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耿敬)

　　《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20周年纪念集（二）》2009年

　　近代佛教教育，可分为两系，即以出家僧众为主体的僧教育，和以在家居士为主体的佛学教育而兼僧教育。

　　一

　　新式僧教育的兴起，最初曾遭到佛教界内部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最早计划开设新式僧学堂的是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风。其计划得到高僧敬安的支持，敬安还亲赴白衣寺相助。但此计划亦遭佛教守旧势力的阻挠,最终因松风被哑羊僧谋害而未能成功。同时,力主兴办新学的湘僧素禅也被谋害。1903年释笠云在日本曹洞宗水野梅晓的协助下，于湖南长沙开福寺兴办了僧师范学校,为新式僧学堂之嚆矢。1906年释文希在扬州天宁寺创立了扬州僧立普通中学；月霞和谛闲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在南京三藏殿开设了江苏僧师范学堂。此为僧教育之张本。为了解日本佛教教育之盛,文希又准备赴日考察，守旧势力遂趁机密告于清廷,诬陷文希勾结避难日本的革命党人。文希被捕入狱,其所办学堂亦被扼杀。

　　但新式僧教育的发展是无法扼止的。1906年因敬安上书，清政府明令准许各寺院自办教育之后,各地新式僧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设立。1907年觉先在北京广设小学,僧俗兼收。1908年敬安在宁波创办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各一所。

　　为举办僧教育，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僧教育会。1907年觉先在北京创设僧教育会,1908年宁波僧教育会成立，敬安为会长，江苏也成立僧教育会，举办初级僧师范学校,后来佛教界又发起宁苏皖赣佛教学务总公所，教育部饬令改名为僧教育总会。

　　这些僧教育会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养僧众人才，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辅助国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县各自为政地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那些受政府明令所组成的各地僧教育会规定，设会长二人：一是当地德高望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乡绅，而乡绅不一定是佛教徙。教育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全国佛教界于上海召开会议，在僧教育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国佛教总会，公推敬安为首任会长。大会通过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章程规定，除保护寺产之外，总会还计划开设各宗专科大学、中学、师范小学以及励行慈善事业等。

　　1915年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其中第五条规定,各寺庙及自立学校,但其课程于佛教经典外，必须授以普通教育，并在第十五条中对寺立学校的讲法宗旨、方法、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样，佛教教育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具有了近代气息。此后建立起来的寺立学校，大多僧俗兼收，并仿照世俗学校来办学，增添了不少普通教育的内容，使佛教教育的风气为之一变。

　　同时,佛教大学及各宗专科学院也相继建立。其中较著名的有月霞1914年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的专研华严宗教义的华严大学；谛闲1918年于宁波双宗寺创立的专研天台宗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太虚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设有俱舍、唯识、因明、三论以及佛教各宗派源流等课程；慧泉1925年在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太虚1932年在重庆建立的汉藏教理院等。此外，全国各地佛教组织和一些著名寺院，也办有各类型的佛学院，如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法源寺的中华佛学院、瑞应寺的中国佛学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徽佛学院、湖南宁乡的伪山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镇江的焦山佛学院和竹林佛学院、苏州灵岩山佛学院、常熟的法界学院、泰县的觉海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天宁寺佛学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法藏寺佛学社、楞严专宗学院、福州涌泉寺的鼓山佛学院、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等。武汉还建有佛学院女众院、菩提精舍、正信会女子研究部和八教学院等四所女众教育学院。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先后培养了一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然而，标志着近代佛教教育最高水准的，是1922年太虚在武昌城望山门内千家街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太虚一生从事佛教改革与佛教教育，他主张通过佛教学校培养僧才，移寺产为教育之用，重视佛教教育的现实性。武昌佛学院的创办正是贯彻了他的这些主张。

　　武昌佛学院的性质是大学。先办修学、随习二科，修学科为专修性质，学制三年，第一期学僧即达80余人；随习科以半年为一期。1924年改修学科为大学部，另设研究部，体现了学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特点,并附设了佛学女众院学院的入学资格要求：（1）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2）身体健全品性端正者；（3）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五戒三皈依者；（4）曾习教典文理清通者；（5）发心求法济世誓愿不退者。

