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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文化略谈 |
 
禅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相传灵山会上,世尊的拈花,迦叶微笑领受,就是禅。他的学说中更多地是关于道德和自我意识的问题,他最关心的是人们寻求自己拯救之路,而不是寻求神的帮助和支持。因此与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而为教主,不如说他集印度上古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阐扬其特立独行的文教精神,更为真实和确切。 禅与文化略谈佛教传入中国的文字记载,最早见到的是公元68年,汉明帝汉武帝之子给其弟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达摩东渡来华时,正是印度盛行拜物教、拜火教、多神教的时代。比达摩早一些时代的高僧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具佛性”的学说,虽遭到当时佛教徒的一时反对,但也是“人人都有佛性”的推论结果,“顿悟成佛”更是竺道生的独创见解。后来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可说是竺道生顿悟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以达摩来华而言,前有晋代道安、罗什宣传的《般若经》,及慧远在江西庐山创立的净土宗,后有隋朝智R大师弘扬《法华经》,于浙江创立天台宗,特别是留学印度17年的玄奘法师主持的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并创立了法相宗。因而这一时期知识界和佛教界,笼罩在佛学研究与精思妙理的气氛之中。然而佛教就其本身来说着重的是修证方面,并非专以讲求学术思想为究竟的事。达摩大师从广州上岸,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传法给博览经籍,尤善老庄,后又遍学大小乘佛教的洛阳青年神光,也就是后来禅宗二祖慧可。禅宗在近百年的时间,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已渐为人知,到了五祖的高徒慧能与神秀时期,着重简化归纳的中国禅道,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兴了。改革后的禅道问对说法,常引用俗语村言,妙语如珠,不可把捉,只在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其道妙,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法,这是中国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新,因而也乐为人所接受,特别是易于在中下层中传播,信徒趋之若鹜,而禅宗也一跃而成为中国佛学中发展最快、人数最多的宗派。传统的说法把六祖慧能描述成一个不认识字的乡下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如果慧能真是一个不能阅读经典只知碓米的粗工,就难以解释其和五祖初见时的对话以及后来他与神秀对偈时表现出的见识水平,更不能解释他本人所创的《坛经》中有很多从《涅?经》、《金刚经》、《楞伽经》、《法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和《菩萨戒经》中引来的经文。慧能的信徒之所以乐于将六祖描述成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大概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强调禅独立于任何学问和理智之外的特性;二是夸大慧能天生“悟性”的伟大。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一定的文化是禅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中国的禅宗则是印度觉悟的种子,植根开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的“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著名论断。 二 佛学说“空无”,道家说“虚无”,旨趣相投。虽然都宣扬出世的宗教哲学,但若严格区分佛、道,在不少问题上是不同的。如在生死问题上,佛法以有生为空幻,纵使延年,不能无死,主张“无生”。所以佛法主张涅?清寂,超脱轮回;道教主张修炼养生,“无死入圣”,超脱尘世,与生死问题密切相联系;在形神问题上,佛道两教的修养亦各持一法。佛教认为万物无常,主张精神解脱;道教希求长生不死,用各种道术和服饵吃长生不死之药求仙,主张“炼形”。 然而佛、道的相互吸收,互相摹仿,也比比皆是,如道教经典《太平经钞》甲部叙述老君诞生的奇迹,有九龙吐神水的说法,这本是释迦牟尼降生的瑞应之一。又如北魏寇谦之撰写《老君音诵诫经》,这种戒律的形式是摹仿佛教的。他还采取了佛教轮回报应的学说。道教《西升经》提出“伪道养形,真道养神”,已开始抛弃道教炼形的主张,与佛教涅?思想十分接近了。同样,在佛教思想中也吸收了不少道教的长生神仙的思想,如南岳慧思在《誓愿文》中提出“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愿借外丹修内丹。”这是佛教受道教炼丹术,求长生的思想影响。当然在历史上,佛、道两教也因争夺政治地位和宗教的正统地位发生矛盾和斗争,甚至反映到各自的经典上,如道教的《玄妙内篇》和佛教的《佛说申日经》。但元、明以后,佛道两家虽有宗教信仰的不同,在理论上又互相通融。甚至道士到了没有道观的地方,可以跑到和尚庙里去挂褡,和尚也是如此,必要时可以跑到道观里去挂褡。每遇上殿念经的时候,也须随众上殿,不过各念各的经。甚至出现道观中供观音,佛寺里塑八仙的现象。不少的文学作品和故事小说,也反映出这种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相互渗透的微妙关系。 魏晋时儒家的“周易”和道家的《老子》、《庄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玄之又玄的“玄学”理论,用以论证儒家的“名教”即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等封建文化的总称出于宇宙的“自然”魏晋玄学所讲的总规律——道。由于玄学强调天道无常的虚无观念,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佛教的般若学大都用玄学的道理解释佛经,但由于玄学远离实际,提倡形而上的纯概念的烦琐哲学,且清谈成风,缺乏生命力,不像佛学在修证上下功夫,以致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禅与儒家的理学关系更为密切,不仅宋代理学大儒们,在其毕生治学经历中,都有过“出入佛老”的记载,北宋程明道的名著《定性书》,揉和《庄子·齐物论》的内义和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的道理。