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是孔子之孙，又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子思言性命与孔子不同，倒与他身后的孟子接近。可以说子思的性命说违背了孔子，启发了孟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已，孟子则大讲性善，变化不为小，其间子思起了大作用。

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意谓孔子常讲如《诗》、《书》、《礼》、《乐》等属于硬件的东西；至于深层的，属于软件的东西，如性与天道的精义，孔子不讲。子贡所言可能属实，《论语》二十篇记孔子语至多，而记孔子言性者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两句。《论语》记孔子言命或天命者虽颇有几句，如“不幸短命死矣”(《雍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等等，也只是一般地说说，未及深层的精义。这是孔子早年的情况，到了晚年孔子嗜《易》，因《易》作《易传》，因作《易传》而言性与天道就转多转深了。

其实，《论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两句已经讲明白了人性是什么。把性与习相对应，就是说，性不是习，不是习的东西都是性。人身上不外乎两种东西，一是娘胎里带来的，天之所赋；一是经过社会习染造成的，后天之所习。前者叫性，凡属人类，大致相同，所谓“性相近也”；后者叫习，因习而有昏明智愚善恶的差异，所谓“习相远也”。按孔子的意思，人生来有似一块白板，染朱则朱，染缁则缁，无所谓善恶。言外之意，是要人注重后天修养，克尽努力。至孟子，把后天习染的东西移入性里，说仁义礼智在性里已见端倪，倡言人性善。虽用心和孔子一样是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后天的修养上，可是理论思路却大不同。

《论语》里孔子不讲性善，《易传》里孔子把道与性分开讲，善归诸道而不及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孔子这话是讲《易经》的，思想属于《易经》，也属于孔子。“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易经》所反映的这个世界，包括人类在内，千变万化，不外乎一阴一阳。一阴一阳是《易经》也是世界的根本规律，《易传》称之为道或天道或天命。一阴一阳更突出地表现为乾坤生成64卦，天地生成事物。这是《周易》比《连山》、《归藏》特殊之处。《周易》说千道万，全在一个生字上较劲。《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是也。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显示一阴一阳、一乾一坤的流行过程。乾坤和而不同，乾的作用是“资生”，坤的作用是“成物”，犹如父之与母。这继续流行不断的天道即天命。实同而名异，在天叫阴阳，在地叫柔刚，在人叫仁义。叫什么都一样，“继之者善也”，它是善的。

那么什么是性呢？“成之者，性也”。成是万物生成的成。“成之者”指在一乾一坤的继续流行过程中成形成物、保合太和的万物，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乾彖传》)是也。天地间飞潜动植、洪纤巨细，包括人类，皆乾坤所生成，皆各有其性，故曰“成之者，性也”。

孔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与性分开讲，言善不及性，言性不及善。性是性，善是善，性、善二也。很明显，孔子的意思是说，善的是天道、天命，不是性。性不是善的(当然也不是恶的)。由此可见，《周易》不是性善论，孔子没有性善论。

孟子自称是孔子私淑弟子，声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然而他倡言性善论，有悖孔子意旨。孟子必另有来头，现在看来，很可能来自《中庸》。《中庸》，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中庸》不明言性善，而言每涉性必以性善为前提。如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讲诚身须先明善，所明之善当然是性之善。知道性本是善的，通过择善固执的工夫，其它如愚、柔的问题，都是可以改变的。子思虽未像孟子那样进行人性的专题辩论，那样斩钉截铁讲人性善，而实质是性善论。

现在有了《郭店楚墓竹简》，问题明朗一些。从墓的断代和竹简的内容来看，有些简文能与子思对上号。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早已亡佚的《子思子》二十三篇中的一部分。其中《性自命出》篇与《中庸》可以对比。二者有同有异，都讲性、道、教的问题，这是同。而差异是明显的，第一，《性自命出》讲“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与《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语意似同而其实不同。“天命之谓性”，郑玄释天命为“天所命生人者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1625页)。朱熹进一步把命释作令，说命“犹令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也有不同意见，程颢《中庸解》说：“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所以名。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视性与天道为一物，在天曰天道，在人曰人性。我以为程氏所解符合《中庸》语意。“天命之谓性”，谓天命就是性。而“性自命出”意思自明，性是从命产生的，性是性，命是命，性、命二也。两相比较，《性自命出》说与孔子《易传》近似，《中庸》说与孔子《易传》异。但并这不妨碍《性自命出》思想属于作《中庸》的子思。子思的思想会有一个变化，反映在《性自命出》的思想在先，反映在《中庸》的思想在后。在先者，与孔子尚有一致之处；在后者，就分道扬镖了。

第二，《中庸》认定性命一也，其逻辑结果必是性善。《性自命出》尚未视性命为一物，故虽有性善论的意思，但不坚确；它讲“四海之内，其性一也”、“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就是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可是，它不到此为止，它说：“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往性善论推进一步。郭店竹简《成之闻之》篇有“求之于己为恒”句。“求之于己”与《论语》“古之学者为己”(《宪问》)和“君子求诸己”(《卫灵公》)义近。是知“未教”句意思是说，人能够自然而然地从自身寻找缺点，是性善的表现。未教而能求之于己，与《孟子》“求放心”的说法何其相似!孔子则不同，孔子只说人应该“为己”，应该“求诸己”，不说人性本然如此。孔子强调君子能做到，小人做不到，不涉人性的问题。

《中庸》、《性自命出》都与孔子的性命说不同，而二者又有差别。《中庸》合性命为一，天命善，故性必也善。《性自命出》分性命为二，故言性善，显得理论乏力。从理论上比较两篇，《性自命出》不如《中庸》精致、深刻。《孟子》的性善论可能直接得自《中庸》，《中庸》在《性自命出》之后成篇。

总之，《郭店楚墓竹简》出世，有重要学术意义。思孟学派是否存在的问题，现在可以作出肯定的答案了。

在孔子的性命说之后，孟子与之大相迳庭，力主性善论，二者之间有怎样的一座桥梁在起作用，过去不甚清楚，现在比较清楚了。孔子言性与命，除《论语》“性相近习相远”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外，还有没有别的，“性自命出”与“天命之谓性”含义一样不一样，这是两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兹略述浅见，以俟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