　　凡入学者皆需经考试及察验，方法有：（1）口头问答；（2）发誓愿作文；（3）入院共住两星期,察验其品性行特。通过此三者方可入学。

　　其课程设置因受近代教育影响，而体现了融贯各宗、内外之学的近代佛学特征。课程中除讲习佛教各宗教义源流外，还开设了因明学、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国佛教史、中外哲学、西洋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梵文、藏文、英文、日文等。在教师配备上，除太虚等僧人教授外，还延请原北京大学教授数人。这种僧俗构成的教师配置，也是太虚的一大改革。除学习外，还规定修持时间。由此可见，武昌佛学院是以融贯中西，不拘宗派，戒、学双修为其特色的。

　　学僧完成学业或毕业时，必须经过考试，主要有三种：（1）临时测验,此无定期,由讲师、教授各就所讲功课,随时抽问；（2）学期考试,考试时将各科考分与临时抽测各科积分平均分,合并折算；（3）毕业考试,将各科考分与各学期各科积分平均分，合并折算。毕业时按分数等级授与证书,并呈报教育部、内务部存案。

　　此外该院对于本院管理人员及僧众日用都有着一整套严格规约，大致是仿照寺院清规而定,以体现其佛教本色。

　　武昌佛学院从1922年创办至1926年因北伐战争停办，其间培养了一批僧伽人才，其影响之大，奠定了近代僧教育的基本方向，成为近代僧教育的楷模，以后所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等，大多是依该院的办学精神。武昌佛学院为近代僧教育的推广，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在家居士是推动近代佛教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最早由居士创办的佛教学校，大概是由彭绍升与汪缙所共立的建阳书院。然而对近代佛教教育兴起贡献最大的，当首推杨文会居士。

　　1866年杨文会先约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资，在南京设立一所金陵刻经处。1897年他又将自己的延龄巷住宅捐赠给刻经处公用，作为永久性流通处。刻经处原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典460种、3320卷，直到杨文会逝世,已刻齐五分之四。杨文会的刻经事业推动了近代刻经业的兴盛，此后刻经之风遍及各地，这便使佛教典籍得以大量流通，提供了大量读本，由此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

　　杨文会自学佛始，就深感当时僧人多缺乏佛教知识，应急需开办佛教学堂来培养佛教人才。他的办学思想非常明确，主张中国佛教必须紧随世界潮流，以佛教之资兴办佛学，兼习新法。认为佛教学堂可分内外两班。在办学之前,他先撰写《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提出“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兴办佛学堂，学制各为三年、九年学成。其中初等学文理与浅近佛经，三年学成后准受沙弥戒；中等学经律论，三年学成后准受比丘戒；高等学深奥佛经与教律禅净等专门之学，三年学成后准受菩萨戒、换牒，并把开设僧尼学堂作为近代佛教教育发展之策。他还编写了《佛教初学课本》，把佛教基本教义与教史采用“三字经”的通俗方式表现出来,并作《佛教初学课本注》，以供初学者之用。外班即为佛教寺院主办的社会教育，旨在扩大影响。

　　1903年杨文会正式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堂“祗洹精舍”，把自己的主张贯注于其中。他因材施教，诸宗兼顾，内外学并重。亲自讲授《大乘起信论》,还延请谛闲讲台宗,曼殊教梵、英文,保庆名士李晓礅教国文。由于他不拘一格，鼓励各人依性之所好，钻研一门，因而其学生多各有所长。谭嗣同善于华严，桂伯华深研密宗，黎端甫长于三论，章太炎、孙少候、欧阳渐、太虚等均擅长唯识。祗洹精舍最终因经费短缺，只办了两年而告停办。

