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水俣病，很多人会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那起汞中毒事件。但是对于1965年发生在日本新泻县的另一起水俣病很多人却知之不多。
前不久，以“东亚地区的水污染与健康——学习新泻水俣病实例”为主题的第四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在日本新泻召开，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18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
记者随团来到这个曾饱受水俣病之痛的城市，与参会者一起了解了新泻水俣病发生的前因后果，也深切感受到由此所带给人们的经验教训。
难以忘却的伤痛
1965年，新泻水俣病被正式公布于世。其原因是人们食用了阿贺野川的鱼类和贝类，而这些鱼、贝类饮用了被昭和电工鹿濑工厂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的甲基汞污染了的河水。
“这是在日本政府公布熊本水俣病9年之后，人们犯下的又一个错误。甲基汞导致的食物链中毒事件再次在日本出现。”今年78岁高龄的权瓶晴雄先生，是记者在新泻见到的第一位水俣病患者。他患水俣病已长达35年，曾经作为原告之一参与了对昭和电工的第二次诉讼。
回想起患水俣病以来的种种痛苦，老先生至今历历在目:“我所住的地方离昭和电工有20公里，阿贺野河就从家门口流过。从日本铁道国家公司辞职后，我做了渔民。鱼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有时候我还将捕到的鱼送给邻居们补充营养。但是在1971年以前，我从不知道河里的鱼是有毒的。”
“从1962年，我就开始拿不住东西、手脚发麻、耳鸣、看东西重影，但是从来没想过这是水俣病的表现。1970年左右，我耳朵里好像总是能听到知了叫声；1973年的一天，朋友找我帮忙干活，我到了那里就病倒了。在那一年，我第一次听到水俣病这个词。”权瓶晴雄告诉记者。
“我的妈妈、我的妻子也与我一样，在同一个时期出现过这些症状，但是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她们都已离我而去。”说起这些，老先生还是抑制不住伤感。
虽然有些人因为诉讼成功获得了赔偿，但是他们所受的痛苦却是到死都不能免除的。权瓶晴雄先生说，从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失去了嗅觉，对于鲜美的食物只有吃到嘴里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出来它的味道。
像权瓶晴雄先生一样，在新泻还有一些人饱受着水俣病的痛苦。但是由于担心受到歧视和误解，很多人不敢去认定、不敢承认自己患水俣病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新泻阿贺野川流域，到底有多少潜在的水俣病患者，依旧无法统计。
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在新泻水俣病安田患者之会事务局长旗野秀人先生的带领下，与会者来到当年的水俣病发源地实地踏勘。晴朗的天空下，绿树红花显得格外亮眼。
站在已更名为新泻昭和公司的昭和电工旧址上四处眺望，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年污染的痕迹。以前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现已披上了绿装，曾经排放未经处理甲基汞的排水口流出的水不再污浊，清澈的水流静静地注入阿贺野川，流向远方。
旗野秀人介绍说，一方面源于政府的治理，另一方面阿贺野川的流量非常大，有较强的自净能力，30多年过去了，经过监测，这里的鱼已经没有污染，可以放心食用了。
但伤痛不应被轻易忘却。木户病院名誉院长齐藤恒指出，“虽然九州水俣病公诸于世已经52年，新泻的甲基汞中毒被公布也有43年了，但对于这样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原因，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也为了不让悲剧再次重演，2001年，在阿贺野川流域，新泻县政府用昭和电工根据《解决协定》的捐款修建了“环境与人类交流馆”，后改名为环境与人类交流馆——新泻水俣病资料馆。
78岁的权瓶晴雄先生在交流馆建成后，自愿担当了馆内讲解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参观者讲解水俣病发生的前因后果。截至目前，已经有24万人来到这里参观，交流馆也成了当地对孩子进行环境教育的自然课堂。
环境保护无国界
第四届东亚环境市民会议由东亚环境信息发传所、新泻水俣病安田患者之会主办，中国环境友好公益协会、韩国环境运动联合会等单位协办。参会代表的工作领域都与水污染防治有关。
“如果能让参会者看看新泻的过去和现在的真实模样，对他们起到一些作用的话，那么作为事件发生地，我们新泻人会感到十分荣幸。”此次会议上，新泻水俣病安田患者之会事务局长旗野秀人先生这样表示。
新泻水俣病向东亚地区传达的信息就是要避免发生污染危害，将污染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不要使污染受害者孤立，要维护发生污染地区正常的日常生活。立教大学社会学系关礼子女士在会议上就新泻水俣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向与会者介绍说。
受到新泻水俣病经验教训的启迪，在此次市民会议上，来自中、韩两国的代表纷纷表示，环境保护无国界，新泻水俣病的发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每一个市民都应负起自己的责任，为保护水环境不受污染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消除东亚地区的水污染和救助污染受害者的新泻宣言》，呼吁中日韩三国为防止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加强合作，继续吸取水俣病的教训，交流防治污染、救助污染受害者的经验，努力推动企业公开自己的环境信息，为改善周边环境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