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思想研究：略述慧能《坛经》禅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释光明)

　　本文拟分四部分：一、慧能生平，因乏新出史料，姑采通常说法；二、《坛经》版本，以敦煌本为最古或最近原本，故本文以此为据展开论述：三、《坛经》禅学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强调“自力”、“自悟”，着重指出其理论基础为“真如缘起论”与“佛性论”：四、《坛经》禅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安定社会，平衡身心，面对现实，迎接挑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迪作用。以下分别述之。

　　一、慧能生平

　　慧能(638~713)，敦煌本作“惠能”，唐代僧，我国禅宗第六祖。号六祖大师，大鉴禅师。祖籍范阳(今北京大兴、宛平一带)，俗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广东云浮辖地)。据《坛经》(敦煌本或作“《檀经旷)行由晶载，其父早亡，家贫，常鬻薪以奉其母。一日负薪至市，闻客读诵《金刚经》，心即开悟，时五祖弘忍住蕲州黄梅之东禅院，法席甚盛。师乃前往拜谒。五祖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师答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对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惊异其禀性非凡，遂使入碓房舂米，历八月。一日，五祖令众人各述一偈以传衣授法，上座神秀遂于壁廊书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镱台。时时勤拂拭，莫(勿)使有尘埃”。师闻之，谓此偈未见本性，遂请一童子，代于壁间书二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非)台，佛性常清净(通行本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惹)尘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五祖闻之，识其为真能传大法者，乃夜召师入室，潜授衣法，并遣其连夜南归，隐于四会、怀集之间。仪风元年(676)，至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遂依之出家，受具足戒。翌年，移住于韶阳(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顿悟法门。与神秀于北方所倡之渐悟法门相对，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其弟子法海将其教说集记成书，名《六祖法宝坛经》，盛行于世，为后来禅宗之宗经。后应剌史韦据之请，于大梵寺树立法幢，未久回曹溪，弘布大法，道俗归祟。神龙元年(705)，中宗派遣内使薛简召师至京，师称疾固辞未往，帝乃赐摩衲袈裟及绿钵等物，并敕改宝林寺为“中兴寺”。三年，更赐“法泉寺，，额。师又曾舍宅为国恩寺，先天元年(712)，命门人于寺内建立报恩塔。翌年七月，返国恩寺，八月示寂，世寿七十六。师肉身不坏，迄今仍存曹溪南华寺。宪宗时谥号“大鉴禅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年中(976、983)加谥“真宗禅师”；后由仁宗谥号“普觉禅师”，神宗谥号“圆明禅师”。遗录有《六祖坛经》一卷，《金刚经口诀》等。师之嗣法弟子四十余人中，以菏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等最著，开后世临济、曹洞等五家七宗之禅。由六祖慧能开创的中国禅宗，于今则几乎传遍寰球，参禅之风，正方兴未艾也。

　　二、《坛经》版本

　　六祖《坛经》初由法海集录师之语要，后人多所增损，未能见祖意之真貌；有关《坛经》之版本，于唐代慧忠国师之时，已有改换之伪本，后于辽国，遂焚弃本书。距慧能去世一百余年，有唐僧惠昕改编之《坛经》。其次，是未署编撰人的所谓《曹溪原本坛经》，后经北宋契嵩校订，郎简作序，亦颇流行。至元世宗至元年间，有德异、宗宝二人，探求古本，删定正讹，刊行于世，即为今通行之(坛经》，六祖教说之称为《坛经9，据夹注辅教编卷六坛经赞题注载，初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鐾禅师于韶州大梵寺开演东山法门，后因尊敬大鐾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弟子集大鐾之说，因而称为《坛经》。为我国撰述之佛典中惟一称“经”者。乃后人尊敬六祖所说之法，故称之为“经”。本书为禅宗最主要之思想依据，书中所强调的“顿悟”、“见性”、“无念无相无住”等观念，于我国佛教史与思想史、文化史上皆为扭转乾坤之关键。然言其对传统佛教为革命则显夸张，若视之为改良，则较为公允(详说见后“禅学思想”部分)。从上述情况可知，自慧能去世后不久，《坛经》即遭改换、改编等，后来大家研习的都是经过人们整理过的本子，最早慧能说法而由法海集记的原本，从来没有被人追踪而予以认定。由此可见，慧能的禅法思想还没能给人们以正确的认识。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出现了唐五代写本《坛经》，这是一椿重要发现。但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始终没有人对之加以认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间，原因是没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坛经》流传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后人加工的，从内容审之，它应该就是从敦煌这样本子增补而来，文采是增加了，错衍是没有了，说法更为圆融，增加了经典的份量。他主张由参悟而达到解脱的境界，是不主张立文字的。我们不要把他的说法内涵要求极其圆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敦煌本《坛经》经印顺、郭朋、杨曾文、潘重规、周绍良等学者校订，从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比较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敦煌所发现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记的原本或最近原本(印顺法师认为敦煌本已非《坛经》原型，然而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又谓其记载慧能事迹，最为古朴云云)，在学术界、佛教界有识之士中，殆成定论。

