僧俱全的第一所佛教寺院，尤其是译经场的建立，为早期寺院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藏族译师达千人之多，编成了藏族文化史上著名的三大目录，即《钦普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遗憾的是前两种目录已经佚失，惟有《丹噶目录》独存，亦被收入《甘珠尔》中，译经达二十七种门类，约六、七百种之多。“吐蕃所译经论，除写在纸卷上外，还有的把佛经中的颂圣、祈福的词句铸造在新兴的佛教寺庙里的大钟上；还有的模仿贝叶经的形式，把佛经刻写在贝叶、竹片和石片上。”［1］（P71）
　　译经业的大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字运动的改革，藏文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得到了厘定，翻译更为准确、完整和统一，寺院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赞普赤热巴巾执政时期，实行“七户养僧制度”把佛教推到了至尊的地位，并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僧人的特权。吐蕃王室对佛教的崇奉达到了极端的境地。物极必反，随后出现了朗达玛灭佛的惨景，“禁佛运动”使佛教文化一度陷入空前的劫难，大量文化典籍被毁，再加上吐蕃社会发生的奴隶大起义，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藏区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佛教在此后的沉寂达百年之久。
　　到了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从多康和阿里分两路又传入吐蕃，吐蕃佛教从此进入了发展的后弘期。此时吐蕃封建势力交错并存，教派林立，教派的创始人多以寺院为据点，以建寺为手段，通过寺院著书立说，引经据典来为其学派的理论体系服务，发展各自的理论学说，事实上就已为出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文化的传播，为近代以前寺院出版文化聚集了能量，输送了营养，各类藏文典籍的95％都相继问世，门类涉及历史、逻辑、文学、医学、天文历算和语言学等。［2］（P183）
　　二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特殊的宗教文化产物，是西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早在赤松德赞时期，西藏历史上佛、法、僧齐全的桑耶寺建成后，就曾有150户属民作为供养划拨给该寺，每个僧人有 ，户属民，僧人已经占有生产资料，握有经济特权。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寺院利用王室的支持，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甚至影响到农、牧、商、贷等各个方面，寺院经济强有力地渗透到藏区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庄园、牧场和牲畜，而且还拥有封建特权支派乌拉差役和苛捐杂税，寺院成了事实上的封建农奴主。公元 996 年，大译师仁钦桑布因求法译经和兴建托林寺有功就得到王室的封赐，有了自己的庄园。
　　寺院的寺属庄园，通过租约、租佃等形式经营庄园内的土地和牲畜，许多寺院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和实力集团。在清代，从西藏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寺院集团占39.5％。受中央政权和各地封建主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寺院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在藏区藏传佛教几乎达到了全民信仰的程度，尤其是达赖、班禅得到中央政府的册封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的建立，藏区寺院星罗棋布。“寺院之多，不胜其数”，僧人数量大增。据《黄琉璃史》记载，从 1694 年至1733 年的40 年间，格鲁派僧人由原来的26789人增到35623人，藏区众多的壮劳力出家为僧，使寺院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时，寺院经济的另一个来源为世俗农奴主的布施，还有广大藏族群众为了来世“修行”，他们不惜倾其所有，对寺院和神佛慷慨奉献，大量财物不断地输送到寺院，使寺院经济成为藏区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寺院内建立作坊，雕版印刷各种典籍的经济条件和人力资源已经具备。而内地寺院初级形态的印刷品早已问世，根据白化文先生《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一文所说，从敦煌出土留存到现在的唐五代早期印刷品仅从形式上看，除少数卷子外，大多为单页木刻，这正是初期印刷品的重要特征。［3］（P78）以后随着藏区印经院的相继建立，藏区出版史上寺院成为首创出版印刷文字的场所，它作为出版业的源地，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繁荣在雪域高原。
　　藏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积极尝试运用新技术的民族。藏族史书记载，公元13世纪时，蔡巴·噶德公布曾七次到内地学习，把汉族地区的雕版印刷术传到藏区，对于已经掌握了石刻技艺的藏民族，一旦把纸和印刷术引入藏区印刷，技术和原有的寺院出版文化的胚胎相融合，就立即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产生了木板雕刻印刷的形式。
　　藏族著名的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认为，公元1312年，元朝仁宗皇帝邀请纳塘寺的格西嘉木格巴西到内蒙传教，他返藏后，就从内地带回笔墨纸张，送给了他的老师觉丹热白热智。此后，觉丹热白热智和前人罗赛绝秋益西、译师索南沃赛、江惹绎秋绷等人，收集了当时所有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完成了汇编工作，并存放于纳塘寺。说明寺院已经被藏族知识分子选择为集中文化典籍的地方，相当于内地的书院性质。的确，随着寺院印经院的建立，它完全具文化传播的功能。
