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
　　熊文彬
　　飞来峰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与灵隐寺隔溪相对,海拔209米,原名灵鹫峰,因传说从印度飞来,遂以飞来峰而著称于世。飞来峰比邻美丽的西湖,林木青葱,溪流潺潺,峰回路转,景色迤逦,美不胜收,佛教传入中国后成为杭州重要的佛教圣地。五代、宋、元的大小佛教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分布其间。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五代造像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青林洞附近。其中西面洞顶悬崖上的“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和势至菩萨组像镌有后周广顺元年（951）造像题记，是飞来峰现存纪年最早的石刻造像；宋代造像形制较小，多集中在青林洞和玉乳洞洞内及其附近。元代造像是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不仅数量最多，形制也十分巨大，现存造像六十七龛，大小造像一百一十六尊。其中有四十六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六十二尊为汉式风格造像，八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体、规模庞大、绝无仅有的大型石刻造像群。?一、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出现之历史背景?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的出现肇端于元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礼遇和崇拜。蒙古王室同藏传佛教的正式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1247年阔端汗和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谅州的会面，尽管1227年前蒙古通过西夏对藏传佛教就有所了解，因为当时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僧人在西夏活动。正是此次历史性的会面使蒙古兵不血刃，顺利地统一了西藏。阔端汗和蒙哥汗等早期蒙古汗王及其王室成员通过对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了解，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后也极力推崇藏传佛教，不仅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1260年封萨迦派僧人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事务,而且自己还接受宗教灌顶，学习佛法。忽必烈在设置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和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的同时,设立了掌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1270年,封八思巴为帝师,统领元朝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 藏传佛教在元世祖的大力支持和大元帝师八思巴的全力宏传下，很快在上都和大都北京的皇室流传开来,佛教在元朝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和皇室成员都竞相效法元世祖,推崇和修习藏传佛教。以八思巴为首的藏传佛教高僧频繁地往来于西藏和元廷,出没于皇宫内外,为皇帝和皇室成员讲经说法,主持灌顶,举行祈福、超荐亡人、祭祖和求雨等宗教仪式。《元史·释老传》对此有明确详细的记载，这些法事的规模十分巨大，朝廷每年为此要耗费大量资金。以延佑四年为例，仅内廷佛事所供用斤计算就“用麦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元朝宫廷推崇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规模和程度于此可见一般。