　　三、《坛经》禅学思想

　　过去及时下，谈论慧能禅学思想，俱依宋以后整理之《坛经》为据，文章甚多，各有妙义。余编述此文，拟以敦煌本《坛经》为据，窃以为欲了解慧能本来的禅学思想，则舍敦煌本无由，断然也。

　　本来，按照佛教的传统教义，只有教主佛陀所宣说的，才能称之为《经》，所有弟子们(无论是大乘的“菩萨”还是小乘的“罗汉”)的著作、言论，都只能称之为《论》，而决不能称之为《经》，至于中国义学者们的著作，堪称为《论》的已经不多，更不要说称之为《经》了。惟有慧能的这部讲录，称为《坛经》(这在佛教史上——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说的“法”，既然称《经》，那就意味着“说法”的人，也就是“佛”了。《坛经》第三十七节慧能于大梵寺“说法”完了，将归曹溪，信徒们“无不嗟叹：岭南有福，生佛在此!”便反映出，当时参与大梵寺“法会”的人们，都把慧能当作“佛”看待了。于此也就可以想见慧能其人和《坛经》其书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坛经》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价值和影响，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非常的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本来，传统的佛教教义，是以“众生”(即一切动物)为本位的，在佛教看来，人，无非也是动物(大而至于猛兽，小而至于昆虫)里面的。一种；传统佛教虽然也有“人身难得”的说法，那也无非是说，在“六道”轮回中，生在“人世”是不容易的，至于说到人的价值，终究也不过是“众生”(动物)里的一份子。而慧能，却能打破这种传统，在《坛经》里大讲人的价值，大讲人的能动作用。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第十二节)、“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尽)在自性”(第二十节)、“一念修行，自身等佛”(第二十六节)，他甚至宣称：“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第三十一节)，所以他提倡人们“各于自身，自性自度，，(第二十一节)。虽然在某些佛经里，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思想，但那也都是讲的“众生”；径直讲“人”能够如此，这是慧能的思想，也是《坛经》的重要内容。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应该说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先驱思想。当然，慧能对于人的肯定，最后还是导向于佛教的彼岸世界，追求出世解脱。但是，就是在追求解脱之道这一点上，慧能也还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佛教的传统教义，在解脱论上，多半都是“他力”论者；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只靠(或者主要靠)“自力”能够得到解脱；他们认为，要想求得解脱，必须祈求佛或菩萨、罗汉们的“加被”(也就是冥中保祜)，祈求佛或菩萨、罗汉们的“救度”、“接引”。这种“他力”论，是对人们的能动作用的否定。慧能，这位中国禅宗的开创者，要向这种传统的思想挑战，他面对这种传统的“他力”论，坚决地说“不”。求“解脱”也不能靠“他力”，而要靠“自力”，要“尽其在我”。就这样，在佛教的解脱论中，慧能提出了这种“尽其在我”的“自力论”，在佛教学说中，恢复了“人”的尊严，突出了“人”的价值。慧能和他的《坛经》之所以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影响，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次，慧能《坛经》的基本思想，大致有两个方面，即世界观上的“真如缘起论”和解脱论上的“佛性论”。这也是佛教“性宗”的通论。所谓‘‘真如缘起论”，“真”谓真实，表示它是最真实不虚的；“如”谓恒常，表示它是永恒而无有任何生灭、变易的。世界上(还有“出世”的)一切，都是由它“变现”的。“无不从此法界流”，宇宙万有，所有一切，无一不是“从此法界”(真如)中所“流”出。所谓“真如缘起”，也就是说，以“真如”为“缘”(这里，“缘”，乃基因、内因一根据之义)而生“起”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第十七节)一慧能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无念法”，是在“真如”与“念”的关系上讲“体”、讲“用”，但是，他既然明确地讲了“真如是念之体”，那也就表明了，“真如”是本体。而特别重要的，是“念是真如之用”这句话。“真如”也能起“用”，这正是“真如缘起论”者的观点。正是“真如”也能起“用”，所以才能以它为“缘”而生起宇宙万有，世界一切。“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第二十节)一这是标准的“真如缘起论”的观点。这里的“自性”，是指“真实”的本有体性，也就是“真如”。“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也就是于“真如”中，“万法皆现”。“万法”，指包括主、客体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也就是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是由“真如”所“变现”出来的。慧能还怕人们把这里所说的“自性”，误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主体现象的心、性，所以，他紧接着又说：“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这里的“自性”不是别的，而是“一切法”的“自在”的“体性”。这里的“自在”，不是“自在阶级”、“自为阶级”那种含义的“自在”，这是“逍遥自在”、永无束缚的意思。“一切性”的“自在性”，也就是宇宙万有的真实体性，也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表面的含义，是“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之一，而其实，这种“法身”，乃是一种“理体”一理性化的本体，归根到底，也就是“真如”。在这里，慧能明白地告诉人们：他所讲的能“现”“万法”的“自性”，不是别的，就是“法身”，就是“真如”。所以，“于自性中，万法皆现”的八个字，言简意赅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慧能禅学的“真如缘起”论观点。那么，·性本“清净”的“真如”(佛性、法身)，怎么又能够变现出世界“万法”来了呢?“自性常清净，(如)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不能了见。……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第二十节)，“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第十八节)，“……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第十七节)。原来，自性清净的“真如”，本来是无形象、无生灭的，是“寂灭无为”的，只是由于为“妄念浮云”所“盖覆”，也就是为“无明”烦恼所“熏染”，于是乎，“一切”主(“妄念”)、客(“尘劳”)体世界(也就是世界“万法”)，便“从此而生”了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性本净”的“人性”。但从字面上看，仿佛慧能也是在讲“人性”。其实，这里所谓的“人性”，与一般哲学上的“人性论”的“人性”，含义是不同的。这里所讲的“人性”，不是指人的本性，而是讲的“自性”、“体性”，而是讲人所具有的“佛性”，从世界观的角度说来，也就是“真如”、“法性”、“实性”等等。所以，“人性本净”，同“自性清净”一样，都是讲的“真如”体性，本来清净。    ·

