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有人说，钱理群先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少数还秉承“五四”传统且身体力行者。

《致青年朋友》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这位人文学者的谦和厚重与人生智慧，还有那不被时光磨损的激情和性灵。

一个怎样的青年才是健康完整的呢？钱先生说：“脚踏大地，仰望星空”。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告诉青年朋友怎么才能避免“外在的黑暗转化成内心的黑暗”，怎么才能面对黑暗，却唤醒内心的光明，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料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于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有浓郁的边地风情的小说。还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的一生，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都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西方古典音乐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竺可桢、梁思成、华罗庚等等，就是他们写的学术论文、报告，文笔都是很优美的。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他要受到社会和知识分工的制约，同时也在努力突破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问题是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这就提出了一个专业知识和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当然首先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也是其乐无穷的。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只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狭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终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将自己工具化了。这就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科学技术病”。看到了这样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同学们在初进大学，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就应该给自己提出双重任务：既要进入专业，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并且以做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走出来，看到专业之外的广大世界，博览群书，获得人文精神的熏陶，开拓更加广大、自由的精神空间，确立更高层面的目标：做一个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就是我今天要对在座的理工科大学生说的话：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一个是价值重建(这是文化重建的核心)，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想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如何看待“80后” 这一代？

第一次让我注意并思考“生于八十年代”这一代人，是前不久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

首先是一个数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2.04亿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2亿人左右，其中多数生长在农村。”2亿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青年群体，何况他们将要或已经开始接班，他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郎朗、刘翔，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象征了。这自然要引人关注。但这同时又引起了争论，主要是对这一代人的看法与评价。这份“青年调查”提供了一组数字，显示出“‘80前’看他们”与“‘80后’看自己”之间的同与不同，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注意到，有两点比较一致：一是“重视外表，讲究穿着”，“80前”有73.2%，“80后”有59.3%都这么看；二是“生活离不开网络，QQ、网游是最爱”，“80前”有78.3%，“80后”有48.2%，都认同这样的描述。但一进入评价，就显出极大的差异。比如，“80前”人普遍认为这一代人“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持这样观点的分别为61.4%、61.4%、64.2%；而“80后”认同这样的评价的比例分别为28.7%、29.9%、28.1%，可以说大多数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于是，就有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对这样的争论，我有几点看法。首先我们要注意，尽管由于人的成长，总是和时代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同时代人就会显示出某些共同或相近的特点，我们也因此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概括，但一定不可忽视个体的差异，更要警惕，不要以“代”的特征而掩盖了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特殊存在、特殊问题与特殊魅力。

而在对“代”的特征作概括时也要小心。切忌以点代面，以偏代全，仅根据一部分人的特点或问题，就作出整体性的概括。比如说我在一些场合、一些文章中曾表示了对当代青年，大概也包括“生于八十年代”人中某些人的利己主义倾向、调侃人生的态度，提出我的担忧，但是否据此作出“利己主义的一代”或“调侃的一代”这样的概括，则一定要谨慎。

另外，强调“代际差异”时，也要防止过分夸大，因为无论时代的发展，还是人的生命成长，也有连续性；年青人总是在上代人，甚至上几代人的影响、熏陶下成长的，也就必然有生理与精神的遗传基因，从而显示出代际相承、相融的另一面，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在我看来，作为一代人，他人的看法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自己如何看。鲁迅就谈到中国长期以来，总是处于“被描写”的地位，而别人(例如外国人)的描写，就难免有误读、偏见，以至曲解；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来描写自己。

最后我要说的是，前述“青年调查”中所显示出的前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与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我曾写过一篇《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的文章，就提到：“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比如手头这篇《老实说了吧》，就是刘半农(‘五四’那一代)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说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等等。如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还有四五十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了婆婆和爷爷，他们对后辈(也包括九十年代青年)的批评，仿佛也是不读书、好骂人之类：这历史的循环是耐人寻味的。”我又说了一段话：“然而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现在，一些九十年代的青年，即“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不也在批评你们这些“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了吗？

我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

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但我今天面对新世纪的北大学生，“生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也还是坚持这两大信念，所要说的还是这句话：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