程伊川的名著《四箴》,除了发挥孔子的仁学以外,所有内外功用的内义,竟和志公禅师的偈颂相似,类似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尽管理学家们在其后来是如何推排佛老,但在治学过程中,有很多吸收融合禅学的地方,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宋明以后,禅宗继续流传,其“明心见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同道家,儒家结合起来,形成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心学,程氏兄弟、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都扬弃了禅宗的宗教形式,直接吸取了它的唯心主义哲学内容,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晚清,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章太炎等学术名流,也都吸收了佛教思想来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了启发和鼓舞作用。 三 以“明心见性”为宗旨的禅宗在中国生根兴盛之后,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冲击和滋润着中国原有的文学艺术之各部分。 首先是佛教学术思想的输入,引起了翻译经典事业的盛行,天竺和其他诸佛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印度文化如文学、音乐、舞蹈、雕塑、建筑、医学等也伴随而来,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长期的翻译实践和经验积累,促使翻译质量的提高。隋时释彦宗在《辩证论》中总结的做好翻译工作的八个条件,符合翻译的基本规律,时至今日仍值得译家重视。从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可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在。佛经的传入也丰富了我国的语言词汇如“世界”、“实际”、“觉悟”、“真谛”、“解脱”、“缘份”等等均是佛学语言大众化的例子。据说因佛典翻译,我国语汇增加3万5千多个。 其次,名僧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僧肇等人创作的佛教的著作,影响深远。而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既是思想和哲学性的,也是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文学。 佛教教义与禅学的慧命,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壮大的原因,不仅因其教义本身具有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丰富的学术思想,还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进而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禅宗本来是不立文字,更不用借重文学以鸣高,但禅宗自唐、宋以后的禅师们,都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 第三,由于禅可以安顿人的思想和感情,得到一个自我安心的功效,而文学作品特别诗词,要反映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必须有一种超越现实,使情绪和思想另有寄托,升华到类似禅的意境。加之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不象现在这样分门别类,知识过分专门化,而是同时具备文学、诗词、歌赋的基本修养 ,史学上通古博今的见解,人生基本修养的哲学,乃至琴、棋、书画等艺术知识,都是必修的科目。这样一来,禅的影响就波及到各个方面。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鼎盛期,其中的杰出人物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的作品,无不明显涉及佛、道。如王维的《梵体诗》,通篇禅语,他还通音乐,精绘画,其存世的画作《伏生授经图》也体现了禅的思想;白居易的《读禅经》诗中写道:“ 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到了宋代,大部分名诗人几乎无一不受禅宗思想的熏陶,写出了清华绝俗的作品,王安石、苏东坡、陆放翁、杨万里均是如此。经常被禅者引用的苏东坡诗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及其庐山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说明了参禅的过程。至于唐、宋方外高僧如寒山子,道济俗称济颠诗作的禅意就更不必说了,道济的绝笔之作:“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若以诗境而论诗格,他与宋代四大家范成大、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如以禅学的境界论诗,几乎无一句无一字而非禅境,其实禅师们的偈语如神秀和慧能的唱和,本身就是体现禅意的诗作。不仅是诗,就是宋词,如辛稼轩;元曲,如刘秉忠均受禅的影响,至于戏剧更有“戏不够,仙佛凑”之说,无论喜剧还是悲剧,大多体现人生世事的因果报应定律。《西游记》、《封神榜》自然全是佛道思想,《聊斋志异》几乎全盘用狐鬼神人之间的故事,衬托善恶果报的关系。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更是一开端,便以一僧一道出场,各自歌唱一段警醒尘世的警语与禅机,就是以史实为据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也开篇就使用一首四川成都杨升庵写的《西江月》词作为对历史因果循环观念的总评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果用哲学的立场来讲历史的观点,罗贯中引用的这一首词,便是《金刚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在文学境界里的最好注释。 总之,禅已深入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将来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 由禅师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怀海禅师,改变印度传统的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从事农耕,自给自足,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这一重要改革是有利于佛教生存和发展。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建立理学的门庭,就是讲学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学精神的影响,甚至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密切,影响重大。 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之通称,在其自身的发展和对外的传播过程中,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事实上都在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发挥过很多重要的作用。