与此同时，元朝分别在大都和上都修建藏传佛教寺院，供奉藏传佛教佛像，在此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据文献记载，其中最著名的寺院有动工于1270年12月、历经近4年时间于1274年3月修建而成的大护国仁王寺、1308年修建的大承华普庆寺，1326年改建的大天源延圣寺，1329年修建的大承天护圣寺，1279年开始修建、1288年完工的大圣寿万安寺及其寺内修建的白塔（即今北京之白塔寺）。其中，白塔寺中的白塔和居庸关的过街塔塔基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此外，元朝每年还要分别在北京和上都举行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迎请白伞盖佛事活动，整个活动历时十六天。参加成员上至皇室、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迎请白伞盖佛母，周游皇城内外，凡参加者皆政府发给铠甲、袍服、器仗，整个队伍首尾排列三十余里，整个都城的百姓都前来观看，场面十分壮观。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1276年）攻陷临安（今杭州）后，杭州遂成为元朝在江南宏传藏传佛教的中心。1277年，朝廷在江南设立管理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江南佛教总统府，并任命杨琏真伽出任总统一职。随后又设立掌管江南佛教事务的专门行政机构行宣政院，大兴佛法。1281年，由于道教在与佛教的辩论失败之后，许多道士因此改信佛教，成为佛教僧人，不少道观也被改成佛寺。仅在1285至1287年的三年时间内，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就恢复了三十余所佛寺。南宋故内有五座宫殿即垂拱殿、芙蓉殿、和宁门、延和殿和福宁殿也分别被改成了报国寺、兴元寺、般若寺、仙林寺和尊胜寺。杨琏真伽同时还发诸宋陵，并在其上修建藏传佛教佛塔，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在江南宏传的序幕。与此同时，据藏文记载，帝师八思巴又派他的亲传弟子却吉衮布到江南传法，这些弟子又层层相传，佛教当时在江南因而极为兴盛。值得一提的是，杨琏真伽改宋宫为寺和在宋陵上建塔最初是想借用藏传佛教的神灵来压南宋的王气。杨氏也正因其所作所为和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行径而遭到了江南人民的憎恨,他在飞来峰为自己镌刻的石像后来被明代杭州知府陈什贤和散文家张岱斩首示众。
　　二、造像内容
　　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主要分布在冷泉溪南岸的傍溪栈道一线及其两侧的理公塔、龙泓洞、通天洞和呼猿洞各洞洞口附近。主要由诸佛、菩萨、佛母、护法和少量的大成就者及僧人造像组成，其中佛像最多，菩萨次之，佛母再次之。 诸佛造像在飞来峰共有十三尊，主要由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无量寿佛和大日如来佛等组成，其中尤以无量寿佛造像最多。释迦牟尼佛像按造型划分有坐式和立式两种造型，按形制则有单尊和组像之分。龙泓洞口上部的第13龛和第10龛释迦牟尼佛为坐式造型和第12龛立式造型均为单尊造型。在前两龛中，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端坐于莲台之上，均高螺髻，袒右肩，右手下垂作触地印，左手置膝作定印，其中第13龛左手还持有法轮，均系释迦牟尼佛的典型造型；而第12龛则站立在莲台之上，右手作与愿印，左手作说法印，系释迦牟尼佛的标准立式造型。呼猿洞第70龛则为三尊一铺的造型，释迦牟尼佛居中，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分别排列左右，均为坐式造型。据造像题记，此龛由杨琏真伽施造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作品规模巨大，雕刻精美，堪称飞来峰同类题材中的杰作。无量寿佛均为坐式造型，有单尊造型和组像之分，其中前者造型最多。单尊造型均于莲台上结跏趺坐，双手置膝结定印，其中一种造型持有甘露瓶，为其象征法器，壑雷亭对面悬崖上的第60龛造型为同类造型中的典型代表。