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北京，人烟稠密，商旅辐辏，不仅引四海来拜，更聚八方来客，极具国都风范，然而繁华背后，却有些许令人不安的气象，京师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大量流民乞丐，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常因饥寒而暴毙街头，成为无人掩埋的冻死骨。一幕幕惨景，令处士王廷献恻隐之心大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他倾尽家产，在广宁门外建立普济堂，专门收容“老疾无依之人”，冬施粥、春施衣、病者给医、死者施棺，使穷人受惠甚多，创办仅六七年，普济堂就已名震京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钱晋锡向朝廷汇报普济堂事迹，康熙帝深受感动，亲做御制碑文，并赐“膏泽回春”匾额，以示鼓励与支持，此举震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胤禛继位后，秉承父亲遗志，对普济堂大力支持，雍正二年（1724年），他颁布谕旨，再度赞扬京师普济堂，要求地方官吏“时加奖励，时加鼓舞”。诏谕得到官员的群起响应，以河东总督王士俊表现最为抢眼，他动用行政力量，命令“每一州县，必于境内建造普济堂一所，多置义田，以溥皇恩，以恤茕独。限文到一月内，鸠工庀材，先将兴工日期报查，再广置义产，续详查核。”在他的强制推行下，河南省109个州县共建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01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131所普济堂。乾隆皇帝登基后，更将普济堂纳入地方官员职责，要求“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从此，普济堂迅速在全国普及，成为清代中后期的主要慈善机构。

普济堂实行定额收养制度，各地根据经费情况确定收养名额，大堂收养人数有数百名之多，而小堂收养人数仅有十几名。孤老被收养入院后，能得到妥善照料，无衣食之忧，但必须严格遵守堂规，不能私自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若是情况特殊，可以请假数日，逾期不归者，将被驱赶出堂，其名额由他人顶缺。外乡人若是无钱看病，也可以到普济堂请求帮助，病愈后还能得到路费资助，顺利重返故乡。普济堂创办初期，多为民间善士集资兴办，因此采取董事负责制，大伙推选德高望重之人担任总董，全面负责堂内事务。随着官方力量的介入，普济堂由民办转化为官督民办，总董不仅要处理各类事务，还要自掏腰包填补堂内资金缺口，令士绅不堪重负，无人愿意担任董事职务，官府干脆任命官员为负责人，从而使普济堂完全官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