　　藏区的印经院在编辑出版文化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完成了大量经典的翻译、整理、印刷，不但丰富了藏族佛教文化，也介绍了天文、历算、工艺、医学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对藏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藏族史上，出版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专门出版机构——印经院，最有名的印经院都设在寺院内，形成规模的印刊组织亦被寺院僧侣所掌握，著名的印经院有纳塘寺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德格印经院和卓尼印经院以及拉卜楞寺印经院等，寺院印刷基本代表了藏区独特的出版文化特色。
　　藏区的寺院印刷始于元朝，纳塘寺印经院是藏区最早建立的。从印刷形式看，藏文书籍的版本很特别，呈长条型，活页状，有三种不同的规格，长约60至 70厘米的为“箭杆本”，长约40厘米的为“一肘本”，长约25厘米者为“短小本”，装帧以梵夹装形式最具特色，是受古印度贝叶经装帧形式的影响所致。最初的印刷以单页为主，每页纸上打有一两个圆孔，用绳子穿连而成，每页均横向翻启，后来演变为仅留空不穿绳，上下用一经板夹住（相当于书函的形式），再用绸布包裹，以免散乱和遗失。
　　西藏佛教典籍的原本来自贝叶经。贝叶树是一种热带植物，印度称为“贝多罗”树，古印度人大多将佛经刻写在贝叶上，人们称其为“贝叶经”或“梵经”。从贝叶经的书写格式和开本规格来看，有其本身的标准要求，这种书籍形式在我国书籍史上占有重要的作用，这种装帧形式至今还应用在古藏文文献的重新印刷工作之中。
　　在藏区的德格印经院，以版本质量高，印刷质量好著称于世，印刷工艺很有代表性。德格印经院的印版取材很讲究，秋后刚落叶的红叶枫木砍伐后，精选优质木料，顺木纹劈成木板，长约66—70厘米，宽11—18厘米，厚31厘米，顶端留有10厘米长的手柄，木板经过微火熏干，放入羊粪池中浸泡一个冬天后，再水煮、晒干刨平，才能由书法家书写经文，然后请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的刻工雕刻，刻版要经过反复四次校对，确定无误后，再放入化开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晒干后还要用藏区叫“苏巴”的草根熬的水洗净（这种草有毒，可以防止虫害），再次晾干后才算完成了一块经版的制作。经过繁杂的程序所制作的经版文字清晰明朗，经久耐用，久藏不朽。印刷在藏历3月15 日到9月20日这一时期进行，有墨印和朱砂印刷两种。重要的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经典由藏区特制的优质墨汁印刷，这种墨汁内掺有佛手参、松香等有粘性的药材，经过改良后的墨汁所印刷的经典也很精美。从印经院的组织管理机构来看，已经相当完善有办事处、藏版室、印刷室、贮纸房、装订室五大部分。办事处的人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由巴本、巴涅、巴仲组成并向土司直接负责，具有很大的权威从行政管理、财物保管到制定预算、对外经营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都有明确的分工，办事机构完善，设备齐全，成了正规的富有特色的出版印刷机构。
　　藏族其他地区印经院的印经过程大都和德格印经院相仿，印刷程序纷繁复杂、印刷过程严格管理。选材考究、工艺精良，这一切都预示着印经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严格的技能培训，因此，在藏区只有寺院具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力资源。寺院出版是伴随佛教文化的兴盛而产生的，它历经千年，为后世积累、保存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寺院已经拥有相当的能力承担并完成大型佛教丛书以及高僧大德的传记、全集等书籍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寺院投入巨资，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完成了藏文《大藏经》佛教典籍的编纂、印刷，实属藏族历史上出版文化的宏伟工程。《大藏经》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内容丰富，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方面，被誉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版本流传多种多样，著名的有纳塘版、蔡巴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拉萨版和北京版等。仅就卓尼 版《大藏经》而言，《大藏经·甘珠尔》历时21年才完成，在编辑整理过程中，由十名格西参与了整理、校对、选用蓝本的具体事宜。所印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字体清秀，梵夹装形式，该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藏文《大藏经》是藏族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传承藏族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近代以前的西藏教育状况被称为“寺院外无学校，宗教外无教育，僧侣外无教师。” ［4］（P350 ）寺院就是学校。寺院文化教育是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佛教的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寺院成了藏区传授知识，获取知识的场所，寺院教育成为影响藏族人民思想和一切文化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藏区的寺院教育发端于桑耶寺，僧人入寺后开始接受学经教育。吐蕃王室注重寺院的文化教育由来已久，吐蕃王室就曾规定给寺院的僧人按地位高低除供给生活所需用品外，其中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供给堪布纸四十卷，墨三锭……供给普通僧人纸二十卷。”