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于1923年7月21日写给时任北大教授胡适的信。该信对于研究曹聚仁早期思想以及生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信内容如下：“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被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然不敢自暴弃，终竞竞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西欧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聚仁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抉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这封写于76年前的曹聚仁求师胡适的信，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始在遗落大陆的胡适遗札中被发现，从中可知曹聚仁曾有过北大求学之意。曹聚仁通过“一师”的业师单不庵（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的介绍，向胡适求师请益，真是煞费苦心。

据笔者所知，曹聚仁后来并未圆梦北大，自然也没成为胡适的学生。胡适在晚年收到曹聚仁的信时，甚至称他为“妄人”。这封信，胡适当时有没有片言只语的回复，笔者也不得而知，曹聚仁的回忆录也未曾提及。

胡适晚年说他从未与曹聚仁交接，也不认识他，显然与事实不符。曹聚仁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曾谈到：“一九四七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适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党派的公民的。’”

曹聚仁在《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一文中曾写到“过了十年，胡适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

曹聚仁于1931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涛声》杂志，曾出过一期“批判胡适专号”，对胡适的崇洋媚外的胡适作过无情的批判，在当时外强入侵，民不聊生的时代，笔者认为曹聚仁的批判在当时也有其现实意义。

“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的，乃是胡适。”“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这是晚年曹聚仁对胡适的评价。

曹聚仁与胡适皆为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巨擘，也是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与亲历者。

曹聚仁对胡适的学问推崇备至，可他们一生却无师生缘，不禁扼腕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