　　所谓“佛性论”，就是说，慧能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谓“佛性”，就是成佛的根机，成佛的可能性。慧能初次同弘忍见面时的那段对话，清楚地表达了慧能是一个标准的“佛性论”者。弘忍认为(也许是故意的试探慧能)，岭南人怎么能作佛。慧能便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岭南人怎么就不能作佛。再有，他那首“得法偈”中的“佛性常清净”的偈语，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佛性”论思想。此外，《坛经》里还说：“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第二十六节)，“悟此法者，……即见性成佛道”(第二十七节)。“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第三十节)，“……一悟即知佛也”(第三十一节)，“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第三十一节)，“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  自性悟，众生即佛”(第三十五节)。所有这些，都是“佛性论”者的思想。所谓“若识本心，即是解脱、”，也就是“若识本心”，即得“成佛”。因为，在慧能的思想里，“解脱”，就意味着“成佛”；也只有“成佛”，才算是“解脱”。

　　世界观上的“真如缘起论”同解脱论上的“佛性论”，其实也就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作为世界本源来说，叫做“真如”；而从作为“众生“成佛的根基说来，它又叫做“佛性”。一个观念，场合不同，角度不同，因而也就有了两种(其实远远不止两种)不同的称谓。这种“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思想，既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把握住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坛经》的中心内容。

　　慧能《坛经》的中心内容有二，一是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二是授无相戒。前者文繁，今先说后者。无相戒，意即“无相”之“戒”，“无相者”，即是“于相而离相”。因此，所谓“无相戒”，即是教导人们，对佛教戒律，要“·离相”，而不要“著相”，要掌握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不要拘泥于陈规，应以法为师，适变顺时。长期制约中国佛教发展的因素，是对佛制戒律的认识问题，不是方向目标上的问题——例如“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间净土”的口号提了许多年，到底它们的内容是怎样的，应该怎样落实，谁也讲不清楚，这是当代中国佛教最荒诞的现象。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除前所述外，还有慧能大师特别的定慧观、净土观、功德观、世出世间观、直心行正无诤的正行观、三十六对法观、无念无相无住的宗旨观等内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后当于它文述之。

