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远尘),内明,禅宗-五明频道-学佛网

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远尘)

　　禅宗作为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的宗派，

　　自创立以来，一直主张不执着于语言文字，并且超越语言文字以顿悟自心的方式来明心见性。于是禅宗史上就出现了许多禅师在接引学人时，为了破除禅宗学徒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妄想，让他们在反观自心中触缘悟道。禅宗虽然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旨归，但依然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个指月之指。特别是在宋代以来，不立文字的禅宗，却走上了以语言文字来作为教化弟子的主要方式，出现了大量记录祖师公案和上堂法语的禅宗语录和以“绕路说禅”著称的偈颂。因此，

　　“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便成为禅宗的一个重要特色。下面就对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分别作简要论述。

　　一、不立文字

　　禅宗“不立文字”之说最早来自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示众说法。据《五灯会元》卷一载：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日：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围之。遂告曰： “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

　　这里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指不执着于文字，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认为的不要文字。禅宗“不立文字”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主张以心传心。

　　禅宗认为佛法乃一种终极真理，不可以言语诠说。南岳怀让禅师认为这种真理“说似一物即不中”，清凉文益禅师亦指出“我向尔道”的已是“第二义”，禅宗祖师往往以不说出来暗示禅宗的妙义无法用语言说出，而是直接诉诸接受者的心意感通。禅宗直面现实，把事实作为事实，语言作为语言来对待，认为语言文字只是人为的枷锁，它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真实的本体，执着于语言文字，反而束缚、阻碍了人们去把握人人本具的佛性。语言文字作为人际交往的工具，具有群体所共同遵守的普遍规则，而悟道往往凭个体的亲身感受，强调在个体独特的体验中参悟领会。

　　六祖慧能禅师是禅宗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更强调一个人内心的证悟。他曾认为，

　　“三世不是最重要的，经典至多是启发人们开悟的一种外缘，关键还在于每个人的自悟。”据此，慧能反对信徒执着于一部或者几部经典，而是强调要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能被经文所转。在《六祖坛经》中，有僧名法达，初听慧能教诲，曾问道：

　　“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慧能答曰： “经有何过，

　　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汝。”而后就为法达说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的著名偈颂。法达领旨后，

　　“亦不辍诵持”。这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该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着文字，被文字牵着鼻子走。

　　为了破除语言文字对禅宗学徒体悟自性的障碍，使学徒从对语言文字的执著、迷妄中解脱出来。禅宗祖师往往采用种种形象直觉的方式从主观上来示意、来表达或传递那些被认为本不可以表达和传递的东西。第一义即不可言说，于是就有禅宗公案里俱胝禅师的“一指头”、德山禅师的棒打、临济禅师的断喝等许多莫名其妙的动作。但其看似离奇，实则皆与拈花微笑如出一辙，不用言语而用动作宋开悟“心有灵犀”，因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落言筌，便成谬误；一经道破，已非真实。

　　为了冲破语言文字的束缚，禅师们往往以文字消除文字之执，命言破言，言下忘言，故意说些荒诞离奇的话，强调语言的主观任意性，有时说非成是，说是成非；有时称许，有时否定。既不符合日常的逻辑和一般的规范，也从无一个定法可循。这些怪诞的语言或动作并非早已宿构在胸，而是作为普度众生的手段，皆有临机而作的天真流露，往往迥出意表，非义所思，含有妙语解颐，；隽永无穷的机锋，目的在于把人们习惯上视为当然无疑的事理推向荒谬；置人于错愕之中，逼人回味，达到个体主体意识的参与，突现个体的精神，拓展自身的心理空间，将自身的独特体验带入语意的悟解中，从而自参自悟自肯，不断开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在回味中焕然冰释，得到启发和省悟。如《庞居士语录》卷一，

　　《庞居士传》记载，庞居士在贞元初年先到南岳参谒希迁，问：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希迁没有回答，用手掩其口，庞居士当即有悟。此后，庞居士又去江西参谒马祖。他同样问：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回答：“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禅宗认为，对于佛、真如等，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述的。希迁用手捂住庞居士的嘴，马祖说让他喝完西江水再回答，都表示了这个意思。同时，这也是为了扫除庞居士的情思妄见，让他们触缘开悟。

　　除了以言语的方式来破除学徒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唐代许多祖师还采用棒打口喝的方式，来暗示和启发弟子。采用棒喝方式比较早的祖师是马祖道一禅师。曾有学人问马祖道一：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二话不说，伸手便打，还说：

　　“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马祖的“喝”也气壮山河，曾使门人百丈怀海禅师“三日耳聋眼黑”，，海的门人希运听说后大惊失色。棒打方式的广泛使用源于青原系德山宣鉴禅师与南岳系的黄檗希运禅师。德山宣鉴即是用棒如雨点来接引学人的。《五灯会元》卷七“德山宣鉴”载：德山上堂，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

　　“某甲始礼拜，为什么便打?”师曰：

　　“待汝开口，堪作什么?”虽然没有发问，但已有了发问的念头，所以也要挨打。德山经常是对门人“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喝的广泛使用，则始于黄檗门下的临济义玄。临济义玄禅师是临济宗的祖师，他早年在黄檗禅师门下习禅，因此承袭了黄檗禅师严峻的禅风。临济禅师常以大声喝斥接引弟子，故世人称之“临济喝”以彰显他独特的禅教方式。临济禅师将喝作为验证弟子悟性和推动弟子开悟的方式，在多种说法场合中运用。如上堂时，师(义玄)对僧人说：