据造像题记，此龛由杨琏真伽施造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冷泉溪南岸的31龛、呼猿洞第65和70龛无量寿佛造像为三尊一铺造型，其中前两龛造型相同，为无量寿佛和观音、势至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而后者胁侍则为文殊菩萨和度母。药师佛和大日如来佛表现较少，仅有一处,分别为龙泓洞口上部的第16龛和青林洞第2龛。前者为药师佛，左手呈定印，右手持药丸，结跏趺端坐于莲台之上；后者为大日如来佛，为文殊和普贤菩萨组成的“华严三圣”。据造像题记，该龛雕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是元代飞来峰创作最早的佛像。 菩萨造像是飞来峰表现的主要题材之一，主要有观音、文殊、普贤、金刚手大势至菩萨和金刚萨锤菩萨等像。观音在飞来峰菩萨造像中数量最多，按形制有单尊和胁侍两种，按造型则有掐珠手观音、圣观音、四臂观音和狮子吼观音之分。其中，四臂观音和狮子吼观音最具藏传佛教密宗造像风格。第15、36和64龛均为四臂观音造型，其中第15龛为三尊一铺造型，左右胁侍现已不存。为一面四臂造型，头戴五佛冠，身着菩萨装，项圈、手镯、臂钏严身，双目含慈，主臂当胸呈合什印，其余二臂分持念珠和莲花，结跏趺坐于莲台。第49龛为狮子吼观音，高髻著冠，着虎皮，呈轮王座坐于狮子座上，由于右壁坍塌，右面和右臂俱以不存，乘骑狮子也被岩石掩隐。像后右壁雕有三叉戟，左壁为莲花，上立一剑，造型与藏传佛教同类题材相同。观音身体魁梧，威严慈祥，极为优美。飞来峰文殊菩萨共有四尊，两尊为胁侍，两尊为单尊,其中两尊单尊造像为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型，分别位于通天洞东侧和冷泉溪南岸。前者头著五佛冠,呈跏趺坐,身体呈“S”形,左手持莲花,上托象征智慧之经箧,右手上举,于脑后举象征斩除无明的利剑；而后者除端直的身躯和右手的造型略为不同外,其余造型相同。在此,文殊菩萨右手作与愿印,莲枝雕于手后壁上,其上托剑。均为藏传佛教寺院文殊造型中流行的典型样式。普贤菩萨数量较少，除冷通天洞第31龛骑象文殊系单尊造型外，其他均为胁侍。31龛文殊雕于1290年,造型巨大，龛高2·8米、宽1·71米，文殊高1·88米，头戴宝冠，冠上饰化佛，双腿呈游戏座坐于莲台上，右脚踏莲，其下为大象，人物的刻划充满了浓郁的汉式造型风格。通天洞口第23龛金刚萨锤菩萨和第25龛的金刚勇识菩萨系典型的藏密风格造像。金刚萨锤为善相造型,头戴五佛冠,背倚月轮,坐白莲花,右手当胸持交杵金刚,左手持金刚铃安胯上,整个造型同藏传佛教寺院流行造型相同。在藏传佛教中，金刚萨锤为胜初佛。龛顶镌有梵文经咒和汉文造像题记，据题记，为藏人沙里兼赞施造于至元二十五年八月。金刚勇识为一面二臂，头著五佛冠，菩萨装，全跏趺坐，双手当胸交叉，分持金刚杵和金刚铃，造像独特。 佛母是藏传佛教密宗造像的一大重要题材,在飞来峰造像中主要有度母、大白伞盖佛母、顶髻尊胜佛母、摩利支天、般若波罗蜜多佛母等造型。飞来峰的度母造型有三尊，两尊为单尊，一尊为胁侍，冷泉溪南岸第47龛绿度母为其中的典型代表。绿度母头著五佛冠，呈游戏座坐于莲台，右脚脚踩莲座，右手持莲花，当胸作说法印，左手下垂，于膝部持莲花,作与愿印。大白伞盖佛母位于通天洞口第22龛，为度母之一,即元代北京每年迎请之大白伞盖佛母。大白伞盖佛母为坐式，像高1·54米，菩萨装，一面两臂，额开慧目，结金刚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当胸持象征法器白伞盖。龛楣镌有汉文“一切如来顶髻中出大白伞盖佛母”名号和梵文经咒。顶髻尊胜佛母共有两尊，均为三面八臂坐式造型。其中壑雷亭对面的第55龛的布局极为独特，系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型。顶髻尊胜佛母位于塔龛正中，每面具三目，主臂当胸,右手持交杵金刚，左手持绢索，作转法轮印；其余左面三手分别持宝瓶、作定印，持弓，施无畏印；其余右手分别托化佛、持箭和作与愿印。左右两侧为立式胁侍观音和金刚手菩萨，其外两侧分别雕有两尊明王，分别为不动明王、欲帝明王、蓝杖护法和大力明王，手持不同法器。塔顶两侧为云团，两身供养菩萨持供品飞凌其上，造型生动传神。摩利支天在飞来峰也有两尊造型，为第41和50两龛。二者造型相近，均呈游戏座坐于莲台，莲台之下为其座乘猪，右手作与愿印，左手持谷穗。第60龛为般若波罗蜜多佛母造型，像高1·55米，菩萨装，全跏趺坐，双手当胸交叉，分持莲花，花上分托象征智慧的梵箧，与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同类造型相同。 飞来峰的护法主要以布禄金刚、金刚手和多闻天王为主。理公塔附近的第7龛黄色布禄金刚，又称宝藏神，为专司财宝的护法神。大腹赤露，半跏坐，右手持如意宝珠，左手抱吐宝鼠鼬，右脚踏象征财富的海螺，龛右壁上莲花置宝瓶。第8龛密宗金刚手造型也具有护法神的性质。