其中需要特别提出有两点,其一,禅的发展和传播加强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加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经贸政治关系的发展;其二是东方的禅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佛教融入中国的文化之后,不仅产生了佛教的革新派禅宗,而且进行了两件足以影响后来佛法命运,增强其慧命的光泽。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二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华严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的礼乐为主的制度,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佛教经历了中国的各次社会动荡,仍在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壮大,而且把中国化了的佛教又进一步推向世界。苻坚于372年遣使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句丽,为朝鲜佛教之始,之后来华学佛的僧人络绎不绝,新罗沙门法朗于贞观年间入唐,从禅宗四祖道信受传心要。中唐时代新罗王族金地藏渡海来华,在九华山创立地藏王菩萨道场。九华山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越南前期弘传的禅法者是毗尼多流支,他在中国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后而传入的。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而且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五山文学。其后日本派遣来华的正副使节,多为五山僧侣担任。由于禅宗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宗,为了适应美国生活,宗教活动一般安排在星期天上午在佛寺中进行,在钢琴伴奏下,诵读英译佛经,类似于教会活动,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 禅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目前学术界关心的热点之一,禅固然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在西方生根,但现代向西方学术界介绍禅最得力和最有影响的要算日本的铃木大拙博士及其学生阿部正雄教授。净慧法师认为,也包括近年不胫而走的气功在内,在西方掀起了“禅学热”。气功与禅有关,但并不是一回事。佛 门强调的是以解脱生命涅?、普渡众生为目的,是无求、无为的出世法,而气功则是健身、长寿,有求有为的世间法。传播与受到认同并不是一回事,那么西方为什么会对禅表现出热情呢原因可能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禅的本身。大家知道,西方传统影响的根源来自希伯来人和希腊的哲学思想,而这二者的影响在精神上都是二元性的,希伯来主张上帝绝对超越这个世界,绝对与这个世界相离;希腊人则循着理智的方向把实在分割为理性世界和感官世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但把理性看作最高和最有价值的功能,甚至看作人格的中心。而禅重视直觉超过重视理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现代文化的发展,包括天文学中所说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与禅的思想是接近的。因为世界并不是一切都井然有序和完全的,这已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建立的测不准原理、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于1931年证明的形式数论系统的不完全定理所揭示。不仅如此,本世纪西方的美术家无论是绘画和雕塑都在突破和反抗传统而转向亚洲艺术、非洲艺术中去找灵感。而禅所寻求的主要是超越于理智思考活动之外的具体而单纯的东西。西方人并不觉得禅是一种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却又非常微妙的东西,相反的,当代对禅的最大赞颂不是来自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来自实用心理学家,因为他们对禅在治疗方面的作用产生了热烈的兴趣。目前,在西方世界掀起的“禅学热”正方兴未艾,如何回应禅学日益受到瞩目的殊胜因缘,是值得我国佛教界、学术界乃至气功界认真努力的。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探索出一条沟通汇合东西方文化的渠道是必要的。阿部正雄教授及其先行者铃木大拙等人的壮志宏愿就在于此。阿部正雄指出,禅基于“自我觉悟”,是悲智双运在实践中当下体悟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活泼泼的哲学。禅可纠正西方实体性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之偏。禅若欲为处于一体化全球时代的人类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也必须从西方思想中汲取养料,充实自己的“空”和“非思量”的立场,显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需要有一种汇合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文化,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趋向。然而,这种一体化的文化,既不是某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将两者镶嵌或混合,而是在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创立出一种崭新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化,这当然不是只靠少数学者所能完成的事,关键在于东西方亿万人民之间长期充分的交流和实践。 参考文献 1《世界宗教》美LM霍普夫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4《中国禅宗语录大观》袁宾编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六祖法宝坛经》上海佛教协会印。 6《中国佛教史略》邱明洲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佛教手册》宽忍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8《禅与生活》日铃木大拙,刘大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9《禅宗与道家》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禅与西方思想》日阿部正雄著,王雷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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