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学校教育基本上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体现着明显的阶级性。在这种情况下，尊师重道、师道尊严，师生关系中难免有压制和盲从等糟粕的因素存在。这当然与长期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教育思想有关。但是，如果我们毫无质疑、不加分析地把一切都归罪于儒家教育思想，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教育思想的歪曲。事实上，原始的儒家教育思想是含有诸多的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因素的。其中，历来被封建社会尊为“万世师表”、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孔子，则是积极践行师生民主平等关系的。

第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作为一位伟大教师的基本品质。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虚心好学，孜孜以求，曾向老子问礼，向师襄问乐，直到晚年还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有渊博的知识，又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育出众多各种专门人才，因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大家。

第二，他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所以能做到因材施教。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恰当的回答，所谓“夫子教人，必因其才”，就是指此而言。如当冉求和仲由向他提出“闻斯行诸？”（做事情，是不是听到了就做呢？）的同一问题时，他便根据冉求和仲由的不同性格，作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回答和要求：“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求胆小怕事，遇事躲躲闪闪，需要鼓励他“进之”，增加他的勇气；子路则相反，他胆量“兼人”，敢闯敢冲，容易冲动，需要“退之”，压压他的勇气）。

孔子讲学图

第三，对学生有教无类，关怀备至。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他还身体力行，创办私学，不管出身如何，只要拜他为师，便收为徒弟。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有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有身穿蓑衣为其父推车的闵子骞，有躬耕瓜圃的曾参，有贫困交加的原宪，也有父为“贱人”的仲弓，还有“衣敞绣袍”的仲由等等。

孔子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对待这些出身低贱和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如《荀子·法行》中所说：“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拘，欲去者不止。”不仅如此，孔子对待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对谁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自我表白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徒弟们，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东西吗？）“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一点也没有隐瞒，一切都是向你们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孔子这段表白是肺腑之言。

这段记载足以说明，孔子对待自己的学生，包括跟自己就读的儿子在内，都是一律平等的，不偏爱，不私传“秘方”。孔子正是在这种“有教无类”的原则指导下，平等热情地爱护学生，关心和培养学生。所以，当时天下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有志青年，都纷纷投入孔门就读，使其聚集了三千多弟子，七十二贤人。

第四，教学相长，是孔门师生关系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孔子经常同他的弟子谈心，要求他们各抒己见；每当学生有所得时，他总是大加鼓励，如“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他还要求学生“当仁不让于师”，提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而且从不自以为是。如有一次他问子贡，你和颜回谁强些？子贡回答，他哪敢同颜回相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接着就说：“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在《淮南子·人问训》中，孔子说，子路“勇人也，丘弗如也”，子贡“辩人也，丘弗如也”。其自谦若此。孔子对于后生寄予无限的信赖和希望，他曾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韩愈在《师说》中，不但对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作了明确的规定，传道、授业、解惑。更为重要的是阐发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思想；论述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平等关系。因为所师的是道，而不是地位的贵贱和年龄的长少。并且强调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对孔子“教学相长”思想的最好阐述。

综上所述，作为儒家教育思想典型代表人物的孔子，是提倡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并竭力身体力行的。孔门师生关系中的民主平等因素无可辩驳地证明，原始的儒家教育思想是倡导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