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妻子、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 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１９３８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作为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地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恋清华

　　“在这一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华大学保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是第一次进清华。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