［5］（P48） 说明王室已经通过纸墨供应来提供僧侣学经习文之需，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提高了僧人学习的积极性，对普及文化知识和提高僧人素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后弘期佛教的再度兴盛和发展，形成了噶当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派别，各教派都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噶当派提倡重视理论学习，加强实践教育为辅的教学思想。宁玛派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但缺乏组织管理制度上的严格性。噶举派由于支派多，教学方法上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基本上遵循了启发式教育的方式。相对来说萨迦派的教育方式就显得严格而又封闭，学制为四个学级，每学级为五年，正规学僧单人单间供学习、生活所用，学习制度很严格，以最好的老师教课和培育人才。15 世纪，宗喀巴进行了宗教改革，使格鲁派受益于“政教合一”制度，寺院教育发展得更为完整，文化普及的推行，受教育的主体扩大。格鲁派寺院一般至少有一个札仓，意为“僧院”或学院，札仓下又设了类似行政、教育组织——  康村、弥村。札仓是拉萨三大寺中的中坚组织，堪布是札仓的最高级首领，它必须要取得格西学位方能任职（格西是学位的名称，意为善知识和广识博学）。贝恰娃是修习显教的僧员，原则上贝恰娃必须通过 《释量论》、《现观庄严论》等五部大论必修课的学习，才能以参加辩论的方法考取格西学位。
　　一所寺院，犹如一所学府。格鲁派在藏区的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就设有闻思学院、时轮学院、医药学院、上续部、下续部和喜金刚六大学院。文化教育体系系统化，学习内容除必修课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文学艺术、语法修辞、声明韵律以及历史法律和医药医术等方面，大大超出了佛法知识的宗教内容，教学方法沿袭论辩式，增强了僧徒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实践能力，巩固了所学的知识。通过系统的培养，在佛学界涌现出大批有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寺院成为藏族知识分子云集，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像著名的寺院拉卜楞寺，历辈嘉木样活佛精持戒律，深通内外典，仅一世嘉木样一生著书多达15部。拉卜楞寺还有“四大赛赤，八大堪布，掌宝伞者一百八十，格西学位五百”之谚。对出版文化来说，寺院就具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和文化队伍，对在寺院中形成出版文化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寺院是著书立说、学习和传播文化知识的地方，大量的优秀典籍在此问世，内容包罗万象、花团锦簇，在整个民族文化宝库中显得璀璨夺目。历史著作有 《布敦佛教史》、《王朝历史明鉴》、《红史》《西藏王臣记》、《白史》、《竹巴佛教史》、《安多政教史》、《宗教流派镜史》等；哲学逻辑著作有《正量理滴论》、《量理宝藏》等；文学著作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宗喀巴传》、《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集》等；医学著作有《四部医典》等；语言学著作有《色都文法详解》、《语法概要》等；工具书方面有《梵藏词典》、《梵藏语名词对照》等等，这些巨著仅仅占浩如烟海般的藏文典籍的一部分。［2］（P183）文化典籍的问世传播，就是寺院文化出版系统的成熟，寺院借佛教文化的发展之势，大大推进了出版文化的形成，寺院也就成了藏族历史上出版文化的源地。
　　书籍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是贮存知识的宝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近代以前藏族历史上的寺院，通过有组织的团体劳动，以雕版印刷的形式印刷保存并贮藏了汗牛充栋的藏族文化典籍，寺院就是藏区的出版印刷机构。被誉为藏族文化宝库的德格印经院，藏书4000多种，保存印版20多万块，最多时达30多万块，内容分为10大部分，涵盖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许多经典著作，收藏保存了《印度佛教源流》、《居悉》和《汉地佛教源流》等稀世孤本、珍本，是研究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参考资料印刷的藏文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闻名中外是藏族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有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寺院——拉卜楞寺，亦收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藏经卷6万余册，经书分为17 类，有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宗教、传记、工巧、历算、诗词等，还藏有文化珍宝，藏有两部珍贵的贝叶经，是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的诵经和印度圣者华尔旦达娃智华所写的梵文经，同时还有用金汁、银汁所抄写的经典著作，像 《贤劫经》、《菩提道次第广论》、《松赞干布遗训》等，保存木刻经板7万余块寺院藏书之广博，内容之丰富，充分地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塔尔寺也藏有木刻版本4万余块，藏书以集体藏书和个人藏书相结合，卷帙浩繁“布达拉宫藏有全套满文甘珠尔（朱印），是国内仅存的一部满文大藏经。”［4］寺院成了收藏经文、典籍的馆所。
　　古老而富有文化特色的寺院，集藏区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为藏民族的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寺院出版文化中心的形成，是藏族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寺院以充足的出版资金支持，强有力地劳动力资源供给和文化生产者——著、译者，人才云集，再加上雕版印刷技术的掌握和一整套组织管理机构的建成，使寺院真正成为藏区出版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