　　在杨文会兴办佛学教育的推动下，居士佛学教育有了新的进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2年欧阳竟无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与太虚都曾受业于杨文会，两人一为僧界领袖，一为著名居士，皆主唯识，并融贯各宗、内外之学。两人分别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为当时的僧界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佛教和佛学研究人才，这两座佛教大学的创办，标志着近代佛教教育发展的旺盛期。

　　欧阳竟无于1918年开始筹建内学院，1922年正式成立，始行授课。欧阳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他主张学必有为而发，而用在利他，为弘扬佛学，培养佛学人才。内学院的办学原则是讲学与刻经并重。学院设立学、事两科及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其中事科设阅经社、经像图书馆、讲演所、流通处、行持处、译经场、传教团等,主要在于编印佛典,以便流向社会。学科设中学、大学（又分补习科、预科、特科、本科,本科又分设法相、法性、真言三门）、研究（又设正班和试学班）、游学。这是一套完整的学制设施,其学科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无大差别,这是近代佛教教育在学制上的一大改变。这套制度都呈报内务部、教育部备案。

　　学院虽根据不同学历对学生入学有详细规定，但学院章程第一条所提出的“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曾引起佛教界各方之非难。

　　学院规定修业年限中学部四年，大学部补习科一年、特科二年、预科二年、本科三年,研究部不定。

　　考试分学科考试与毕业考试，均以60分为合格，各部修业或毕业考试合格者,发予毕业证书,并呈报教育部备案。

　　学科设置中学课程以修身、内典、国文、英文等四科,占三分之二学时，其余算术、代数、生物、植物、物理、化学、文学及中外地理,占三分之一学时,音乐、图画、手工等随意开设。大学部与研究部,除习各宗要义、源流外,还设因明学、律学、心学、佛法美术学、印度哲学、中外哲学、佛教史学、中国古文学及梵、藏、英、日文学等。重心在瑜伽系学说上。研究部专究学科不限。

　　1927年至1930年,吕澂主持内学院教务工作。1943年欧阳竟无逝世,吕继任院长。他在教学上,承继欧阳办学精神,建立了佛学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讲习体系,要求对佛学作系统研究,这也成为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内学院采取了讲演、讨论和指导研究的讲学制度，后改为指导自习。此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学生有汤用彤、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等,皆是近代佛学研究的栋梁。

　　除内学院外,居士所办的佛教大学还有法相大学和三时学会。法相大学成立于1925年,是支那内学院第二院,由王恩洋居士主教,出家学僧颇多,其宗旨是培养佛教师范人才。三时学会是1927年由韩清净居士在北京创办的,是一所研究唯识法相的专门学府。

　　三

　　交相辉映的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使近代佛教教育走向极盛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佛教教育也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北地区局势动荡，佛教教育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自1932年起,柏林教理院及中华、拈花、弘慈、弥勒等佛学院相继被迫停办。太虚倡办而发起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也从柏林教理院迁往南京佛国寺。随着局势日益紧迫，许多佛学院被征借,如法源寺中华佛学院址被北平市粮食委员会借作屯粮仓库。在“华北危机，中国危机”形势下，这些佛教教育是难以为继的。

　　随着战争阴云笼罩到华东、华南、华中,许多佛学院或被迫停办，或转移到大后方。厦门闽南佛学院一度停办，镇江玉山、竹林两院关闭，支那内学院从南京迁往四川江津，武昌世苑图书馆（原武昌佛学院）转至重庆；绝大部分的中小佛学院校或停办或中止。20年代极盛一时的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就此趋向衰落。

　　不过，中国僧众们仍旧尽心竭力地苦心经营着仅存的佛教教育事业，并努力开拓新的事业。1934年法尊代理汉藏教理院长之职。之后,在太虚弟子苇舫、尘空等的协助下，整理院规，筹划教务，使该院得以稳定发展，作为世界佛学苑一分院，成为太虚世界佛化构想的一个基地。汉藏教理院作为抗战时期发展最盛的佛学院，招致沦陷区大批学僧前来求学，由此培养出如印顺、正果、演培等一批杰出的佛门栋梁。