　　“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罕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义玄禅师认为喝斥是为了截断对学徒对语言的分辨执著。让弟子通过这一声大喝，能够去除妄念，佛性显现。禅师认为，学徒喝斥时，应当在自心中明白喝斥的意义。如果不明喝斥的要理，只是装模作样地喝斥呼喊，便成为瞎吆喝，对己没有任何益处。

　　义玄禅师之所以用喝的方式来教化弟子，是因为他认为，禅宗“教外别传”的心法，只能够通过反观自心的方式去体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的。一次上堂，有僧人问：

　　“如何是佛法大意?”义玄禅师竖起拂子，僧人便喝斥，义玄禅师便用拂子打他。又有僧人问：

　　“如何是佛法大意?”义玄禅师便竖起拂子，僧人便大声喝斥，义玄禅师也一起喝斥。前一个僧人问佛法大意，义玄禅师竖起拂子，意在告诉他佛法大意需要自己亲自证悟，而不能用言语说出，僧人不明禅师之意，便以喝斥来对待，所以，义玄禅师就用拂子击打，再次启发他；而后一位弟子明了禅师之意，所以也发出喝斥，义玄认为第二位学人的喝斥是明白佛法的深意，所以便与他一起喝斥，表示认同。师徒之间充满机锋的话语也好，还是以棒喝的方式来教化弟子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破除弟子对文字的执着，从而心向内求，内证自悟。

　　二、不离文字

　　禅宗虽主张“不立文字”，但是禅宗要传播和发展还是离不开文字的。如果没有语言文字作中介，我们也无从知道中国佛教的历史，更无法知道禅宗史上的高僧大德和与其相关的公案故事。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见到浩如烟海的禅宗典籍，都是通过文字记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的。如果脱离文字的媒介作用，禅宗作为教派也不能存在和延续。

　　禅家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不是否定语言文字的能指作用，而是认为语为义指，语非为义，力图突破语言文字的局限，不执着于语言文字来理解佛法，即所谓“言语道断，而未始无言。心法双亡，而率相传法。有得兔忘蹄之妙，无执指为月之迷。”据《五灯会元》卷一载：尼无尽藏者，常读《涅槃经》。师(指慧能)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六祖慧能)曰：

　　“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 “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

　　“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试设想，如果没有语言的中介和个体主体意识的积极参与，慧能何由听了《涅槃经》后而悟其义?慧能虽不识文字却能悟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要语言文字，只是领悟妙理与文字无关紧要而已。慧能大师在《坛经》中明确表示：

　　“著空即惟长无名，著相惟邪见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语言除故。”他认为言语就是文字，指出“不立文字”不是不要言语，

　　“不立文字”的实质是不执著于文字，即不被文字所束缚，而不是不要文字。

　　事实上，禅宗祖师在接引弟子时，不论是以禅机的方式，还是以棒喝的方式，其中都少不了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翻开禅宗代表典籍《五灯会元》、《祖堂集》、

　　《景德传灯录》、

　　《碧岩录》，其中所记载的禅宗祖师教化弟子的法语、公案，以及所传授的心法，无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如《五灯会元》卷五“丹霞天然禅师”所载：丹霞天然禅师在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一次遇到一位禅客。禅客问他到哪里去，丹霞说：“选官去。”禅客说：

　　“选官哪里比得上选佛。”丹霞问： “选佛应当到哪里去?”禅客说：

　　“现今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出世，他那里是选佛之场，你可前去向他学习选佛之法。”丹霞禅师于是放弃了科考，直接前往江西。这则选官与选佛公案，在禅宗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禅宗史上著名的公案。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丹霞禅师圆寂千年之后，仍然知道关于丹霞禅师的公案故事，这是与文字记载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不仅是历代禅师接引弟子，上堂说法离不开文字，即使是佛陀当年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传心法给迦叶尊者，—同样说了“吾有正法眼藏……咐嘱摩诃迦叶”等话语。在中国禅宗史上，从不出文记的早期禅师到“不立文字”的慧能，实际上都留下了施化设教的方便法门。入宋以后，崇尚“不立文字”的禅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现了大量的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评唱。但禅宗文字所要表达的是禅意、禅境或禅味，因而即使是文字禅，也往往是借助诗歌偈颂或其他一些含蓄的语言“绕路说禅”来体现的“不说破”原则，

　　目的仍然是引导人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心法。

　　禅宗在立了许多文字，讲了许多道理之后，便特别需要用种种方式来不断指出其本身旨意不在文字，即不能执着文字，不能用它们去真正言说、思议和接近那真实的本体。所谓“不立文字”，只是反权合道。因而慧能灭度前唤门人嘱咐说：

　　“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於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即所谓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在对立的两极间不断往返，体悟双方关系中的特殊意味，以中道之义宋消除极端和对语言的执着态度，表达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和感情，领会那种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的境界。实际上，禅宗中也不乏潜心研读，精通经论之大师，宋释惠洪撰《题宗镜录》说：

　　“彼独不思达磨已前，马鸣、龙树亦祖师也，而造论则兼百本契经之义，泛观则传读龙宫之书。后达磨而兴者，观音、大寂、百丈、断际亦祖师也，然皆三藏精入，该练诸宗。”他认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即使在近现代，也有许多禅门巨匠，都曾经闭关阅读过藏经。特别是在末法时代的禅宗学徒，由于根性陋钝，依靠经教的学修来达到悟道的目的，还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不管禅宗的不立文字也好，不离文字也罢，其最终目的都是让禅宗学徒破除对语言文字的执著与束缚，借助文字的媒介作用，扫除学人的情思妄见，达到明心见性的最高境界。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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