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昨天走了。他的身后，留下了他数十年来为中国文化建设诸多工程所贡献的累累硕果。

推动新中国的世界宗教研究，是任继愈的首要学术贡献。著名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教授向本报记者提到，当年，任继愈撰写的佛教研究文章，毛泽东主席看了，为此还和他进行了面谈，称他的佛学研究属于“凤毛麟角”。1964年，任继愈受命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后来陆续创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科学无神论、儒教等研究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同任继愈有很长时间的共事和交往，“文革”前，任继愈在北大教授佛教史，楼宇烈就担任过他的助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楼宇烈教授也评价道，新中国的世界宗教研究，同任继愈的佛教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在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和研究方面，任继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楼宇烈教授回忆，从1961年开始，国内集中了一批一流的中国哲学学者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由任继愈担任主编，“文革”前出版了前三册，第四册则在“文革”后出版；同时，为了配合这套教材，又推出了《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这些成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戴逸教授也向记者谈到，他和任继愈从1958年开始有交往，当时在“中国历史小丛书”编撰过程中，他们俩是年龄最小的编委。这套书当年影响很大，先后出了100多版。任继愈写了有关老子的那本书，还主要负责思想史丛书的编撰，包括庄子、孔子等，都是由他审定的。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材，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数十年间，一版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学人。任继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哲学，是他那代学者中间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

近年来，古籍整理、敦煌文献整理成了任继愈投入精力最多的事。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十几年间，他主持编纂了1亿余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同时还主编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7亿至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编辑委员会主任。在《中华大典》编纂中，他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主编，并为此中断了自己的很多研究计划。同时兼任《中华大典》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戴逸教授介绍说：“《中华大典》资料积累的量非常大，比如《文学典》里光苏轼就有80万字，陆游有六七十万字，韩愈也有五六十万字，都要从各种书里面摘出来。这一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已经持续20多年，可谓功德无量。”戴逸教授回忆道，作为编辑委员会主任，任继愈非常认真，每次开编委会都参加，对怎么编书、怎么找书，都有很具体的指导。编写这部书需要非常广的知识，涉及各种学科。任继愈在哲学、宗教、历史诸方面学识广博，功力很深，担任主编实至名归。

对任继愈的人品，他的学生们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当年的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建平回忆说，任继愈先生经常同他的弟子们讲，不要怕坐冷板凳，不要在意物质生活条件，要扎扎实实做学问。对于研究工作，先生总是给予大力支持。早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阿拉伯语教师，科研经费又十分紧张，任继愈先生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钱来，找来老师教阿拉伯语，令学生们深为感动。

任继愈的另一位学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和任继愈先生来往很多。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他在电话那头一度哽咽难言。李申曾经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任继愈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君子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如今，斯人已逝，他的国学研究成果，成为后辈学者治学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