　　四、《坛经》禅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在整体上处在一个科技进步化，信息自动化，生活物质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充分享受因科学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与满足，但是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传统理想主义思想文化后继乏人，伦理道德水平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令人忧虑的局面。对中国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人们的理想信念缺乏模糊，伦理道德悄然滑坡，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社会上不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人们的正确崇高的思想观念也有待重新建立和提高，总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加速改变的社会，原有的那种慢节奏、家庭式的小农经济，以及那种大锅饭，铁饭碗体制下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被快节奏取代，思想观念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与时俱进，而对生活在这个世界和转型期社会的人们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由科学技术解决的，有的东西科学技术也无能为力。而且文化颓败的结果就是缺少崇高的价值观念与人文关怀，思想的混乱多元，使人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身心疲惫，不知何去何从。在这种情况下，人<r1纷纷走进寺庙等宗教场所，阅读经典，礼拜圣像，祈求身心平衡，合家平安，客观上起到了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寺庙等宗教场所成为喧嚣尘世的一方净土，宗教经典(如(坛经}等)成为热恼人生的一剂清凉散。

　　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愈演愈烈，银行倒闭，房市、股市崩溃，工厂停工，失业人数剧增，造成近百年来空前的危机与动荡，其剧烈程度之所以超过上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广——我们人类虽然在交通、通讯、经贸等方面具备了全球化的条件，但是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则离全球化观念甚远，这种矛盾是需要本世纪人类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宗教家们好好思考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行为、道德准则——其内容需从数千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包括宗教——佛教、禅宗等)中汲取。全球化应为全体人类谋福利，而非成为少数国家或集团成员攫取权力与财富资源的说辞。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如古希腊、印度、中国的思想——当然包括佛教、禅宗的思想)必须得到继承、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根本保障。否则，全球化只会令世界愈加分崩离析，人民愈加隔膜对立。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两千年演变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禅宗又作为中国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派别，自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社会作用。我认为，在当代主要表现在与社会主义能够相适应，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伟大目标有所启迪方面。这方面的论述，文章颇多，兹不赘述。

　　中国禅宗的开创者——慧能之禅，朴质无文，不加缘饰，径直提倡“明心见性”，亦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坛经》的理论基础是“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思想。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慧能禅学思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能动性，这也是中国古代理想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前节已述)。慧能《坛经》所表达的禅学思想、修行方法，对后来佛教禅宗各流派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以深刻影响，同时，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民俗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走向全球化之时，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慧能其人及其《坛经》所表述的禅学思想，必将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

　　从两千年前始，印度佛教分别从南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给中国社会上下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所谓“夷夏之辩”，佛教也经历多次废兴，但最终被中国文化“大而化之”，这与慧能等佛教大师对印度佛教改良革新是分不开的。同样，近百余年来，以迄于今，强势的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各种思潮泛滥，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了有史以来更大的冲击，我们能不能借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创造性地将西方文化“大而化之”，中西互补，建设创新型的各项国家制度，以取最大利益呢(如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文化”系统工程)?使中国超汉越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人类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历史予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光荣使命。我们佛教徒也是重任在肩，责无旁贷的。

　　广东在历史上，随着中原战乱，士人南迁，先进生产力、文化传入，成为海滨邹鲁；随着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商旅往返，佛教传入(如达摩祖师于梁代至广州肇建西来庵——今华林禅寺等)，又成为岭峤法窟；近现代以来，又成为重要通商口岸，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洗礼；改革开放之初，开风气之先，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人民思想活跃，行事敢于争先，在我们改革开放中自然处于龙头地位。改革开放迄今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年前，广东省社科界有识之士，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从而引出“珠江文明”的新颖提法，并将六祖慧能列为代表人物之一，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广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现经济文化并重的战略部署。现在，新一届省领导班子，又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创新思维，将珠江三角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高副加值产业转化的目标，正是其时(加上近期农村新土地政策，扩大内需，将大大减小美国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慧能是中国的佛教改革家，不唯经，不唯圣，创造性地将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禅宗，影响深远。可以说，慧能是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典范。记载慧能禅学思想的(坛经》是中国佛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瑰宝，辞约旨远，值得我们深入研讨：而慧能大师勇于承担，敢为人先，将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的创新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借鉴的。慧能其人及其《坛经》所表达的禅学思想，对我们佛教界人士，对党政各级领导，乃至普罗大众，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慧能《坛经》也情有所钟的原因吧!

　　由广东省佛教协会和云浮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新兴县佛协、国恩寺承办的“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即将隆重举行。期间，教内外学者、诸山长老、大德居士将深入研讨禅宗六祖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献计贡言，省佛协会人索稿于余，欣然应允，故编述此文，聊以塞责，尚祈大方之家有以正之。