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种是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宁愿参加后一组。因为后一组中伟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绝对超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组。”－－余光中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0月10日，他在南京的“媒体见面会”上对“诺奖”不以为然，称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人的文学奖，在评选过程中，对非欧洲和非英语的华语作家存有很明显的偏见，他建议，“华语作家完全可以设立自己的诺奖”。

文学奖评委仅一人懂中文

　 当被问及中国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余光中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持续100多年，是世界各大媒体都很关注的文学活动，而“诺奖”的分配是有问题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半是欧洲人，美洲人少一点，亚洲人最少，只有三四个。而在欧洲人中，北欧人占的比例很大，这是地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18个老头子里，只有一个懂中文，就是马悦然。而其他17个人一定懂瑞典文和懂英文，也可能懂得欧洲其他的文字。”因此，一个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为母语的作家，只要用自己的国文把作品写好，为自己民族所接受，就很容易被诺奖评审委员知道。至于翻译，英文翻译成瑞典文比中文翻译成瑞典文接近。所以这是一个不平衡的竞争，余光中认为应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西方人的文学奖。

谈及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原因，余光中说，第一因为它是世界性的，第二是因为瑞典的政权很稳定，是一个国王在公平地主持这件事，典礼非常隆重，并且瑞典宪法规定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使得国内政治比较稳定，这一点很重要。

诗人话锋一转，“我觉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种是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宁愿参加后一组。因为后一组中伟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绝对超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和马克·吐温，都没得过这个奖，所以得奖作家也没这么值得注意，我觉得不必跟着瑞典人起舞！”

华语可以有自己的诺奖

　　在回应快报记者“文学应当走市场化道路，还是在体制内依靠纳税人养活”这一问题时，他说自己在台湾也参加过类似的组织，不过会员没有固定的薪水。如果有固定的制度当然是个保障，不过可能也会使其他人受到一些约束。“我这么多年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自己投稿给报纸和杂志，没有严格地从属于某个文学组织过，也很少想到这个问题。”

在余光中看来，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有13亿，完全可以设立华语文学奖，因为华语的世界占了半边天。新加坡吉隆坡的“花踪文学奖”就是颁给华文作家的，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都获得过，王安忆和莫言就是其中的两个。此外，香港浸会大学也有一个“红楼梦奖”，颁给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作家，迄今已经办了2届。但这些奖项对媒体的吸引力都不大，世界华文作品奖项也只是刚刚开始开发。

媒体有责任鼓励文学

谈及现代诗被“冷落”这一问题时，余光中说其实整个文坛都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因为现在的媒体跟从前不同了，“读者”都慢慢变成了“观众”和“听众”，问题在于怎样把年轻人拉回来做“读者”。余光中觉得，读者是一个国家文化里很重要的一群人，因为看电影、电视剧和演出，听流行音乐，甚至听于丹和阎连科演讲，也还是观众和听众；更重要的就是独自一个人拿一本书，好好地读、想，细细体味。只有一个人在文字上的修养才能把书里的文章还原为作者心中想要告诉我们的话，才能还原小说的场景以及诗的意境，否则国家的文化会偏向另一边。

至于诗歌是否真的没落了，余光中说《诗经》也不过是很多民歌组成的，比如十五国风。现在不可能有十五国风了，因为现在的音乐流行起来不像过去那样，自下而上从民歌搜集起来，集成《诗经》；而是自上而下由媒体散布到四方去。对听歌的人来说，歌词就是他们的诗，满足了他们用文字抒情的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由教育来承担一部分责任，比如中秋节，同学们不一定要去唱卡拉OK或者烤肉，大家可以读一读李白写月亮的诗，或者讲讲嫦娥的故事。

　　此外，中国也不是每个朝代都是诗的兴盛期，李白在概述诗歌的历史变迁时就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说到这里，余光中莞尔，“我不觉得忧愁，不过文学有没有得到鼓励，媒体也有责任。”

南京唤醒金色的记忆

　　谈及南京，以及曾经在南京就读过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余光中说他此次南京之行的记忆是被嗅觉打开的。“金桂的香味就是金钥匙，打开了我金色的记忆，这就像母亲的体香之于婴儿那样，它使得我一下子回到大学时代。台湾地处亚热带，虽然水果很多，但四季花开不那么分明，桂花不很多，味道也不很浓。”

　　余光中说，一个人必须离开自己的祖国够远、够久才会有真正的“乡愁”。他去美国是在上世纪50年代，离开中国大陆40多年，那时候的美国社会跟当时的中国截然不同，这引起了他的乡愁，也引发了他对两种文化的比较，因此写了很多散文和诗。是美国养成了他深刻的乡愁情怀，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涉及更多的是政治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