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1916年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将来在文学上有所建树。1934年，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七·七”事变爆发后，随校迁往西南联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的远行，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正因此，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1959年10月，毛泽东主席点名由任继愈出任宗教研究所所长。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在那里一干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其间，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学说在学术界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大讨论。现在这个论点已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认同紧密相联。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18年，任继愈提出“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通过他的多年努力，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史无前例，这部浩大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这项文化工程。

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近十年来，尽管任继愈已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依然牵挂着古籍整理工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继编上。虽然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坚持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他说：“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尽量多做一点。”如今，任老走了，但他留下了令人感怀久远的为学精神，他的一生就如同一部厚书、一个蕴藏丰厚的图书馆。

据悉，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