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经》以“割臂藏经”传入中土因缘的考据
　　作者：果滨
　　《法灭尽经》云：“《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化灭去，十二部经寻后复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见《大正藏》十二册页1119中）”。佛陀预言《楞严经》将在末法时第一部先灭去的经，不禁为《楞严经》的命运深感悲怆！
　　《楞严》的“石版经”于1093年最先被辽代的通理大师所选刻，亦为大师刻三藏石经的第一部。如果我们取整数来看，《楞严经》在一千年前已被通理大师所“预见”此经会“先灭”，所以早在一千年前，古德选刻经时早已列入最重要、最急切、最需要的一部大经（详于陈燕珠编《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页180）。
　　《梵网经古迹记?卷上》曾记载《梵网经》要东渡汉地的事云：“法藏师云：西域有十万颂六十一品，具译成三百余卷，此经序云：可有一百二十卷，又上代诸德相传云：真谛三藏将菩萨律藏拟来此，时于南海上船，船即欲没，省去余物，仍犹不起，唯去律本，船方得进。真谛叹曰：菩萨戒律，汉地无缘，深可悲矣（《大正藏》第四十册页689中）”！
　　笔者以为：或许《楞严经》真如虚云老和尚所说“此经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译只有十卷（详《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增定本》页598）”，《楞严经》是否亦是“汉地无缘，深可悲矣”！而般剌密帝三次偷挟，三次被追返，最后以“割臂藏经”偷藏入汉，是否亦是“此国人粗，岂有堪为菩萨道器（此话转借新罗?太贤大师《梵网经古迹记?卷上》中其对《梵网经》不堪为汉人根机之语。见《大正藏》第四十册页689中—下）”？
　　旧传《楞严经》是由般剌密帝以“割臂藏经”偷藏入汉，关于这个“传说”曾引起后人致疑，笔者在此特别探讨此事一番。“割臂藏经”之说，自古即盛传，记此事之典藉有：
　　一、明?钟伯敬之《楞严经如说》（《卍续藏》第二十册页761上）。
　　二、明?憨山大师《楞严经通议》（《卍续藏》第十九册页91上）。
　　三、明?通润大师之《楞严经合辙?卷一》（《卍续藏》第二十二册页275上）。
　　四、明?传灯大师《楞严经圆通疏》（《卍续藏》第十九册页415上）。
　　五、明?蕅益大师《灵峰宗论?卷六之二》之“安居止观山房序”及“劝持大佛顶经序”一文（详于《蕅益大师全集》第十七册页11110和页11112）。
　　六、明?乘时《楞严经讲录》（《卍续藏》第八十九册页890上）。
　　七、明?戒润律师《楞严经贯珠》页18。
　　据传《楞严经》在当时印度是为国宝及秘密之典，不容携出国外，而且当时印度王法规定：密法是不得擅携出国的。如果照《楞严经》在印度705年代的时代来算，当时的密教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西元690年，瞿波罗在恒河下流成立了波罗王朝，后来扩展到摩竭陀……在波罗王朝的护持下，“大乘佛法”，主要是“秘密大乘”，得到长期而畸型的隆盛。瞿波罗王崇敬佛法，在那烂陀寺附近，建欧丹多富梨寺（Uddandapura）。第四代达磨波罗王（Dharmapala766?829）时，版图扩大了，国势很兴盛。王在恒河边，建室利毗讫罗摩尸罗?吉祥超行寺”（见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页391）。
　　在瞿波罗王时代，密法的规定是不是“不得擅传出国”？笔者在《西藏古代佛教史》一书中找到相关的证据：按当时藏王赤松德赞（742～797西藏名Khri-srovlde-btsan）曾派遣毗卢渣那（Vairocana亦名遍照护）前往印度求密法。毗卢渣那至印度后，由一空行母的指引，得见诗列星哈（Sri Simha，亦名吉祥狮子），毗卢渣那即向诗列星哈求法。诗列星哈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当时王法规定，秘密法续是不得传出国外的。诗列星哈告诉毗卢渣那云：“但须非常秘密，如为国王所知，定将加以处罚，而有生命之危险（见敦珠宁波车著《西藏古代佛教史》（藏文）页87，今有刘锐之中文译本。香港金刚乘学会出版）”。后来毗卢渣那就用不为人知的方法，在晚上将所有十八部心部之口诀密法，用羊乳缮写于白绸之上（因羊乳一遇烟，字即可显现），偷偷地带回了西藏（以上说法均引见敦珠宁波车著《西藏古代佛教史》页87，和谈锡永著《大中观论集(下册)》页3?4。香港密乘佛学会出版。1998、11）。
　　不过这件事不久就被揭发了，印度人非常的嫉忌，就制造了谣言，说这十八部秘典是假的，让藏人对这几部秘典产生怀疑，最后终造成毗卢渣那被谪往叉华容（见敦珠宁波车著《西藏古代佛教史》页88）。这段历史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楞严经》的命运，是不是也因为“偷藏出境”而造成“伪经”之起？般剌密帝毕竟是位高僧，当他“传经事毕”，便匆匆的“泛舶西归”，回去印度接受“王法”的制裁。
　　从《西藏古代佛教史》一书中的记载我们如以得知：当时印度对密法的传授确有如此的规定。般剌密帝虽然比毗卢渣那是早了大约五十年，他是采取“割臂藏经”的方式偷藏出境，而毗卢渣那则是以“羊乳书于白绸”的方式偷藏出国。可见般剌密帝“割臂藏经”的传说就当时印度的密法传授的情况来看仍是有依据可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