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
　　李 明 友
　　内容提要：太虚大师全面考察了佛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受中国本土老庄派自然哲学、孔孟派人伦哲学、民间习俗的影响所形成的特色，并指出，最重要的特色是禅宗佛学，这是中国人接受印度佛学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关 键 词：禅、禅宗、中国佛学
　　中国佛学源自古印度，是印度佛学在古代中国的流播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之于印度佛学，中国佛学有何特色？而这种特色又是怎样形成的？它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仍在研究、探讨，力图给予比较恰当的说明。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太虚大师就曾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探索。他剖析佛教自身的特点及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对佛教的深刻影响，提出了“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的重要观点。太虚这一观点，对我们认识、把握中国佛学及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8年10月，太虚在访问欧洲期间，曾于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作“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的演讲，此演讲稿分五部分：佛学的发源、佛学在印度的流行、佛学在中国的流行、现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个中心、余之佛学新运动。在演讲中，太虚指出，佛学发源于古代的印度，在中国的流传也已有二千年的历史，承受之深博与发展之弘运，实为佛学的第二源海。中国全盘承受了印度所传来的小乘大乘佛学，且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伟大悠远基础上，更展开了中国佛学的许多特色，太虚将中国佛学的特色，归纳为四点：
　　第一，以中国老庄派的自然哲学为影响，开展了普遍的远微玄妙，特别是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的玄义理论，并养成一般佛教之洒脱的高逸的淡泊的山林素朴风尚。
　　第二，以中国孔孟派的人伦哲学为影响，开展之注重人类的伦理道德，先养成贤善的人格，再渐由菩萨行以进佛果的理论和事行；而表现为调和大小乘律的南山律宗及禅宗丛林清规，与天台、华严的宗义。
　　第三，以中国民族重生怀死，畏神敬祖、趋福避祸之一般俗尚为影响，传习至今流行中国民间的密宗、净土宗的佛教，且为一般外国人所观察到的佛教。
　　第四，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身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
　　以上关于中国佛学的四个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最重要，即指禅宗。太虚明确指出：“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惟中国佛学握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 ① 太虚将禅宗称作“核心”、“骨髓”，就是说明中国佛学的四个特色中，第四个特色即禅宗佛学最重要，所以他称作“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
　　时隔15年，即1943年下半年，太虚于汉藏教理院讲《中国佛学》，进一步指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太虚善于哲思，他在讲演开头便对“特质”和“禅”，从概念上作出界定。何谓“特质”？太虚说：“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许多因缘和合乃成，而所成的东西，一个有一个的特质，一类有一类的特质，因为他各有各别不同的特殊质素”。 ② “特质”即“特殊质素”，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何谓“禅”？太虚说：“这里所说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也当然在内；今讲之禅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的，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禅那即静虑之意，就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所以禅那虽可名‘定’，而‘定’中有观、有慧，方为禅那之特义，故禅那亦云禅观。” ③
　　在太虚看来，“禅那”是禅定与观想并行，所以也可称“禅观”。禅宗成立之前，禅观即流行，所以说其意义比禅宗之禅来得宽广。
　　对于中国佛学之所以形成以“禅”为其特质的原因，太虚则从“梵僧的化风”与“华士之时尚”两方面来探讨。
　　其一，梵僧的化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传教者，不管来自印度的，还是西域各地的，统称为“梵僧”。而梵僧教化的风度极佳：（一）端肃之仪态：在当时到内地的梵僧，大概道德高深，学问渊博，他们行住坐卧四威仪，态度端严，使人肃然起敬。（二）渊默之风度：他们因深有修养，其幽深寂默的风度，使人见之，觉得深入可测。（三）神妙之显扬：他们智慧既高，种种方技、神咒、术数也极其精妙，且其修禅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也常有流露，这种以神异显扬的力量，功尤显著。（四）密奥之探索：佛法初来之摩腾、竺法兰及汉、魏、晋初之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等，所至有神德感通；这在《高僧传》中处处都有记载可知。……故这些梵僧皆能使人崇敬，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观感，使一般趋向修学的人，皆视佛法为深奥神秘，肯死心刻苦探索。太虚特别指出，“当这些梵僧来华时，中国文化已经发达很高，他们从端严寂寞之中显其无穷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种高深莫测而极欲探索之心。这在达摩来华后，亦即以此成为禅的风化，学人皆从禅中去参究，探索其秘奥，遂即成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 ④
　　其二，华士之时尚。佛教初传中国时，当时中国的社会风尚如何呢？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已相当发达，一般“华士”之思想，皆尚简括综合的玄理要旨。在言谈上也推尚隽朴的语句，或诗歌之类，要言不繁，能实在表示出精义。至于一般士君子品行，也唯清高静逸是崇，如竹林七贤等，皆从事于高隐静修。在生活上，重于自食其力之俭朴淡泊。如诸葛亮、陶渊明二人，在当时可算作士人的代表，最为全国人所敬仰。诸葛亮与陶渊明皆躬耕田园，品格高逸而生活恬俭；所写诗文皆简要精妙；他们读书都只观大略，不求甚解，不尚言论辩析。有人说渊明得主也可成为诸葛；诸葛不遇刘备亦可成为渊明。此为中国一般大夫之崇尚。所以太虚指出：“佛法由梵僧传入，在通俗的农、工、商方面，即成为报应灵感之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思想之玄要，言谈之隽朴，品行之恬逸，生活之力俭，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等简要的佛学，适合当时文化，机教相扣。同时乐于山洞崖窟，过其简单生活，禅静修养；遇有访求参问者，为示简要而切于实际之要旨。如此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禅之特质。” ⑤
　　显然，印度及西域各地的僧人来中国传教，使中国士大夫领受了印度的佛学，而中国士大夫玄简高逸的时尚又决定了他们选择习尚禅定的佛学。当然，在当时传习上，也曾有过重于律仪，以小乘律行化，虽少数人学，但终不能通行，又传习过毗昙、成实、中论、唯识、因明等重分析辩论的佛学，但由于烦琐，不能握其简要，也昌盛不起来。只有习尚禅定的佛学因适合士大夫玄简高逸的时尚而得到流行。所以，太虚特别指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半由中国原有之士人习尚所致。因为若抽去此士大夫思想关系，仅由敬崇梵僧则变成神咒感应之信仰，或成为乐着分析辩论之学术。” ⑥
　　任何一种宗教，都在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调整，革新宗教理论，就必须一方面要了解自身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一方面要回顾自身的历史，清楚其来龙去脉，并对其历史重新认识，反思其传统。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的复兴和改革，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揭示“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是服务于复兴、改革中国佛教的总任务的。比如，在太虚生活的年代，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很是热门，密法的传播也成一时的热潮，这是不是就是中国佛教的复兴呢？如果你认识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你就不会被一时之热所蔽，而坚信中国佛教的复兴仍在于禅。再如，人生佛教是太虚为调整、变革佛教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而提出的，他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流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人生佛教根据的就是直探佛陀觉源心海的禅宗，不过，要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改写成“直依人生，增进成佛”或“发达人生，进化成佛”罢了。 ⑦ 。可见，关于“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的观点是太虚大师构想人生佛教的重要依据。不言而喻，太虚大师关于“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它对太虚大师当年从事佛教革新，建构人生佛教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太虚大师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佛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促成中国佛教的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也同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太虚大师全书》第4册第929—930页。
　　②《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49页。
　　③《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0页。
　　④《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1—552页。
　　⑤《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2—553页。
　　⑥《中国佛学》，《太虚大师全书》第3册第553页。
　　⑦《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太虚大师全书》第47册第459—460页。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邮编：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