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承上古民本思想，赋予“民”新的内涵与意义，由此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体系。他的民本思想以“爱人”作为情感基础，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以“为政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他的这一思想把殷商的民本思想传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最早发轫于殷周之际。《尚书》中就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反映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其实，“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这里的‘本’是根本、基础的意思。也就是说，人民，只有(‘惟’)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基础；只有这个根本、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传承并发展了上古三代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久远的、特别是西周的民本思想。孔子通过对“民”赋予新的涵义，为殷周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提出了以“仁爱”为基础的富民、育民、利民的政治方略和“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

1、 孔子思想中“民”的内涵及其意义

在孔子之前，“人”这一概念的使用是不完整的，作为类的“人”被阶级分化了，有些人并不被视为“人”，他们只是被贵族阶层役使的低贱的“民”。在《论语》中，也有“民”和“人”的不同表述。但是孔子主张“爱人”，这个“人”是涵盖了“民”作为类的大范畴。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在当时，管理马厩的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孔子对他的关心，是作为和自己同类的“人”的关心，是相对于非人的存在物而言的。因此，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人本思想，他以“爱人”之心给这一思想注入了丰富的人道色彩。

孔子认为，“民”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他一生所实践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仁之方，如果离开把人当“人”看，人与人平等的前提，在社会生活领域不过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在等级制的社会中，孔子不可能意识到今天民主社会中的平等原则。面对着因为出身不同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孔子鼓励普通民众“学而优则仕”，所以他更为赞赏的是“先进”而不是先天的“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春秋时期，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人先天被打上了等级的烙印，人的权利和义务因出身不同而不同。等级制度无情的剥夺了平民参与政事的权利，“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则给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行的渠道。任何人，不论门第贵贱，只要学有所成，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改变命运，实现报负。

孔子“重民”的思想中还包含着对民众生存权的尊重。孔子珍视生命，我们从他极力反对以人形作俑、马厩失火、遇到办丧事就哭等事例就可看出。所以对于战争，孔子更是深恶痛绝。管仲在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但不为公子纠殉死，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而孔子称许管仲为“仁”，正是因为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卒”，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民至于今受其赐”。

孔子还看到了民众的人格尊严，肯定民众人格的平等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正体现了个人的独立人格，是民众主体性的体现。“民”不再是完全被动的被役使的社会成分，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大社会政治力量，民意、民心是不可忽视的。

2、“爱人”：孔子民本思想的情感基础

孔子出身卑微，自幼艰难的生活境遇，使他对民众的疾苦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心，所以他追述上古爱惜民力的圣贤。综观《论语》二十篇，处处可见孔子博大的“爱人”之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就是“爱人”。孔子把“人”视为与己相同的同胞，对“人”的“爱”超出血缘的界限，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把仁爱的情怀扩展到了所有的人。告诫人们把他人当成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心存爱人、助人之情，用爱的原则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发自内心博爱的情怀，孔子对民众充满了同情，特别是对弱势民众，这是孔子强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当子华替冉子为其母请粟时，孔子说：“君子周急不济富”。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孔子对劳苦民众满怀同情和爱，关心他们的生活，把“爱人”从情感诉求落实到了民众的物质生活中，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此，孔子的民本思想内在地蕴含了富民、育民、利民等方面。

3、“富民”：孔子民本思想的经济诉求

孔子继承了周公保民、惠民的思想，“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面对社会动荡中民众生活的疾苦和无保障状况，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把足食放在了为政的第一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的爱人之情，并未停留在使民足食的基本要求上，在此基础之上，孔子主张富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富民”是统治者不可逃避的一项责任，对于这样的统治者，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这岂止是仁，一定是圣了。

在经济上，孔子一方面主张“富民”，另一方面对于富人则主张限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和不义与百姓穷苦之间的矛盾，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利。孔子一生游历各国，谆谆劝导为政者爱惜民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诸侯争霸的春秋之际，普通百姓往往是诸侯争夺霸主的牺牲品，对于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孔子深表同情，他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战乱、人民安定祥和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论语·公冶长》)爱惜民力的同时，孔子反对当权者的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利，特别是在灾年，主张国家更应该减少田租，先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而不是增加赋税，解决国家用度不足。

4、“为政以德”：孔子民本思想的政治理想

孔子不仅提出了“泛爱众”的爱人之说，并把它上升为对统治者的要求，提出了“德政”的学说，这是他的仁爱之心在政治领域的必然表现。“为政以德”的思想来源于周公的“德治”思想，孔子继承了周公对统治者严格要求、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对百姓宽松恩惠的思想，他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尧、舜、禹、周公这样爱民的典范。孔子重视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并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先决条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道德修养高、爱惜民众是孔子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当权者若为道德高尚的人，能起到带头作用，百姓也会跟着做善事，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可见，当权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政事的成败。

孔子还继承周公“慎罚”的思想，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宽松的政策治理天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理，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论语·里仁》)用礼仪教化治理百姓，这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何必要用严刑厉法威胁、迫害百姓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为政以德”德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不在统治者，而在于天下人。为政者治理天下首先要正己，然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治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某一国君的统治，而在于使百姓安康，这是孔子“为政以德”方略的实质所在。

5、“有教无类”：孔子民本思想的教育主张

在“爱人”的情感诉求下，孔子在经济上主张富民，政治上主张“德政”，同时在教育上重视教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看到了教化的重要性，“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他尊重普通民众的意识，提倡教化百姓，让百姓懂得礼义道德。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资质特点施教，而不是根据门第出身。他传授知识完全以被教育者的资质、兴趣为标准，不以被教育者的社会地位、财富状况为转移。在孔门中，许多出身卑贱的弟子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如颜渊身居陋巷，却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却以德行著称。可见，孔子对于施教的对象，是完全平等的。

在孔子那里，受教育者不论贫富贵贱，都拥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的教育观念和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主张是内在统一的，普通民众只有获得了与贵族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才有可能学有所成之后为官参与政治，接受教育是民众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径。这也体现了孔子“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综上所述，孔子的民本思想以“爱人”为基础，把殷商的民本思想传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他的这种民本思想与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却有着明显区别。对于“以人为本”，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当作价值主体或者是目的性存在物，把人的生存和发展看作一切活动的最高目的”。所以，“‘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因此，孔子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让君主“爱民”，即“为民做主”，并不是“由民做主”，这就与“以人为本”具有了明显的区别，也与现时代的“民主”有着本质不同。即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统治者对人民施点恩惠，‘为民’只是手段，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因此‘为民’也就是‘治民’之术；而现代民主观念‘为民’是目的”。

随着儒学的发展和儒家地位的提升，民本思想发展成为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继孔子之后，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告诫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对于不爱民的君主应视之寇仇、独夫，不必服从，完全有理由弑之。秦亡汉初，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告诫统治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皇帝作为天的代表，必须敬天保民，不可违天逆命，残贼百姓，否则，人民就会起来造反，而天也将会顺乎民意，改命他人为皇帝。这是因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秦汉以后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沿袭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历来“重民”的特色。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