　　内学院迁至四川后，改名为内学院蜀院，因绌于经费，规模只得缩小，赖王恩洋等人的尽力捐助，才得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持下来。

　　相比之下，沦陷区的佛教教育更是举步维艰。一些佛教院校或与气焰嚣张的日僧虚与尾蛇，尽力周旋，或争取同情中国佛教的日僧之帮助，才得以维系、支撑,间或亦有新办者。这些处于沦陷区而残喘生存的佛学院有青岛湛山佛教学校、上海法臧寺的法藏学院、玉佛寺上海佛学院、镇江焦山佛学院、泰县光孝佛学院、南京栖霞山律学院、北平大乘佛教弘化院、温州仙岩寺东南佛学院等。

　　在近代佛教教育徘徊于低谷之际，亦有部分僧人尽心竭力投身于复兴佛教教育，创办新学。

　　1938年太虚在云南昆明筹建云南佛学院，任院长职，并遣留学缅甸的学僧至芒市开办佛化小学。太虚弟子慧海前往贵州佛学院任教，并参与创办贵州大觉佛学院。在湖南,灵涛、明真等创办有衡阳罗汉寺佛学院。在西康（今四川西部）,曾书枢在刘文辉支持下创办了汉僧留学院。在陕西，朱庆澜、康寄遥先后创办了西安大兴善寺佛学养成所、慈恩寺慈恩学院。慈恩学院转至兴教寺后，太虚任院长职，并在此基础上于1944年开办了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学院。心道也在西安创办有兴善佛学院。1942年王恩洋应廖泽舟之邀于四川内江圣水寺创办了东方佛教院,后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抗战中在四川坚持开办的主要佛学院还有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成都十方堂四川佛学院、什邡华西佛学院、峨嵋佛学院、四川莲宗院、金堂大云佛学院、开县大觉佛学院等。西南、西北维系不坠的佛教教育为抗战后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在沦陷区内，也有新的学院创办。如上海佛学院就是远尘、震华于1942年筹建的。该院原拟逐步办成一所高级佛学院，无奈绌于资金，只能招收30余名学僧，课程仅相当于普通中学,难以扩展升格。反而，若不是多方奔走筹措经费，该院亦难免夭折。

　　抗战胜利后，中国佛教近代化进程得到恢复的希望，同时也激发了佛教教育事业的复苏。上海相继新创了由圆瑛主持的楞严专宗学院，与太虚主持的静安寺佛教学院。两所学院，课程设置较齐全，教学内容亦转精深。在社会教育方面，太虚在重庆创办大雄中学，兴慈于1946年创办慈光补习学校，1947年又创办了兴慈中学，附设学僧班。1946年陈静涛在香港创办了中华佛教义学。

　　然而，不断的内战，使得刚刚出现的佛教教育恢复的契机，再次丧失。楞严专宗学院只办完一期便草草结束。静安寺佛学院和1945年创办的武林佛学院，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终究未能再现其辉煌。

　　近代佛教教育是在一个变革动荡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存在弊端和不足是必然的，是在所难免的。比如，因一些佛寺教产不肯用于正当的佛教教育，致使佛学院常困于经济而不能维持长久，动辄中止，使得学僧常一聚而散，一曝十寒，不能作长时间的修学。其次,因各佛学院开办的动机及其目的各有差异，从而自行其事，造成僧教育无系统和统一制度。同一学院内，今天讲天台四教仪，明天讲贤首五教仪，今天做修持，明天又做水陆，不同学院间，甲校讲五蕴百法，乙校讲百法五蕴，丙校讲唯识俱舍，丁校讲俱舍唯识，全无统一标准。复次，缺乏统一的佛学教科书。初学、中学、大学各应读什么？没有统一规定的教科书。虽然善因编了几册教科书，武昌佛学院编译了几本讲义，再加上杨文会的“三字经”，终究还是凤毛麟角，无法满足佛教教育之用。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佛教教育是适应近代社会变迁，顺乎佛教近代潮流应运而生的。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从而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