金刚手头著宝冠，饰化佛，方面大目，赤身露腹，展右立，右手持金刚杵，左手作期克印，四肢粗壮有力,造形与同期西藏夏鲁寺壁画中的造形完全相同。第46龛的多闻天王系飞来峰形制最大的造像，集护法和财神功能于一身。多闻天王身披铠甲，戴宝冠，右手握宝幢，左手抱吐宝鼠鼬，骑于青狮之上。青狮造形巨大，肌肉饱满，威武雄壮，四肢撑开，跃奔于莲台之上，动感极强。 ?此外，飞来峰还雕有一龛大成就者和僧人造像。前者为第62龛密理瓦巴，后者为第44龛的杨琏真伽造像。两龛均在明代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前者尤为严重，而且颇具艺术价值。密理瓦巴系古代印度修习密宗、卓有成就的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深受后世藏传佛教教派的推崇。在此，密理瓦巴全身赤露，身体后倾，腰系禅定带，右手定日，造像甚为独特。像左为两身胁侍，分持宝瓶和宝钵以献，躯体轮廓十分优美。
　　三、造像风格
　　飞来峰造像据造像题记,创作于1282至1292年这十年左右,从其布局来看，似乎从青林洞开始，沿冷泉溪一线至呼猿洞分数次创作而成。从表现题材来看，无量寿佛、观音、度母和财神较多，反映出施主祈求元朝基业永固，皇帝和施主本人寿比南山、福运昌隆的思想。 佛龛和佛像的形制都十分巨大，多闻天王龛最高，高达3·10米，像高2米，为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石窟造像之少见。龛多为方形和长方形，顶部为拱券或平顶。莲座大体有三种形制，一种较扁平，莲瓣略呈方形，沿饰连珠纹；另一种莲座较宽高，莲瓣相应瘦长，其上覆盖袈裟,而另一种则为十字折角的须弥座莲座。人物造形和装饰体现出三种既互有联系而又井然有别的风格。 汉式风格具有浓烈的唐风遗韵，诸佛佛、菩萨身体丰腴, 面颐饱满,额头较为圆润,眼睑丰满,耳垂圆大厚重,肉髻多呈馒头状,衣纹精美富丽。其中，第10龛的掐珠手观音和65龛的圣观音造像颇具代表性。掐珠手观音双手于腹部相叠,右手持念珠,亭亭玉立,大眼小唇,典雅庄重,颇具唐宋仕女之风。圣观音临溪而坐，一手靠几，一手垂膝，衣纹轻垂于岩石之上，同水月观音造像极为近似，于典雅庄重之中透露出几分闲适之感，别有一番情趣。 ?而典型的藏式风格的造像则与此有别,佛多高螺髻,额头平广,额角分明,眉眼细长,耳垂尖巧细长,袈裟多袒右肩,莲座边缘多饰连珠纹。菩萨和佛母多戴五佛冠，宝缯飘垂，面型多成芝麻面，佩圆形大耳当，饰臂钏、“U”字形项链、手镯和脚镯，珠宝缨络严身,身体多呈“S”形造形，曲线流畅优美，如通天洞口的大白伞盖佛母、文殊菩萨和冷泉溪南岸的绿度母等均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护法多呈怒相，面部方圆，圆瞪怒目，呲牙咧嘴，毛发竖立，四肢短小粗壮，腹部凸隆，整个造形孔武有力，令人大有望而生畏之感，力图用外在的形象来展示内在的慈悲与浩寂，理公塔附近的第8龛金刚手即是这一风格的典型写照。飞来峰密宗造像风格与同时期西藏夏鲁寺和萨迦寺现存壁画和雕塑的风格几乎完全相同。 汉藏混合的造像风格是飞来峰藏传佛教密宗造像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一风格将藏式佛像的样式和服饰同汉式风格中的人体造形特点和莲座风格完美地融于一体，开创了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先河,对明清宫廷和内地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泉溪南岸的文殊菩萨即是其中成功的范例。此尊文殊菩萨的五佛冠、圆形大耳当、佛冠后飘举的宝缯、手印和法器等都是一遍藏风，而丰颐的面部造形、身上的袈裟及其衣褶和莲座上悬瀑的袈裟造形及其褶纹的处理则体现出强烈的汉式风格特征。 唐宋以来，石窟造像大有日落西下之势，很少有形神兼备的大型石窟造像。因此，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朝在杭州等内地修建藏传佛教寺院，创作藏传佛教造像，与忽必烈以来的历代元朝皇帝信仰藏传佛教有关，而元朝皇帝信仰藏传佛教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正如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所言：“杭州西距藏族地区五千里而遥，且已逾中原而近东海之滨，其地所以出现各类藏传佛教遗迹，实多由于政治原因；此诸政治因素，正是藏族地区作为中国版图之一部早已开始于六七百年之前的重要史实，”故而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